如果沒有公立教育機構，那麼沒有某種需要的任何體係，任何科學都不會講授，即是說，時代環境沒有使得必須學習，或便於學習、或至少是使學習成為風尚的東西都不會講授。一個私人教師去講授一種過去雖認為有用的科學但今天已經是破產的和陳腐的體係，或一種普遍相信是無用的，隻不過是一大堆詭辯和胡說的科學，他是得不到好處的。這種體係，這種科學，不能在別的地方存在，隻能存在於這樣的教育社團中，它們的繁榮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依存於它們的名聲，完全不依存於它們的勤勉。假如沒有公立教育機構，一個具有勤奮精神和能力的紳士，在受過時代所能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課程以後，在進入世界時不會對成為紳士和世俗人士的普通談話題目的一切事情毫無所知。
女子教育方麵沒有公立機構，因而在女子教育的普通課程中沒有無用的、荒謬的或不合理的東西。教她們的隻有她們的父母或監護人認為她們必須學習或學了有用的東西，沒有別的東西。她們的教育的每一部分顯然都有某種用處，或是改善她們的體態的自然吸引力，或是形成她們的謹慎、謙遜、貞潔和節儉的性情，使她們可能成為家庭的主婦，或在成為主婦後行為適度。在她生命的每一部分中，一個婦女感到從自己教育的每一部分獲得了方便或好處。很少發生這種事情：一個男子在自己生活的每一部分從自己教育的最費力最麻煩的部分獲得了任何的方便或好處。
可能有人要問：國家對人民的教育不應給予注意嗎？或者說，如果它應當給予注意的話，在不同等級的人民中它應當給予不同部分的教育是什麼？應當用什麼方式去給予注意？
在大多數場合，社會的狀態必然使大多數個人處於這樣的境地：在他們中間，不必政府注意，能自然地形成國家所要求的或能容許的幾乎一切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場合，社會的狀態並不使大多數個人處於那種境地，必須由政府給予其某種注意，以防止大多數人民幾乎完全腐化和墮落。
隨著勞動分工的進展，大部分以勞動為生的人也就是說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僅限於少數非常簡單的操作，常常隻是一種或兩種。但是大多數人的理解力必然是通過他們的普通職業去形成的。整個生活用來從事少數簡單操作的人，這種操作的效果或許總是一樣的或幾乎是一樣的，他就沒有機會去發揮他的理解力，或發揮他的發明才能，找出克服所遇到的困難的辦法。因此，他自然喪失了發揮這種能力的習慣，通常變得像一個人可能變成的那樣駑鈍和無知。他們精神上的無感覺狀態使得他不僅不能領會或參加任何合理的談話，而且也不能懷有任何寬宏、高尚或溫和的感情，因而甚至不能就許多私生活方麵的普通義務形成任何正確的判斷。對於他的國家的重大廣泛的利益，他完全不能判斷；他同樣也不能在戰時捍衛他的國家，除非采取特別費力的辦法去使他做到這一點。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自然消磨了精神上的勇氣，使他厭惡士兵的不規則的、不確定的冒險的生活。這種單調性甚至腐化了他的身體的活動力，使得他除了從事自己的職業以外在任何其他職業中不能奮發地、堅韌地施展自己的力量。這樣，他在自己的特殊行業中的熟練，是靠犧牲他的智力的、社會的和軍事的才能獲得的。但在每一個進步的和文明的社會，這是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民必然會落到的狀態，除非政府設法去防止它。
在通常所稱的野蠻社會即獵人和牧人的社會，情形就不是這樣；即使是在製造業改良和對外貿易推廣以前的初級農業狀態中的農民的社會也不是這樣。在這種社會中，每一個人要從事各種的職業，這就迫使每一個人都要發揮他的才能，發明各種辦法克服不斷產生的困難。發明在不斷進行，不會讓心靈落到那種呆滯的駑鈍狀態，這種狀態幾乎使所有下層人民的理解力都不起作用。在所謂的野蠻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戰士，這已經指出過。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政治家，對於社會的利益和統治者的行為能做出適當的判斷。他們中間的幾乎每個人，對於自己的酋長在平時是多好的審判官、在戰時是多好的指揮官，都看得一清二楚。誠然，在這種社會中，沒有人能獲得在比較文明的狀態中少數人有時可能具有的那種改進的精微的理解力。雖然在初級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職業有多種多樣，在整個社會中職業的種類卻不是很多。每一個人所做的或所能做的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任何其他人所做的或所能做的。每一個人都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但是很少有人有很大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可是普通擁有的程度一般足以進行社會的整個簡單事務。反之，在文明社會，雖然大多數個人的職業種類很少，整個社會的職業卻是無限地多。這些不同的職業為少數人提供了幾乎是無限眾多的思考對象，這些人自己沒有特別的職業，因而有閑暇和意向去考察他人的職業。思考如此眾多的對象必然使他們的心思用在無窮無盡的比較和結合上，使他們的理解達到異常程度的敏銳和廣博。但是，除非這些人被置於某種非常特殊的位置，否則他們的巨大能力對於他們自己雖然是光榮的，對於他們的社會的良好治理或幸福可能貢獻很小。盡管這少數人有巨大能力，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人性的所有比較崇高的部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滅得一幹二淨。
在文明的和商業的社會中，對普通人的教育比對具有某種地位和財產的人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後者在進入他們將借以在世界上顯示自己的特殊業務、職業或行業以前，一般是十八九歲。他們在此以前，有充分的時間去獲得、至少是使自己適於隨後去獲得能使他們受到世人尊敬或使他們值得接受這種崇敬的各種成就。他們的父母或監護人一般都非常渴望他們具有這種成就，並且在大多數場合極願為此付出必要的開支。如果他們沒有總是受到適當的教育，那很少是因為缺乏用於教育的支出，而是因為這種支出使用不當。很少是因為缺乏老師，而是因為所能有的老師的懈怠和無能，由於在當前的狀況下難於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老師。具有某種地位和財產的人在大部分生涯中所從事的職業也不像普通人的職業那樣簡單和單調。他們的職業幾乎全都是極其複雜的，用腦比用手多。從事這種職業的人的理解力也很少因為不使用而變得遲鈍。此外，有某種地位和財產的人的職業，也很少是從早到晚束縛他們的。他們一般有很多的閑暇，在此期間他們可在每個有用的或裝飾性的知識部門來完善自己，對這些知識部門他們在生命的早期已經奠定了基礎，或獲得了某種嗜好。
對普通人來說就不是那樣。他們沒有時間去受教育。他們的父母即使在他們的初年也無力養活他們。他們一到能工作的年紀，就必須從事某種能夠賺到生活資料的行業。那種行業一般也是十分簡單和單調的，無須使用理解力；同時，他們的勞動是經常的和繁重的，使他們既無閑暇、亦無意向去從事任何其他的事情，甚至去想這些事情。
但是雖然在任何文明社會中普通人不能受到像有某種地位和財產的人那樣的良好教育，可是教育的最主要的部分，即讀、寫和算，能在生命的早期學會，使大部分預備從事最低級職業的人在其能在這種職業中受雇以前有時間去學會它們。隻要花很少的錢，國家就能方便，能鼓勵、甚至能強迫全體人民必須獲得這些最主要部分的教育。
國家可以在每一個教區或地區設立一所小小的學校來方便這種學習，在那裏兒童隻要付很少的酬勞金就能受到教育，即使是普通勞工也能付得起；老師隻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由國家付給酬金，因為如果他的酬金全部甚至主要由國家付給，他很快就會學會忽視他的業務。在蘇格蘭，設立這種教區學校已教會幾乎全體普通人民怎樣讀，教會大部分普通人民怎樣寫和算。在英格蘭，建立慈善學校也有相同的效果，雖然效果不是那麼普遍，因為學校設立得不是那麼普遍。如果在這種小小的學校中，用來教兒童怎樣讀的書比普通所用的書能更有教育意義，如果用幾何學和機械學的普通原理去取代在那裏有時用來教育普通人的子女而對他們絕無用處的少量拉丁文，那麼，對於這一等級的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許就會達到可能做到的完全程度。很少有普通行業不會為應用幾何學和機械學原理提供某種機會，因而使普通人在這些原理方麵逐漸能夠應用和改進，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學的必要的入門。
國家可以通過發給小額獎金、發給小小的榮譽獎章給成績優秀的普通人民子女，來鼓勵他們獲得這種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國家可以要求每一個人在獲得任何同業公會的會員資格以前，或被允許在鄉村或自治市著手從事任何行業以前，先須通過考試或檢定，以便迫使幾乎全體人民學會教育的這些最基本的部分。
希臘和羅馬共和國正是用這種方式維持了它們的公民的尚武精神，即為他們獲得軍事的和體育的操練提供方便，鼓勵它，甚至強迫全體人民接受這種必要的操練。他們便利學習這種操練的方法是，指定一定的地點去學習和演習，賦予某些老師以在這種地點實行教授的特權。這些老師似乎沒有薪俸或任何一種專教特權。他們的報酬完全是從學生那兒得到的東西；一個從公共體育場學會了操練的公民對任何私下學會了操練的人並沒有一種法律上的優越性，隻要後者學得同樣好。這些共和國用對優秀者發給小小獎金和榮譽獎章的辦法去鼓勵學會這些操練。在奧林匹克運動會，地峽運動會和納米安運動會上獲獎，不僅對獲獎者本人，而且對他們整個家庭和親戚都是一種光榮。每一個公民在被召喚時有在共和國軍隊中服役一定年限的義務，這就足以使學習那種操練成為必要，沒有它他是不適於服兵役的。
現代歐洲的例子足以表明，隨著改良的進展，除非政府采取適當的辦法去支持它，否則軍事操練的常例就會逐漸廢止，隨之人民大眾的尚武精神也會消失。但是每一個社會的安全總是或多或少地依存於人民大眾的尚武精神。誠然，在現時，單有那種尚武精神，而沒有一支訓練良好的常備軍的支持，或許是不足以保障任何社會的安全的。但是在每一個公民都有軍人精神的地方，所需要的常備軍肯定比較小。此外，這種精神必然會大大減少普通擔心的來自常備軍方麵的對自由的危險，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就像它會大大方便那支軍隊抵抗外國入侵者的作戰那樣，它也會大大阻止萬一那支軍隊不幸轉向破壞國家的憲法。
古代的希臘和羅馬製度，在維持人民大眾的尚武精神方麵，似乎比現代的所謂民兵的建製遠更有效。古代的製度比較簡單得多。當它們一旦建立以後，它們就自行運作，很少或根本不需要政府去維持它們，使之保持最完全的氣勢。而要維持任何現代民兵的複雜規章，即使是勉強實行，也要求政府不斷地和費力地注意，否則它們就會陷於完全被人忽視和廢棄不用。此外，古代製度的影響也要普遍得多。通過這種製度，全國人民完全學會了使用武器。而根據任何現代民兵的規章，隻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受到這種訓練，瑞士的民兵或許是例外。但是一個懦夫，一個不能保衛自己和為自己複仇的人，顯然缺少一個人的品格的最主要部分之一。他就像一個在身體上被奪去了某種最主要的器官或雖有而不能發揮作用的人一樣，在精神上被毀傷和摧殘了。他在這兩個人中，顯然是更可憐更不幸的人，因為完全寓於精神的幸福和不幸必然更多地依存於精神的健康或不健康，精神的殘廢狀態或完整狀態，而不依存於身體的這些方麵。即使人民的尚武精神對保衛社會沒有用處，為了防止產生怯懦這種心靈上的殘廢、變形和不幸在人民大眾中傳播開來，也仍然值得政府予以最嚴肅的注意，就像值得政府最嚴肅地注意防止麻瘋病或任何其他可厭的和令人不快的疾病（雖然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是危險的）在人民大眾中傳播開來一樣，盡管除了防止如此巨大的公共災害之外，並不能得到其他公共幸福。
關於在文明社會中似乎常常使下層人民的理解力變得遲鈍的完全無知和愚蠢，也可以說同樣的話。一個人如果不適當地使用人的智力，真的是比一個懦夫更加可恥，似乎使人性的更加主要的部分變成了殘廢和畸形。即使國家從教育低級人民得不到什麼好處，仍然值得它注意不使他們完全受不到教育。何況國家從他們的教育可以得到極大的好處。他們受到教育越多，越不容易受到狂熱和迷信的欺騙，這些在愚昧民族中常常造成最可怕的騷亂。此外，受過教育的有智力的人民，常常比無知的和愚蠢的人民更懂禮節、更守秩序。他們自己感覺到，每一個人都更應受尊敬，更可能受到他們的合法的優越者的尊敬，因此他們更加會尊敬這些優越者。他們更可能會考察並且能夠看透派別性的和煽動性的自利控訴，因此，他們更加不會被誤導去對政府措施做放肆或不必要的反對。在自由國家，政府的安全極大地依存於人民對它的行為所形成的有利判斷，所以最重要的肯定是，他們不應草率地隨意地對政府行為做出判斷。
第三項 論教育所有年齡人民的機構的支出
對所有年齡的人民進行教育的機構，主要是進行宗教教育的機構。這種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使人民成為這個世界的良好公民，不如說是準備他們在來生進入另一個更好的世界。講授這種教義的教師，也像其他的教師一樣，或是完全靠從聽講者的自願捐獻來獲得生活資料，或是從國家法律允許他們擁有的某種其他基金來獲得生活資料，如地產、什一稅或土地稅、固定的工資或薪水。在前一種情況下，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心和勤勉要比在後一種情況下大得多。在這方麵，新教的教師在攻擊那些古老的建立悠久的體係時總是處於極有利的地位，後者的牧師們依靠自己的聖俸生活，久已忽視了保持人民大眾的信仰和皈依的熱情；由於習慣於懶惰，即使在保衛自己的教會方麵，也完全不能做出奮發的努力。一種定為國教的和受到大量捐贈的宗教的牧師，常常變成有學問的和文雅的人，具有紳士或足以使他們博得紳士所受尊敬的一切優良品質，但是他們也會逐漸喪失使得他們對下層人民具有權威和影響的品質（好的品質和壞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或許是最初使他們的宗教獲得成功並定為國教的原因。這樣一種牧師當受到一批雖然或許是駑鈍和無知的但卻受到群眾歡迎的和勇敢的狂熱分子的攻擊時，感到自己是完全沒有防衛能力的，就像亞洲南部地區的懶惰、柔弱和飽食的民族受到北部勤勉、壯健和饑餓的韃靼人的入侵一樣。這種牧師在遇到這類緊急情況時，沒有其他的辦法，隻有請求政府來迫害、摧毀或驅逐自己的反對者，認為他們擾亂了公共秩序。這樣，羅馬天主教牧師請求政府來迫害耶穌教徒，英格蘭教會請求政府來迫害非國教派；一般說來，每一個宗教派別當其在一兩個世紀中享受了法律認可的安全時，在遇到新教派攻擊它的教義或教規的場合，發現自己無法做出任何有力的防衛。在這種場合，從學問和佳良寫作來說，國教教會有時處於有利的地位。但就取得群眾信仰的技術，就一切獲得新信徒的技術來說，它的反對者方麵經常處於優勢。在英格蘭，這種技術早已為國教教會的受到極大捐贈的牧師們所忽視，在現時隻有反對派和美以美教派加以培育。可是，通過自願捐獻，信托權利以及其他規避法律的手段在許多地方為反對派教師所提供的獨立生活資料，似乎已經大大降低了這些教師的熱心和積極性。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變成了非常有學問、非常機智和非常值得受尊敬的人，但是一般說來，他們已經不再是非常受到群眾歡迎的傳教士。美以美教派沒有反對派的一半學問，卻更加受到擁護。
在羅馬教會，下級牧師的勤勉和熱心由於強有力的利己動機，或許比在任何建立悠久的耶穌教會能保持得更為經久。教區牧師中的許多人從人民的捐獻中獲得大部分生活資料，秘密懺悔為他們提供許多機會去增加這種收入來源。托缽僧教團從這種捐獻獲得他們的全部生活資料。對他們來說，也像對軍隊中的輕騎兵和輕裝步兵來說一樣，沒有掠奪，就沒有供養。教區牧師也像這種教師一樣：他們的報酬部分地依存於他們的工薪，部分地依存於從學生得到的學費或謝禮；而後者必然總是或多或少地依存於他們的勤勉和名望。托缽僧團像這樣的教師：他們的生活資料完全依存於他們的勤勉。因此，他們不得不使用能喚醒普通人民皈依的一切技術。馬基雅弗利說，聖多米尼克和聖弗蘭西斯兩個巨大的托缽僧團的建立，在13和14世紀中，使天主教會的漸漸變弱的信仰和皈依重新恢複起來。在羅馬天主教國家，皈依精神完全是由修道僧和比較貧窮的教區牧師來維持的。教會的重大顯要人物具有紳士和世俗人士的一切才能，有時還具有學人的一切才能，對於維持他們下級的必要紀律是足夠關心的，但對人民的教育卻很少去給自己找麻煩。
本世紀的一個最有名的哲學家和曆史學家說，“一國的大多數技術和職業具有這種性質：當它們促進社會的利益時，它們對某些個人也是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在這種場合，政府的經常規則是，除了或許在初次引進任何技術以外，讓這種職業去自由進行，將對它的鼓勵付托給從而受益的個人。工匠們發現自己的利潤由於自己顧客的光顧而上升，於是會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勤勉。如果事情不受到任何不適當的幹預所打擾，商品在所有的時候總是會和需求保持相近的比例。”
“但是也有其他的職業，對於一國雖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卻不能給任何個人帶來利益或快樂，最高權力對待這些職業的從業人員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做法。它必須給予他們以鼓勵，使他們能生存下去；為了使他們免於自然會受到的忽視，必須使這種職業具有特別的光榮，規定一長列的等級附屬和嚴格依存關係，或采取某些其他辦法。在財政金融、海軍艦隊和行政機關就業的人員，就是這種人的實例。”
“自然可能有人認為，乍看起來，教士們屬於第一類，對他們的鼓勵，以及對律師和醫生的鼓勵，可以安全地付托給個人的慷慨行為，這些個人信仰他們的教義，從他們的精神服務和幫助得到好處或安慰。他們的勤勉和警覺無疑地將由於這一額外的動機而加強，他們的職業上的技術以及他們的統治人們心靈的才能，也會由於他們的不斷實踐、研究和注意而有所提高。”
“但是如果我們更加仔細地加以考察，就會看到，牧師的這種為了自己利益的勤勉正是每一個聰明的立法者所要研究防止的，因為在每一種宗教中，除了真正的宗教以外，這種利己的勤勉是極其有害的，它甚至有一種自然的趨勢，將迷信，愚昧和幻想的強烈混合劑注入真正的宗教，從而敗壞這種真正的宗教。每一種宗教的從業者為了使自己在信徒的心目中顯得更加莊嚴、更加神聖，都要激起他們對一切其他教派的激烈厭惡，不斷地力圖用某種新奇方法去激發他的聽眾的正在變得淡漠的信心。在所講授的教理中，絲毫不注意真理、道德或禮節。凡是最適合於人體結構中最混亂的感情的教義均被采用。采用新的勤勉和技巧去利用普通群眾的感情和輕信，將聽眾吸引到每一次非國家徒的聚會上來。到末了，政府發現，由於不對僧侶們提供固定的俸給，它為表麵上的節約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實際上，它和精神領袖們的最適當最有利的結合，就是給他們的職業規定固定的薪俸，以購得他們的懶惰，使他們覺得，除了防止他們的羊群為尋找新牧場而到處漫遊以外，其他的積極活動都是無關緊要的。這樣，定俸製度雖然最初普通是由於宗教觀點引起的，但在最後證明，對於社會的政治利益是有好處的。”
但是不論牧師的獨立俸給的效果是好是壞，這種規定或許很少是由於對效果好壞的任何看法。宗教論爭激烈的時代，一般也是政治摩擦同樣激烈的時代。在這種場合，每個政黨發現或想象和某一個有爭論的宗教派別聯合起來是於自己有利的。但這隻有通過采取或讚成那個教派的教理才能做到。有幸和勝利的政黨聯合在一起的教派必然分享它的同盟者的勝利，通過同盟者的偏愛和庇護，它不久就能在某種程度上使自己的一切反對者緘口不言和屈服。這些反對者一般是和勝利政黨的敵人聯合的，因而也是那個政黨的敵人。這個特殊教派的牧師就這樣成為戰場上的完全的主宰者，他們對人民大眾的影響和權威達到了最高的頂峰，有足夠的力量使本黨的領袖們懾服，並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和意向。他們的第一個要求一般是，政府首腦必須使他們的一切反對者沉默和屈服；第二個要求是，他必須給他們自己提供獨立的供養。由於他們一般對勝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享受一部分勝利品似乎不是不合理的。此外，他們對迎合人民和依靠他們的反複無常來得到生活資料已經感到厭倦。因此，在提出這種要求時隻是為了自己的安逸和舒適，至於這種要求對他們的教派的影響和權威在未來會產生什麼效果，並沒有去費神考慮。在政府首腦方麵，要滿足這種要求就隻有把自己想要取得或保持的東西分出一部分給他們，所以很少是情願答應的。可是，必要性總是在最後迫使他屈服，盡管是在經過許多次的拖延、推諉和借故拒絕以後。
但是，如果政治鬥爭從來沒有乞求宗教援助，如果勝利的政黨在當政以後從來沒有隻采取一個教派的教理而拒絕另一個教派的教理，它可能就會平等地公平地對待所有的教派，讓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去選擇他自己的牧師和他自己的宗教。在這種情況下，無疑地會有許許多多的宗教派別。幾乎每一種不同的宗教集會都可能自己形成一個小教派，懷抱它自己的某種特別教理。每一個教師無疑地會感到自己有必要去做出最大的努力，使用每一種技巧，去保持和增加他的信徒人數。但是由於每一個其他的教師也感到有同樣的必要性，所以沒有一個教師或一個教派的教師能取得很大的成功。隻在社會隻容許一個教派存在或整個大社會劃分為兩三個教派的地方，宗教教師的自利的和積極的熱心才可能是危險的和麻煩的，這時各派的教師會在統一的紀律和服從之下采取一致的行動。但在社會劃分為兩三百個或許是成千上萬個小教派，沒有哪一個能大到足以擾亂社會安寧時，那種熱心就一定是完全無害的。每個教派的教師看到自己周圍敵手多於朋友，就不得不學會在大教派的教師中很難看到的那種誠意與溫和，後者的教理受到政府的支持，為許多廣大的王國和帝國的幾乎全體居民所崇敬，因此他們看到自己周圍隻有追隨者、信徒和卑躬屈膝的景仰者。每一個小教派的教師們看到自己幾乎是孤立無援的，於是不得不尊重幾乎每一個其他教派的教師，他們共同感到便於和適於對彼此做出的遷就，到時候或許能使大部分教派的教義成為純粹的和合理的宗教，不受荒謬、欺騙或狂信等一切混合物的影響，這種宗教是世界上一切時代的賢明人士所希望建立的，但是任何一國的成文法或許從未建立過，或許永遠也不會建立這種宗教，因為，在宗教方麵，成文法總是、或許永遠會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大眾迷信或狂熱的影響。這種宗教管理的計劃，或者更正確地說這種沒有管理的宗教計劃，就是稱為獨立教派的那個教派（無疑地是一個極為瘋狂的狂熱分子的教派）在內戰將要結束時提出要在英格蘭建立的。如果它被建立起來，雖則在起源上是十分非哲學的，在每一種宗教原理方麵，到這個時候或許會產生出最哲學的和平氣質和溫和精神。它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建立起來，那裏雖然教友派占絕大多數，但在實際上法律不偏向任何一個教派，據說在那裏產生了這種哲學的和平氣質和溫和精神。
雖然這種平等對待不能在某一個國家的所有、甚至大部分宗教教派中產生這種和平氣質和溫和精神，但是隻要這些教派的數目足夠眾多，因而每個教派小到不足以擾亂公共安寧，那麼每個教派對自己的特別教理所抱的過分熱心就不可能產生任何一種非常有害的結果，相反，可能產生幾種良好的結果；如果政府完全決定，不對所有的教派進行幹涉，並且迫使它們全都不彼此進行幹涉，那就不必擔心它們不自行迅速分裂從而不久就變得數目眾多。
在每一個文明社會，在每一個階級差別已經完全確立的社會，總有兩種同時流行的道德方案或體係：一種可以稱為嚴格的或嚴肅的體係，另一種可以稱為自由的或（如果你願意的話）放蕩的體係。前者一般為普通人民所稱讚和敬奉，後者普通受到所謂上流人物更大的尊重和采用。我們對輕浮惡習所應懷抱的非難程度――這種惡習常常是由於巨大的繁榮、過分的歡樂和高興產生的――似乎是這兩種對立方案或體係的主要區別。在自由的或放蕩的體係中，奢侈、放肆和甚至擾亂秩序的歡樂，無節製地追求快樂、破壞貞節（至少是在兩性中的一方）等等，隻要它們不伴有嚴重的傷風敗俗，不導致虛妄和不義，一般均受到很大的寬容，很容易被原諒或完全饒恕。反之，在嚴肅的體係中，這些過分行為受到最大的厭惡和鄙視。輕浮的惡習對普通人民總是具有毀滅性，一個星期的胡行和濫用常常足以使一個貧窮的工人永遠淪落，驅使他由於絕望而犯下最大的罪行。因此，比較聰明和比較善良的普通人民總是極端厭惡和鄙視這種過分行為，經驗告訴他們，這些行為對於處在他們境地的人民是立即致命的。反之，幾年的胡作非為和奢侈浪費不一定會毀滅一個上流人物，這個階級的人常常認為，有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放縱是他們的財產所提供的有利條件之一，這樣去做而不受到責備或譴責的自由乃是處於他們境地的人所擁有的特權之一。因此，對於處於他們自己的地位的人所做的這種過分行為，他們隻有小小的不滿，隻是略微加以責備或根本不去責備。
幾乎所有的宗教派別都是從普通人民中創始的，從這些人中它們普通吸收最早的和人數最多的新信徒。因此，嚴肅的道德體係幾乎經常地（例外很少，但也有一些）被這些教派采用。這種體係使這些教派最能接近那個階級的人民，向他們提出自己的改革以前建立的宗教的計劃。許多教派，甚至是絕大多數教派，力圖通過改進這種嚴肅體係來獲得信任，使之達到了某種愚蠢和過分的程度；這種過度的努力比任何其他事情常常使他們更能受到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奉。
有地位和財產的人由於他們的處境而成為大社會的顯要人物，社會注意他們的每一種行為，因而使得他們自己不得不注意自己的每一種行為。他的權威和重要性極大地依存於社會對他的尊敬。他不敢做任何使他變得不體麵或不受信任的事情，不得不嚴格遵守社會一般同意為他那種地位和財產的人所規定的那種道德，不論是自由的還是嚴肅的。反之，地位很低的人決不是任何大社會的顯要人物。當他留在鄉村時，他的行為可能受到注意，因而他不得不自己也加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有所謂的人格可以喪失。但是，一旦他進入大城市，他就湮沒無聞。沒有人來觀察和注意他的行為，因而很可能他自己也不去注意這種行為，恣意妄為，委身於各種卑劣行徑和罪惡。要擺脫這種湮沒無聞的狀態，要使自己的行為受到體麵社會的注意，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加入一個小小的教派。從成為教派成員的時刻起，他就獲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這是他從來不曾有過的。因為他的兄弟教友，為了教派的名譽，有興趣觀察他的行為；如果他做了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如果他遠離了他們總是要求彼此遵守的嚴肅道德，懲處他的總是非常嚴重的處罰（即使在不伴有民法效果的地方），那就是開除出教。因此，在小宗教派別中，普通人民的道德幾乎總是特別正規和有秩序的，一般比在國教教會中更為正規有序。誠然，這些小教派的道德常常是過於嚴格和不近人情。
對於一國劃分的所有小教派在道德方麵的過於嚴格和不近人情，國家可以同時采取兩種非常容易和有效的辦法去予以糾正，而不必使用暴力。
第一種辦法是學習科學和哲學。國家可以使具有中等或中等以上地位和財產的人幾乎是普遍地進行這種學習；不是為教師支付薪金，以便使他們變得疏忽和懶惰，而是規定每一個人在從事自由職業以前，或在成為受信托的或有俸給的光榮職位的候選人以前，必須經過某種甚至是比較高深，比較困難的科學知識的檢定。如果國家規定這一等級的人必須學習，那就不會有為他們提供適當教師的麻煩。他們不久就會自己找到比國家所能提供的更好的教師。科學是狂熱和迷信兩種病毒的巨大消毒劑，當所有上層人民不受這種病毒感染時，下層人民也就不大可能受到它的感染。
第二種辦法是經常的和歡快的公共娛樂。國家對所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用繪畫、詩歌、音樂、舞蹈、各種戲劇表演和展覽去試圖使人民高興和開心而並無傷風敗俗行為的人予以鼓勵，即是說給予完全的自由，就會很容易驅散那種抑鬱和悲觀的心情，這種心情幾乎總是大眾迷信和狂熱的哺育者。對所有這種群眾狂亂的瘋狂煽動者來說，公共娛樂總是他們畏懼和憎恨的目標。公共娛樂所產生的歡樂和快適是與他們的目的最適合的或他們可以最好地利用的那種情緒完全不一致的。此外，戲劇表演還常常揭露他們的詭計，使之受到群眾嘲笑，有時甚至受到群眾咒罵，因此比所有其他娛樂更是他們憎惡的目標。
在一個法律不對某一宗教的教師比對其他宗教的教師有所偏愛的國家，任何教師就不必對君主或行政部門有特殊的或直接的從屬關係，君主對他的任職和免職無需過問。在這種情況下，他除了在他們中間保持和平就像在其餘臣民中保持和平一樣之外，再也不必去關心他們，即是說隻要阻止他們彼此相互迫害，毀謗或壓迫。但在有一個立為國教的或統治的宗教的國家，情況就完全不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除非君主有辦法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那個宗教的大部分教師，否則他自己是決不可能安全的。
每一種國教的牧師，構成一個巨大的社團。他們可以一致地行動，按照一個計劃和一種精神，去追求他們的利益，就好像他們是在一個人的指揮之下那樣，而事實上他們也常常是在一個人的指揮之下。作為一個社團，他們的利益總是和君主的利益不一致的，有時是直接對立的。他們的巨大利益，是在維持他們對人民的權威，這種權威依存於假定他們所教誨的整個教義所具有的確定性和重要性；依存於假定為避免永恒的痛苦，必須用毫無保留的信仰去接納這種教義的每一部分。如果君主敢於對他們教義的最不重要的部分有嘲弄或懷疑的表現，或者出於人道主義試圖去保護有這兩種表現之一的人們，那麼一個和他沒有任何隸屬關係的牧師由於體麵遭受損傷就會立即宣布他是一個瀆神的人，並運用宗教的一切恐怖手段，迫使人民將他們的忠誠移向某個更加正統和順從的君主。如果他反抗他們的任何借口或篡奪行為，危險也同樣大。敢於這樣反叛教會的君主，除了這種反叛罪以外，一般還會被加上額外的異端偽造罪，盡管他莊嚴地聲明他對教會認為適於為他規定的每一種教義都是信奉和溫順服從的。但是宗教的權威超過任何其他的權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懼會戰勝一切其他的恐懼。當教會的經授權的教師向人民大眾播講顛覆君主權威的教義時，君主隻有使用暴力，或者說隻有靠常備軍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威。在這種場合，即使是常備軍也不能給予他任何可持續的安全，因為，如果士兵不是外國人（很少有外國士兵），而是來自人民大眾（情況幾乎總是這樣），他們可能不久就會被這種教義所腐化。在東羅馬帝國存在的時候，希臘教士的騷亂經常在君士坦丁堡所引起的革命，以及在幾百年中羅馬教士的騷亂經常在歐洲的每個地區所引起的震動，充分證明了一個君主如果沒有適當的辦法去影響自己國家中定為國教的和統治的宗教的教士，他的處境是多麼的不穩固和不安全。
各種信條，以及所有其他心靈方麵的事情，顯然不屬於世俗君主的管轄範圍，他雖然可能很有資格去保護人民，卻很少被認為有資格去教導人民。因此，在這種事情上，他的權威常常不足以對抗國教教會的教士們的聯合權威。可是，公共安寧，以及君主自己的安全，可能常常依存於教士們認為在這些事情上適於宣講的教義。因此，由於君主不能用適當的壓力和權威去直接反對他們的決定，他就必須能影響這種決定；他隻有在這一階級的大多數個人中引起恐懼和期望，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恐懼和期望可能是，恐懼剝奪職務或其他的懲罰，期望得到進一步的升遷。
在所有的基督教會，牧師的聖俸是一種不動產，他們終身享受，或隻要行為端正就可以享受，不隨君主的好惡為轉移。如果他們享受聖俸的時期不是那麼確定，如果他們對君主或他的大臣稍有不服從就會被撤職，那麼他們或許不可能維持他們對人民的權威，人民會把他們看成隻不過是朝廷的金錢上的依賴者，對他們播道的真誠不再有任何信心。但是如果試圖不規則地和使用暴力去剝奪任何數目的牧師的這種不動產，或許是因為他們用超乎尋常的熱心播講了某種派別性的或煽動性的教義，那麼，由於這種迫害，就會使他們和他們的教義十倍地受到群眾歡迎，從而使他們比以前變得十倍地麻煩和危險。在幾乎所有的場合，恐懼是政府的最壞的工具，尤其是不應當用來對付任何一種略為自負有獨立性的人。試圖恐嚇他們，隻會激起他們的惡感，堅定他們的反抗；如果用比較溫和的辦法，可能誘使他們緩和這種反抗，或者完全放棄。法國政府常常用暴力迫使他們的所有議會或最高法院對任何不受歡迎的命令不予注冊，但很少成功。可是，普通使用的方法，即監禁所有難駕馭的成員，人們會認為是十分厲害的。斯圖亞特王室的君主，有時也使用相同的手段，去影響英格蘭議會的一些議員，他們普遍也發現這些議員也同樣難於製服。英格蘭議會現在是用另外的方式去操縱；舒瓦瑟爾公爵在大約十二年前對巴黎議會所做的一個小小試驗，充分表明所有的法國議會均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更加容易地去操縱。這種試驗沒有繼續下去。因為，雖然操縱和說服總是政府的最容易的最安全的手段，就像強製和暴力是最壞的和最危險的手段一樣，但是，人的自然傲慢幾乎總是不屑使用好手段，除非是在他不能或不敢使用壞手段的時候。法國政府能夠並且敢於使用武力，因而不屑於使用操縱和說服。但是根據一切時代的經驗，我相信，對於任何一種人使用強製和暴力，都似乎沒有像對國教教會的受到尊敬的牧師使用強製和暴力那樣危險，或者不如說那樣具有完全的毀滅性。每一個和自己階級的人保持良好關係的教士，他的權利：特權和個人自由，即使是在最專製的政府底下，也比地位和財產大致相等的任何其他人的權利、特權和個人自由受到更大的尊重。在各種程度不同的專製主義之下的情形均是如此，從巴黎的寬大的溫和的專製政府，到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的和凶狠的專製政府。但是，雖然這種人很難加以強製，但也像任何其他人一樣很容易加以操縱；但是君主的安全，以及公眾的安寧，似乎極大地依存於君主所擁有的操縱他們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似乎就是他能給予他們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