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則由於排除其他國家的競爭，從而抬高新市場和新用途中的利潤率，所以它從舊市場中抽出產品，從舊用途中抽出資本。使我國在殖民地貿易中的份額增加到超出本來應有的程度，是這種壟斷的坦白承認的目的。如果我國的這種貿易份額在有壟斷權時不比在沒有壟斷權時大，那就沒有理由要建立這種壟斷權。然而，迫使任何一國的資本有比本來會有的更大的一部分進入一種比大部分其他貿易的回收期更慢更遠的貿易部門的事物，必然會使在那裏每年維持的整個生產性勞動數量和該國整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比本來會有的少。它使該國居民的收入低於其自然會升到的高度，從而減少他們的積累能力。它不僅在所有的時候阻止他們的資本去維持其本來會維持的那樣大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而且會阻止其增加得像本來會增加的那樣快，從而阻止其維持更大數量的生產性勞動。
可是，就大不列顛來說，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結果抵消了壟斷的不良結果而有餘。所以雖有壟斷的害處，殖民地貿易按其現在進行的情況來說，不僅是有利的，而且是大大有利的。由殖民地貿易所開辟的新市場和新用途，比由於壟斷所喪失的那一部分舊市場和舊用途範圍更大。由殖民地貿易所――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創造的新產品和新資本在大不列顛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比從回收期較為頻繁的其他貿易突然撤回資本所能使之失業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大。可是，如果說殖民地貿易即使是按它現在的進行情況也對大不列顛有利，那不是由於壟斷，而是由於壟斷以外的原因。
殖民地貿易為歐洲的製造品而不是為它的天然產物開辟了一個新市場。農業是所有新殖民地的適當業務；由於土地低廉，使得這種業務比任何其他業務更為有利。因此，它們的土地天然產物十分豐富，不但不必從其他國家進口，而且有大量剩餘可供出口。在新殖民地，農業能從所有其他行業吸收勞動者，或使之不走入任何其他行業。很少有人手可以從事必要品的製造業，更沒有人手去從事裝飾品的製造業。就大部分的兩類製造業來說，它們發現從其他國家購買比自行製作更為便宜。殖民地貿易主要是由於鼓勵歐洲的製造業，從而間接地鼓勵了它的農業。由殖民地貿易提供用途的歐洲製造業，構成了土地產物的新市場；一個在所有市場中最為有利的市場，歐洲的穀物和牲畜、麵包和鮮肉的國內市場，就這樣由於對美洲的貿易而大為擴張了。
但單是對眾庶和繁榮的殖民地的貿易壟斷不足以建立、甚至不足以維持任何國家的製造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例子就足以說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擁有任何重要的殖民地以前，就是製造業國。自從它們擁有世界上最富的和最肥沃的殖民地以後，就不再是製造業國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壟斷的不良效果――由於其他原因而使之更為嚴重――或許差不多抵消了殖民地貿易的自然的良好效果。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各種其他的壟斷；黃金和白銀的價值貶低到其他國家以下；由於對出口課征不適當的關稅而自外於外國市場，又由於對國內各地區之間的貨物運輸課征更不適當的賦稅而使國內市場縮小；尤其是，司法行政的不規則和偏袒，它常常保護有錢的和有勢力的債務人，使之免受其受債權人的追索，它使得國家的勤勞人民不敢製造貨物去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消費，不敢拒絕向他們賒售，完全不能肯定他們會償還欠款。
反之，在英格蘭，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輔之以其他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壟斷的不良影響。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一般的貿易自由，雖然有某些限製，卻至少是等於、或許優於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自由情況；出口自由，本國產業生產的幾乎所有各種貨物向幾乎任何外國出口時均免稅；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從我們自己國家的任何一個地區向任何其他地區運輸貨物的毫無限製的自由，不必向任何國家機關提出報告，不受任何的盤問和檢查；尤其是，平等的和公正的司法行政，它使最卑賤的不列顛公民的權利受到最偉大的不列顛公民的尊重，它由於確保每一個人都能獲得他自己的勞動果實，使每一種產業都能得到最大的和最有效的鼓勵。
然而，如果大不列顛製造業由於殖民地貿易而得到促進（事實上確是如此）那不是壟斷產生的結果，而是由於壟斷以外的原因造成的結果。壟斷的效果不是增加大不列顛製造業一部分產品的數量，而是改變它的性質和形狀，使之違反自然趨勢適應於回收緩慢和遙遠的市場，而不是適應於回收頻繁和近期的市場。因此，它的效果是將一部分大不列顛資本從能維持較大的數量的製造勞動的用途轉入維持較小數量的製造勞動的用途，因而它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大不列顛所維持的整個製造勞動數量。
因此，殖民地貿易的壟斷也像重商主義體係所有其他的卑鄙惡毒的辦法一樣，抑製了所有其他國家的產業，主要是抑製了殖民地的產業；卻沒有絲毫增加為其利益而建立壟斷的那個國家的產業，反而是減少了它的產業。
這種壟斷阻止該國資本――不管這種資本在任何特定時間的大小如何――去維持本來會維持的那樣巨大的生產性勞動數量，去向勞動居民提供本來會提供的那樣巨大的收入。但是，由於資本隻能靠從收入的節約中來增加，所以，壟斷由於阻止資本提供像本來會提供的那樣巨大的收入，必然會阻止它增加得像本來會增加的那樣快，因而會阻止它維持更大數量的生產性勞動，阻止它為該國勞動居民提供更大的收入。因此，壟斷必然會使收入的一個巨大的原始來源，即勞動工資，在所有的時候不及它本來會有的那樣富足。
壟斷由於提高商業的利潤率，挫抑土地的改良。改良的利潤，依存於土地實際生產的東西與應用一定資本後能使土地生產的東西之間的差額。如果這個差額能比同等資本在任何商業用途中提供更大的利潤，土地改良就會將資本從所有商業用途中吸引過來。如果利潤較少，商業用途就會將資本從土地改良中吸引過去。可見，凡是提高商業利潤率的事物，均會使土地改良的高利潤降低，或使它的低利潤降得更低；在前一場合，阻止資本流向改良；在後一場合，從改良吸走資本。但由於抑製改良，壟斷必然阻止另一個巨大的收入來源即土地地租的自然增長。由於提高利潤率，壟斷也必然使市場利息率高於它本來會有的水平。但是土地的價格比例於它所提供的地租而言，即普通用若幹年地租來計算的價格，必然會隨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隨利息率的下降而上升。因此，壟斷按兩種不同的方式損害地主的利益：第一，阻礙他的地租的自然增長；第二，阻礙他從自己的土地所能得到的按土地提供的地租比例計算的價格的自然增長。
誠然，壟斷提高商業利潤率，因而略為增加我國商人的利得。但由於壟斷會阻礙資本的自然增長，它傾向於減少而不是增加國家居民從資本利潤獲得的收入總額；巨額資本的小額利潤一般會比小額資本的巨額利潤提供更大的收入。壟斷提高利潤率，但它阻止利潤總額升到它本來會升到的高度。
對於所有的原始收入來源，即勞動的工資、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壟斷均使之遠遠不及它們本來會有的那麼富足。為了促進一個國家的一小部分人的細微利益，它損害了該國的所有其他階層的人的利益以及所有其他國家的所有人的利益。
完全是由於提高普通利潤率，壟斷才證明了或者能夠證明它對於任何一個特殊階層的人是有利的。但是除了對於國家一般來說所有的不良效果以外――已經提到這些效果是從高利率必然產生的――還有一個比所有這些不良效果加在一起還要嚴重的不良效果；如果我們可以從經驗來判斷，它是和高利潤率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高利潤率似乎在到處都會摧毀極度節省性，這在其他情況下是商人天然具有的特性。當利潤很高時，節約的美德似乎變成多餘的，窮奢極侈才更為適合於他的富裕境地。然而巨大商業資本的擁有者必然是每個國家的整個實業界的領袖人物和指揮者，他們的榜樣比任何其他階層的人的榜樣對於一國整個勤勞人民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大得多的影響。如果雇主是小心謹慎的和極端節省的，他的工人們也很可能是這樣；但是如果主人是放蕩的和隨便的，根據主人規定的格式去工作的仆人，也會根據主人為他樹立的榜樣去生活。這樣，在所有天然最有積累傾向的人手中，積累就無法實現了；而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能從天然應當使這種基金增加最多的人的收入得到增加。國家的資本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逐漸消失，它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變得一天比一天少。加的斯和裏斯本商人的超額利潤增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本嗎？這種利潤減輕了這兩個赤貧國家的貧困，促進了它們的產業嗎？這兩個貿易國家的商人花錢的風氣是如此，使得這種超額利潤不但遠遠未能增加國家的一般資本，而且似乎不足以維持賴以獲得這種超額利潤的原有資本。外國資本每天都在越來越多地擠進（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加的斯和裏斯本的貿易。正是為了將外國資本驅逐出一種他們自己的資本變得每天都越來越不足以經營的商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每天都在力圖越來越加緊他們的荒謬壟斷的令人生氣的束縛。比較一下加的斯和裏斯本的商界風氣和阿姆斯特丹的商界風氣，你會清楚地看出，商人的行為和品性的不同是怎樣受到資本利潤高低的影響的。誠然，倫敦商人一般尚未變成加的斯和裏斯本商人那樣的堂堂貴族，但他們一般也不像阿姆斯特丹商人那樣小心謹慎和極端節省。可是，一般認為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比前者中的大部分人要富得多，但不及後者中的許多人那樣富。但是他們的利潤率普通比前者的利潤率低得多，比後者的利潤率高得多。俗話說，易來易去；普通的花錢方式在到處都似乎不是由真實的花錢能力決定的，而是由賺錢來花的假定很容易所決定的。
這樣，壟斷為單獨一個階層的人取得的單獨一個好處，以許多不同的方式，損害國家的一般利益。
僅僅為了將全國人民都培養成顧客的目的而建立一個大帝國的計劃，驟看起來似乎是隻適合於一種小店主國家的計劃。然而，它卻是一個完全不適合於小店主國家的計劃，而是極端適合於一個其政府受到小店主影響的國家的計劃。這種政治家，也隻有這種政治家，才能設想，他們利用自己同胞的鮮血和財富來建立和維持這樣一個帝國，能夠得到某種利益。你去對一個小店主說，你給我買一所好莊園，我就永遠在你的店鋪中購買我的衣服，即使我付價比在其他店鋪要貴一些；你會發現，他無意接受你的提議。但是如果其他的人給你買了這一所莊園，並命令你在這位小店主的店鋪中購買你所有的衣服，他會十分感謝你的恩人。英格蘭為它的一些臣民在一個遙遠的國家購買了一所大莊園，這些人感到在國內處境困難。誠然，價格非常低，不是現在土地普通價格即30年的地租，而隻是初次發現，踏勘海岸和假想的奪取國家等各種費用。土地質量良好，範圍廣闊，耕者有富足的好地可以耕種，一個時候有自由可以隨意向各處出售自己的產物，在不到三四十年（從1620年至1660年）的時間內成為一種眾庶而繁榮的人民，於是英格蘭的小店主和其他商人想要將他們光顧的壟斷權據為己有。因此，他們並不偽裝自己對原來的購買費或後來的改良費付過錢，卻向國會提出請求，美洲的耕者在未來隻限於向他們的店鋪做生意：第一，購買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歐洲貨物；第二，出售他們自己的由這些商人認為便於購買的一切貨物。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購買所有的貨物是方便的。有些部分如果輸入英格蘭，就可能幹擾他們自己在國內進行的一些貿易。因此，他們願意殖民者將這些特別部分在自己可以售出的地方去出售，越遠越好，因此提出它們的市場應當限於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國家。在著名的航海法中有一條將這項真正的小店主提議變成了法律。
所以，在現在的管理製度下，大不列顛從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隻有損失。
提議大不列顛自願放棄對其殖民地的一切權威，讓它們選舉自己的地方長官、製定自己的法律，在自己認為合適時媾和與宣戰，等於是提出一種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曾接受過，並且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提議。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自願地放棄過對任何地方的統治，不管治理它可能是多麼麻煩，它所提供的收入對它所造成的支出比例是多麼小。這種犧牲雖然常常是符合每一個國家的利益的，卻總是損害它的威信的，或許更重要的是，它總是和一個統治集團的私人利益相違背，他們總是會因而喪失對許多負責任、有利益的位置的支配權，喪失許多獲得財富和榮譽的機會，擁有最動亂不安而又對人民大眾最無利可圖的地區，是常常能提供這種機會的。最愛空想的熱心家也不能提出這樣一種辦法，至少是不能認真希望它會被采納。然而，假如它被采納，大不列顛不僅會立即擺脫殖民地建製的全部年度支出，而且可能和它們訂立一種有效地保證自由貿易的通商條約，比起它現時享有的壟斷權來，這種條約會對全體人民更加有利，雖然對於商人不是那麼有利。由於這樣作為好朋友似地分手，我們近來的不和或許已將其差不多消滅的殖民地對母國的自然感情即會迅速恢複。這種感情不僅會使它們在未來許多世紀中遵守它們在和我們分手時所訂立的條約，而且會在戰時也和在貿易中一樣讚助我們，不但不是騷擾的搗亂的人民，而且會變成我們的最忠實，最親切和最寬宏的同盟者，像古希臘殖民地和它們從而產生的母市之間經常存在的那種一方麵有父母之愛，另一方麵有孝敬之心的情感一定會在大不列顛和它的殖民地之間恢複起來。
為了使任何一個省份對於它所屬的帝國主義成為有利的，它應當在平時為國家提供足夠的收入，不僅能應付它的全部和平建製的開支，而且能對帝國一般政府的維持貢獻它自己的一份。每一個省份必須對這種政府支出的增長或多或少做出貢獻。因此，如果任何一個特定省份對應付這種開支不能貢獻自己的一份，一種不平等的負擔必然落在帝國其他省份的身上。根據同理推斷，每一個省份在戰時向國家提供的非常收入也應和整個帝國的收入保持和它在平時提供的普通收入所保持的相同比例。大家都會承認，大不列顛從它的殖民地獲得的普通收入或非常收入均不和不列顛帝國的全部收入保持這種比例。誠然，有人認為，壟斷權由於增加不列顛人民的私人收入，從而使他們能繳納更多的賦稅，就足以補償殖民地對國家收入的負擔不足。但是我已經力圖表明，這種壟斷權，雖然對殖民地是非常苛重的賦稅，雖然可能增加大不列顛某一階層的人的收入，卻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人民大眾的收入，從而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壟斷權增加其收入的人們構成一個特殊階層，不但對他們的課稅絕對不可能超過對其他階層課稅的比例，而且甚至企圖課征超過這種比例的賦稅也是極不策略的，這一點我將在下章說明。因此，從這個階層不能得到特別的收入。
殖民地可以由它們自己的議會課征賦稅，也可以由大不列顛國會課征賦稅。
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可以這樣來管理殖民地議會，使之對自己的選民課征足夠的公共收入，不僅能在所有的時候維持自己的文武建製，而且對不列顛帝國一般政府開支付出自己應有的一份。即使是英格蘭的議會，盡管它處於君主的直接監督之下，要使它能接受這樣一種管理製度，即讓議員們能足夠慷慨地投票撥給經費，以維持他們自己國家的文武機構，也得經曆很長的時間。即使是對英格蘭國會，也隻有在國會的某些議員間通過分配大部分由文武建製產生的官職或對這些官職的支配權，才能建立這種管理製度。但是殖民地議會不在國王的直接監督之下，它們的數目眾多，地點分散，它們的基本法不同，這就使得非常難於按相同的方式去管理它們，即使國王有相同的辦法去做；而這種辦法尚付缺如。絕對不可能在所有殖民地議會的主要成員中分配從不列顛帝國一般政府產生的官職或對這種官職的支配權，以使他們放棄在本鄉的受到歡迎，並課征他們的選民，用來支持一般政府，其中全部官職的薪俸都是在他們所不認識的人之間分配的。此外，行政部門對於這些不同議會的不同成員的相對重要性不可避免地缺乏了解，一定會常常激起惱怒，在企圖按這種方式管理他們時一定會經常犯下大錯誤，這就使得這樣一種管理製度對殖民地議會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
此外，也不能認為殖民地議會對於什麼是防衛和支持整個帝國所必要的經費是合適的評判者。也沒有將這種防衛和支持的考慮任務付托給它們。這不是它們的事情，它們也沒有正規的獲得有關信息的手段。一個省的議會，也像一個教區的委員會一樣，對有關本地區的事務能作出非常合適的判斷，但對有關整個帝國的事務，則不可能有合適的方法去作出判斷。它甚至不能對自己本省對整個帝國應負擔的比例或對它自己的財富和重要性與其他各省比較的相對程度作出合適的判斷，因為這些其他省份不處於它的監督和管理之下。為捍衛和維持整個帝國所必要的經費，每一地區應當貢獻的比例，隻能由監督和管理整個帝國事務的國會去判斷。
因此，有人提出，對殖民地應當用派征的方法課稅，大不列顛國會決定每一殖民地應當繳納的數額，各省議會用最適合本省情況的辦法去實行估征。這樣，有關整個帝國的事情由監督和管理整個帝國事務的國會去決定，而每個殖民地的地方事務仍由它自己的議會去裁奪。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在國會中雖然沒有代表，如果我們可以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征沒有可能是不合理的。英格蘭國會從來沒有表現過有使在國會沒有代表的任何帝國地區有負擔過重的傾向。根西島和澤西島是沒有任何手段抵製國會權力的，但它們比大不列顛任何地區的稅負更輕。國家在試圖行使其假定的向殖民地課稅的權利（不問有無根據）時，迄今所要求它們支付的，甚至不曾達到它們在母國的同胞所支付的公正比例。此外，如果殖民地的貢獻按照土地稅升降的比例而升降，那麼國會就不可在不課征自己的選民時去課征它們，在此種情況下，殖民地就可以被認為實際上在國會有了代表。
對帝國的不同省份不是按（如果我可以用這個詞的話）一刀切的辦法課稅是不缺乏實例的，由國王規定每一個省應當繳納的數額，有些省由國王用他認為合適的辦法去估征，其他的省則由各自的議會去決定估征的辦法。在法國的某些省，國王不僅課征他所認為合適的賦稅，而且按他所認為合適的方式去估征。對其他的省，他隻要求繳納一定的數額，讓各省的議會按它所認為合適的方式去估證。按照這種派征課稅的計劃，大不列顛國會同殖民地議會的關係，和法國國王與仍然享有自己議會特權的那些省份的議會的關係相同，而這些被認為是法國治理得最好的省份。
但是，根據這種計劃，殖民地雖然沒有理由擔心自己的公共負擔份額會與母國同胞的公共負擔份額不保持適當的比例，大不列顛卻可能有正當的理由擔心，這種份額不可能達到那個適當的比例。大不列顛國會在過去一些時候，在殖民地未能確立像法國人現今在仍有自己議會的省份所確立的那種權威。殖民地議會，如果它們不很樂意的話（如果不是用比迄今為止更加巧妙的方法去加以管理，它們是很不可能這樣樂意的），仍然可能找到許多借口，去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征；假定爆發對法戰爭，必須立即籌集1000萬鎊，以捍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數目必須用公債來籌借，以某種國會基金作擔保來支付利息。國會提出，這種基金的籌集方法，一部分是在大不列顛課征一種稅收，一部分是向美洲和東印度各殖民地用派征的辦法籌集。這樣一種基金部分地依存於離戰爭中心遙遠而且有時或許認為自己與戰爭並無多大關係的那些殖民地議會的是否高興，那麼人們是否願意憑這種基金的擔保就肯貸予款項呢？憑這種基金所能借到的錢，或許隻有在大不列顛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由於戰爭募債的全部負擔，也和過去一樣，落在大不列顛身上，即落在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落在整個帝國身上。自有世界以來，大不列顛或許是惟一的國家，在擴大它的帝國時，隻增加它的支出，從來沒有增加過它的收入。其他國家一般將保衛帝國支出的絕大部分攤在從屬省份身上，以減輕自己的負擔。大不列顛迄今讓它的附屬省份將幾乎全部保衛帝國的支出擱在自己身上。為了使大不列顛和它自己的殖民地――法律一直認為它們是從屬大不列顛的――處於平等地位，用國會派征的計劃來對它們課稅，萬一殖民地議會試圖逃避或拒絕這種派征時，國會似乎必須有某種辦法，使它的派征立即生效；這種辦法是什麼，這是很不容易設想的，也尚未得到說明。
假如大不列顛同時完全確立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甚至不必經過它們自己的議會同意，那麼這些議會的重要性從此刻起就會終結，不列顛美洲所有領袖人物的重要性亦會隨之終結。人們想要參加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這樣會使他們成為重要人物。每一種自由政府製度的穩定和持續，依存於領袖人物――每一個國家的天然貴族――有無力量保持和捍衛他們各自的重要性。這些領袖人物繼續不斷地對彼此的重要性進行攻擊，以及捍衛各自的重要性，這就構成了國內派別和野心的全部活動。美洲的領袖人物也像所有其他國家的領袖人物一樣，想要保持他們自己的重要性。他們感到，或者想象，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喜歡稱之為國會，並認為它和大不列顛國會具有同等的權威――竟然降到成為大不列顛國會的卑下工具和執行官吏，他們自己的重要性就大部分喪失了。因此，他們拒絕通過國會派征來對殖民地課稅的建議，像其他野心勃勃和趾高氣揚的人一樣，他們寧願拿起武器來捍衛自己的重要性。
到羅馬共和國衰落時，曾經為保衛國家和擴大帝國承受主要負擔的盟國要求取得羅馬公民的全部特權。在被拒絕以後，社會戰爭爆發了。在戰爭中，羅馬給予了其中的大部分以這種特權，按它們獨立於聯盟的程度一個一個地給予。不列顛國會堅持要對殖民地課稅；殖民地拒絕由自己沒有選派代表的國會來對自己課稅。如果對每一個想要脫離一般聯盟的殖民地，大不列顛允許它按對帝國公共收入所做貢獻的比例選派若幹國會代表，所納賦稅和母國同胞相同，因此享受相同的貿易自由，代表人數隨著以後貢獻的增加而增加，那麼，呈現在每一個殖民地的領袖人物麵前的就是一種取得重要性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加燦爛的野心目標。他們不再為在殖民地派別的小小彩票中可能得到的小獎去浪費光陰，而是憑人們對於自己的能力和幸運天然具有的妄想去希望在不列顛政治的巨大國家彩票輪子中抽到某種大獎。除了用這種方法或者可以找到的其他方法（似乎沒有比這種方法更明顯的其他方法）去保持殖民地領袖人物的重要性及滿足他們的野心，否則他們是很不可能自願向我們屈服的；我們應當考慮，為迫使他們屈服而不得不流出的鮮血，每一滴都是我國國民的或我們希望其成為我國公民的人的血。有的人欺騙自己說，在萬一發生那種事情的時候，我們的殖民地是容易單憑武力征服的，這種人是很愚蠢的。現在支配他們所稱的大陸議會所作決定的人們，此刻自己感覺到的那種重要性，或許是歐洲最偉大的人物所不曾感覺到的。從小店主，商人和律師，他們變成了政治家和立法者，他們正在為一個廣大的帝國設計一種新的政府形式，他們自以為這個帝國將成為這樣的帝國。或許有500個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大陸議會下直接工作，或許還有50萬個人，在這500個人之下工作，他們全部以同樣的方式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成比例地上升。美洲統治集團中的每一個目前在自己的想象中所占據的地位，不僅優越於他以前占據的地位，而且優越於他所曾經希望占據的地位；除非向他或他的領導人提出新的野心目標，否則，隻要他還有一個普通人的精神，他是一定會為捍衛自己的地位而死的。
亨諾主席說過，我們現在願意閱讀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述，這些事件當其發生時，或許並沒有被看成是什麼非常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每一個都幻想自己具有某種重要性；從那時流傳下來的許多回憶錄，大部分都是由願意記錄並誇大這些事件的人寫的；他們認為自己在這些事件中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在那一次，巴黎市是多麼頑強地捍衛它自己，它忍受了多麼可怕的饑荒而不肯向一個最好的和以後最受人愛戴的法國國王屈服，這是人所熟知的。大部分的公民，或者說統治大部分公民的人，為保衛他們自己的重要性而戰鬥，他們早就看到，每當舊政府重新建立時，他們的重要性就會喪失。我們的殖民地，除非它們能被誘導同意和我們建立聯邦，否則它們很可能要捍衛自己，抵抗一切母國中最好的母國，就像巴黎市曾經頑強地抵抗一切國王中最好的國王那樣。
代表製的思想是古代所沒有的。當一國人民被允許享有另一國的公民權時，他們除了和另一國的人民一道投票和討論國事外，別無其他行使這種權利的方法。允許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享有羅馬公民的特權，完全毀滅了羅馬共和國。不再可能區別誰是和誰不是羅馬公民。沒有一個氏族能識別其自己的成員。任何一種暴民均能被引進人民的議會，他們趕走真正的公民，決定共和國的事務，就像他們自己是真正的公民一樣。然而，即使美洲派遣50個或60個新代表到國會來，下議院的守門人也會毫無困難地辨認出誰是和誰不是議員。所以，雖然羅馬憲法必然因羅馬與意大利各盟邦的聯合而遭摧毀，不列顛憲法卻不會因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到損傷。反之，這個憲法會因為聯合而更為完全，沒有這種聯合就不完全。討論並決定有關帝國每一地區事務的國會，為了充分了解各地的情況，肯定應當有來自每一個地區的代表。可是，我不敢妄斷，這種聯合能容易實現，在實現過程中不產生困難和巨大的困難。可是，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任何困難似乎是不可克服的。主要的困難或許不是產生於事物的本性，而是產生於大西洋此岸和彼岸的人民的偏見和意見。
我們，在大西洋的這一邊，擔心大量的美洲代表會推翻憲法的平衡，在一方麵使國王的影響增加太大，或者在另一方麵使民主的力量增加太多。但是，如果美洲代表的人數和美洲課稅的成果成比例，那麼，所要管理的人數就會完全按照管理他們的手段的比例而增加，管理的手段也會完全按照被管理的人數的比例而增加。聯合以後，憲法的君主部分和民主部分彼此保持的相對力量一定和以前的程度完全相同。
大西洋彼岸的人民擔心，他們離政府中心遙遠，自己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但是他們在國會的代表――其人數一開頭就應當很多――很容易保護他們，使之免受一切壓迫。距離不會削弱代表對選民的依賴性，代表仍然會感覺到，他在國會中的席位，以及他從而獲得的一切好處，均依存於選民的好感。因此，代表的利益所在，就是要培養這種好感，這就是通過利用作為立法機關成員的全部權威，對文武官員在帝國的那些遙遠地區可能犯下的每一種罪行進行申訴。此外，美洲居民似乎有理由可以設想，美洲與政府中心的距離是不會長期繼續下去的。美洲在財富、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麵的進步一向是如此迅速，或許在不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它的納稅額就會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到那時，帝國的中心自然會遷移到對整個帝國的一般國防和支持做出最大貢獻的那個地區去。
美洲的發現，經由好望角去到東印度的通道的發現，是人類曆史上記載的兩個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事件。它們的影響已經是非常之大了；但在發現以後所經曆的兩三個世紀的短時期內，還不可能看出其影響的全部內容。人類的智慧不可能預見到，這些重大事件今後將給人類帶來什麼好處或什麼不幸。在某種程度上使世界上各個最遙遠的地區結合起來，使它們能調節彼此的需要，能增加彼此的享受，能鼓勵彼此的產業，它們的一般趨勢似乎是有利的。可是，對東西印度的當地原有居民來說，從這些事件能夠得到的商業利益，在它們所造成的可怕的不幸中已經完全淹滅和喪失了。然而，這些不幸似乎是偶然發生的，而不是由於這些事件的本來屬性。在作出發現的具體時刻，巨大的力量優勢恰巧是在歐洲人方麵，以致他們能在這些遙遠的國家犯下各種不公正的行為而不遭受懲罰。從今以後，或許這些國家的原有居民會變得更為強大，或者歐洲的居民變得更為弱小，世界所有不同地區的居民可能達到勇氣和力量上的平等，這樣就會產生相互的恐懼，單憑這一點就可以懾服各個獨立國家，使之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不再作出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要建立這種力量上的平等，最重要的似乎莫過於相互交流知識和各種改良措施，而所有國家與所有國家之間的廣泛商業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會帶來這種交流的效果。
在此時刻，這些發現的主要效果之一是，將重商主義體係抬高到否則它決不可能達到的顯赫輝煌程度。這個體係的目的是，通過貿易和製造業而不是通過土地的改良與耕種，即通過城市的產業而不是通過鄉村的產業去使一個大國富起來。但是，由於這些發現，歐洲的商業城市現在已經不再是世界一個小地區（大西洋沿岸的歐洲地區以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製造業者和販運業者，而是變成了美洲眾多的和繁榮的耕種者的製造業者，變成了亞洲、非洲、美洲的幾乎所有國家的販運業者，在某些方麵也是製造業者。這樣就為歐洲的商業城市的產業開辟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更大更廣，而且其中一個的市場變得一天比一天更大。
擁有美洲殖民地並和東印度直接通商的國家誠然享受了這一巨大商業的虛飾和光采。可是，其他國家，盡管有旨在排斥它們的各種令人厭惡的限製，卻享受了這種商業的真實利益的更大的一份。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給予其他國家產業的真實鼓勵比給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產業的真實鼓勵更多。單是亞麻布一項，這些殖民地的消費額據說每年在300萬英鎊以上，但我不知道這個數量是否正確。但這個巨大消費額幾乎完全是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和德國供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隻提供了其中一小部分。用這樣大量的麻布來供應這些殖民地的資本，每年是在這些其他國家的居民中分配的，為他們提供了收入。隻有資本的利潤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花費的，在那裏用來支持加的斯和裏斯本商人的奢侈浪費。
即使是每個國家企圖將自己殖民地貿易完全據為己有所訂立的規章，對於這種規章所要使之受惠的國家也比對於它所要加以損害的國家往往害處更大。對其他國家的產業所施加的不公正的壓製，反過來，又落在（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壓製者頭上，對於它們的產業比對其他國家的產業破壞更大。例如，根據這種規章，漢堡商人必須將他用來供應美洲市場的亞麻布送往倫敦，從倫敦帶回他用來供應德國的煙草，因為他既不能將亞麻布直接送往美洲，又不能直接從美洲運回煙草。由於這種限製，他或許不得不將亞麻布賣得比原來略為賤一些，對煙草買得比原來略為貴一些，因此他的利潤或許是略為小一些。可是，在漢堡與倫敦之間的貿易中，他的資本回收肯定要比在和美洲直接進行的貿易中要快，即使我們假定美洲的付款也和倫敦付款一樣準時，而事實上決非如此。可見，在漢堡商人進行的受這些規章限製的貿易中，他的資本可以比他在被排斥在外的貿易中能使更大數量的德國勞動經常受到雇用。因此，對他來說一種用途可能不及另一種用途有利，但對他的國家來說，一種用途卻同另一種用途同樣有利。而壟斷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倫敦商人的資本進入的那種用途，情形就完全不同。那種用途對他來說，或許比大部分的其他用途更為有利，但是，由於回收緩慢，對他的國家來說，卻不比其他用途更為有利。
可見，雖然歐洲每一個國家作出一切不公正的圖謀去將自己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好處據為己有，但是除了擔負在平時用來維持、在戰時用來捍衛它對殖民地的壓迫權力的開支以外，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將任何其他的東西據為己有。至於擁有殖民地所產生的一切困難，每一個國家倒是完全據為己有了。從殖民地貿易得到的好處，它不得不和許多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毫無疑問，對美洲巨大商業的壟斷當然似乎是具有最高價值的收獲。在沒有識別力的暈頭暈腦的野心家心目中，這種壟斷在紛亂的政治和戰爭中，自然會以閃光奪目和值得爭奪的目標呈現。可是，這個目標的耀眼的光輝，這種商業的無限巨大，正是使得對它的壟斷成為有害的本質，或者說，它使得一種用途――這種用途按其本質來說，不及大部分其他用途對於國家更為有利――吸引的國家資本在比例上比它本來會吸引的要大得多。
在第二編已經說明過，每一國的商業資本必然尋求（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對該國最有利的用途。如其用於販運貿易，其所屬國家就會成為用此項資本經營其貿易的所有國家的貨物的中心市場。但資本所有人必然希望將這種貨物的盡可能大的一部分在本國銷售。這樣他就可以省去出口的麻煩、風險和費用，因此他願意在本國以低得多的價格出售，滿足於比將貨物送往國外所能得到的較小的利潤。因此，他自然力圖將他的販運貿易盡可能多地變成對外消費貿易。如果他再把資本用在對外消費貿易上，為了同樣的理由，他會高興將他所購入的用來出口到某個外國市場的本國貨的盡可能大的一部分在本國銷售，這樣企圖盡可能多地將他的對外消費貿易變成國內貿易。每一國的商業資本自然會這樣尋求近的用途，避免遠的用途；自然會尋求回收次數較多的用途，避免回收期遙遠和回收緩慢的用途；自然會尋求其所屬國或所有人居住國的生產性勞動能得到最大數量的維持的用途，避免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數量最小的用途。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情況下對該國最有利的用途，避免在普通情況下對該國利益最小的用途。
但是，如果在任何在普通情況下對國家不是那麼有利的那種遙遠的用途中，利潤上升較高，超過了足以平衡對較近用途的自然愛好的數額，這種利潤上的優越性就會將資本從那些較近用途中吸引出來，直至所有用途的利潤回到各自的適當水平。可是，這種利潤上的優越性證明，在社會的實際情況中，這種遠的用途比例於其他用途而言資本略有不足，社會資本在所有各種不同用途中沒有按照最適當的方式分配。證明有些東西比應有的程度購買得賤了一些或售賣得貴了一些，證明某一階層的人民比在平等的情況下，因付出的多或得到的少而或多或少受到壓迫：在所有不同階層的公民中這種平等情況是應當發生的，也是自然會發生的。雖然同一資本在遠的用途中不會像在近的用途中那樣維持相同數量的生產性勞動，但是遠的用途也可能和近的用途一樣對於社會福利是必要的；遠的用途中所經營的貨物或許是為了從事許多較近用途所必要的。但是如果經營這種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這些貨物就將會比它們應有的程度賣得較貴，或者說略為超過它們的自然價格，而所有從事較近用途的人均將因這一高價而或多或少受到壓迫。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利益要求將一些資本從這種較近用途中抽出來，轉到遠的用途中，使它的利潤降到適當的水平，它所買賣的貨物的價格降到它們的自然價格。在這種特殊場合，公共利益要求有一些資本從在普通場合對公眾比較有利的用途中抽出來，轉到在普通場合對公眾利益較少的用途中去；在這種特殊場合，也像在所有其他普通場合一樣，人們的自然利益和傾向同公共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並引導他們去將資本從近的用途中抽出，使之轉到遠的用途中去。
這樣，個人的私人利益和激情自然會促使他們將自己的資本轉到在普通場合對社會最有利的用途中去。但是如果由於這種自然愛好使他們將過多的資本轉到這種用途中，其中利潤的下降以及所有其他用途中利潤的上升會立即促使他們改變這種錯誤的分配。因此，不必有任何法律的幹預，人們的私人利益和激情自然會引導他們盡可能地按照最適合於整個社會利益的比例去將社會資本在所有各種用途間進行劃分和分配。
重商主義體係的所有各種規章，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亂了資本的這種自然的和最有利的分配。但是涉及美洲和東印度貿易的那種規章或許比任何其他規章對這種分配打亂得更多，因為對這兩大洲的貿易比其他兩個貿易部門的任何一個所吸收的資本數量更大。可是，在這兩個不同貿易部門造成混亂的規章並不完全相同。壟斷是兩者的主要動力，但那是一種不同的壟斷。誠然，這一種或那一種壟斷，似乎都是重商主義體係的惟一動力。
在對美洲的貿易中，每個國家力圖將自己殖民地的全部貿易盡可能地壟斷起來，徹底排斥所有其他國家與之進行任何直接貿易。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葡萄牙人按相同的方式來管理對東印度的貿易，主張隻有他們有權利航行印度各海，理由是他們首先找到了通向它們的道路。荷蘭人仍然排斥所有其他歐洲國家和他們的香料各島進行任何直接貿易。這種壟斷權的設置顯然是於所有其他歐洲國家不利的，它們不僅被排斥在便於將自己的一部分資本投入的貿易之外，而且不得不以較貴的價錢購買這種貿易所經營的貨物，如果它們能直接從生產國進口，這些貨物一定會便宜些。
自從葡萄牙人的勢力衰落以來，再沒有歐洲國家主張自己有航行印度各海的獨占權，其主要港口現在均已對歐洲國家的船隻開放。可是，除了在葡萄牙，以及最近幾年在法國，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將對東印度的貿易交由一家專營公司來經營。這種壟斷權的設置，是直接違反設置壟斷權的國家的利益的。該國的大部分人不僅被排斥在可能便於將其一部分資本轉入的貿易之外，而且不得不以略貴的價錢購買這種貿易所經營的貨物，如果它對所有同胞開放和自由，是可以買得便宜一些的。例如，自從設立英格蘭東印度公司以來，英格蘭的其他居民除了被排斥在這種貿易之外以外，他們對自己消費的東印度貨物所付的價錢，不僅包括公司由於壟斷而在這些貨物上獲得的全部特別利潤，而且包括全部特別浪費，這是由對這樣大的一家公司的事務管理必然會有的造假和濫用所造成的。可見，這第二種壟斷比起第一種壟斷來，其荒謬就更加明顯。
兩種壟斷都或多或少地打亂了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它們並不總是按照相同的方式來起作用。
第一種壟斷吸引社會資本的較大一部分到為它設置壟斷權的那種貿易中去，這一部分比資本自然會流入的數量大。
第二種壟斷則有時將資本吸引到為它設置壟斷權的那種貿易中去，有時又將資本排斥出那種貿易，依不同的情況而定。在窮國，壟斷自然會把比本來會進入的更多資本吸引到那種貿易中去。在富國，壟斷將本來會進入的大量資本排斥在那種貿易之外。
例如，在瑞典和丹麥那樣的窮國，如果貿易不交由專營公司經營，或許根本不會有一艘船駛往東印度。設立這樣一家公司必然會鼓勵冒險者。他們的壟斷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製所有的競爭者，在國外市場上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享有相同的機會。他們的壟斷權向他們表明，在相當多的貨物上肯定能得到很大利潤，也在大量的貨物上有機會能得到相當多的利潤。沒有這種特別的鼓勵，這種窮國的窮商人或許決不會想到要將自己的小量資本投入這麼遙遠和不確定的冒險事業中去，對他們來說，東印度貿易一定自然會顯得是這樣。
反之，在像荷蘭這樣一種富國，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它會派出比它實際上所派的更多船隻前往東印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有限資本或許將本來會進入這種貿易的許多大商業資本排斥在這種貿易之外。荷蘭的商業資本是如此巨大，好像是經常不斷地向外溢出，有時流入外國的公債，有時貸與外國的私人商人和冒險者，有時流入最迂回的對外消費貿易，有時流入販運貿易。既然所有近用途均已完全充滿，能投入這些用途以獲得差強人意的利潤的全部資本均已完全投入，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入最遠的用途。對東印度的貿易，如果它是完全自由的話，或許會吸收大部分的這種剩餘資本。東印度為歐洲製造品，向美洲的黃金和白銀以及幾種其他產物提供的市場，比歐洲和美洲加在一起更大更廣。
對資本自然分配的每一種打亂，對發生這種事情的社會必然是有害的，不論是將本來會進入的資本排斥在某一種貿易之外，還是將本來不會進入的資本吸引到某種貿易中去。如果在沒有任何專營公司時，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會比實際的貿易大，那麼，荷蘭定會由於一部分資本被排斥在對自己最方便的用途之外而遭受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在沒有專營公司時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會比實際的貿易小，或許更可能是會根本不存在，那麼由於一部分資本被吸引進入與兩國現在的環境不相適合的用途，兩國也同樣會遭受很大的損失。在兩國現今的情況下，對它們來說或許更好一些的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即使價格稍為貴些，而不是將自己微小資本的這麼大一部分投入這麼遙遠的貿易，其回收是如此緩慢，在國內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如此小，而那裏的生產性勞動又是如此缺乏，在那裏完成的工作是如此之少，還有那麼多的工作要等著去做。
因此，雖然一個國家沒有專營公司就不能直接和東印度進行貿易，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那裏應當設立這樣一家公司；而隻能得出結論說，這樣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不應當和東印度直接進行貿易。為了和東印度進行貿易並不一定要有這樣一家公司，可以由葡萄牙人的經驗得到充分證明，它們在一個多世紀中享有幾乎全部對東印度的貿易，卻沒有設立專營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