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
使得首先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島建立歐洲殖民地的利益，不及引導古代希臘和羅馬建立殖民地的利益那樣明白和顯著。
古代希臘各邦全都隻擁有很小的領土，當某一邦的人口增加到自己的領土所不容易維持的程度時，一部分人被送出去在世界上遙遠的地方尋找住處；周圍好戰的鄰邦使其難於在本國擴張自己的領土。多裏安人的殖民地主要在意大利和西西裏，那裏在羅馬立國以前，為野蠻的未開化民族所居住；伊沃尼亞人和伊沃利亞人（希臘另外兩個最大的部落）的殖民地則在小亞細亞和愛琴海各島，當時當地居民似乎和西西裏與意大利的居民處於同一狀態。母市雖然把殖民地看做自己的孩子，隨時給予巨大的恩惠和援助，也得到它的感激和尊敬，但是把它看做是一個獨立的孩子，不對它行使直接的權力或管轄權。殖民地規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製定它自己的法律，選舉它自己的官吏，像一個獨立國家一樣對鄰國媾和或宣戰，從來不等待母市的批準或同意。指引每一項這樣的建製的利益，是再明白顯著不過的了。
羅馬也像大多數其他的古代共和國一樣，最初是在一種“土地法”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將公共領土按一定的比例在組成國家的公民中間進行分配。人類事務的進程，通過婚姻，通過繼承，通過轉讓，必然打亂了這種原始的分配，常常使分配用來維持許多家庭的土地落到了一個人的手中。為了補救這種混亂――當時認為這是一種混亂――通過了一種法律，限製每個公民所能擁有的土地數量為500朱格拉，約合350英畝。可是這項法律，雖然據我所知它被在一兩個場合執行過，卻大都被忽視或規避，財產的不平等繼續增長。大部分公民沒有土地，而按照當時的風俗習慣，沒有土地就使得一個自由人難於維持他們獨立性。在現今，盡管一個窮人自己沒有土地，如果他有一點點資本，他可以租種他人的土地，或做某種零售買賣；如果他沒有資本，他可以當一個鄉村勞工或工匠。但在古代羅馬人中，富人的土地全都使用奴隸耕種，他們在一個監工底下工作，監工也是奴隸；因此，一個貧窮的自由人既無法成為農場主，亦無法成為勞工。所有的商業和製造業，即使是零售業，也都是富人的奴隸為了主人的利益而經營的，主人的財富、權力和保護使貧窮的自由人無法與之競爭。於是沒有土地的公民別無其他生計，隻有靠每年選舉時候選人的贈金。當護民官想要激起人民去反對富豪時，就使他們去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並把限製這種私有財產的法律說成是共和國的根本法。人民變得大吵大嚷，要求得到土地，而我們可以相信，富豪們則堅決不肯將自己的土地分給他們。因此，為了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他們，富豪們提出另辟新殖民地。然而，以征服為職誌的羅馬，即使在這種場合，也覺得沒有必要將自己的公民送往遼闊的世界去尋找他們的幸福（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不知道他們定居何處。它一般將意大利被征服各省的土地指定給他們，由於在共和國的統治之下，他們決不可能形成任何獨立的國家，至多隻能成為一種自治團體，雖然為了進行治理它可以通過自己的法規，但隨時處於母市的修正、管轄和立法權威之下。建立這樣一種殖民地不僅使人民得到某種滿足，而且也常常在一個新征服的省份建立一種守備隊，否則這種省份的是否服從是很可懷疑的。可見，羅馬殖民地，不論是從建製本身的性質還是從建立的動機來看，均與希臘殖民地不同。因此，最初用來表示這種不同建製的文字也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拉丁字（Colonia）隻是意味著大規模的耕植地。反之，希臘字（απουχυα）則意味著分開住所、離開家庭、走出家園。但是，雖然羅馬殖民地在許多方麵與希臘殖民地不同，促使建立殖民地的利益同樣是明白顯著的。兩種製度的起源或是由於不可抗拒的必要性，或是由於明白而顯著的功利。
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島建立殖民地不是出於什麼必要性：雖然從而產生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但它卻不是那麼完全明白和顯著的。在這些殖民地初建立時並不知道有這種利益，其建立及其發現的動機也不是這種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範圍和限度或許在今天也沒有被人們很好地理解。
威尼斯人在14和15世紀從事一件非常有利的商業，就是將東印度的香料和其他貨物售予其他歐洲國家。他們主要從埃及購入，埃及當時處於馬米魯克軍人統治之下，他們是土耳其人的敵人，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敵人；這種利益的一致，加以威尼斯貨幣的援助，就形成了一種結合，使威尼斯人幾乎壟斷了這種貿易。
但是哥倫布在這次以及後來各次航行中所發現的國家，和他去尋找的那些國家並無相似之處。沒有看到中國和印度斯坦的財富、耕種良好和人口眾多；在聖多明各以及他所到過的新世界所有其他地方，他所看到的沒有別的東西，隻是一個森林茂密、沒有開墾、由一些裸體的可憐的野蠻部落居住的國土。可是，他非常不願意相信這些和馬可?波羅所描述的國家並不一樣；馬可?波羅是第一個訪問中國或東印度的歐洲人，至少他留下了有關它們的一些記述。非常微小的相似之處，例如哥倫布在聖多明各發現的一座山，西巴奧山，和馬可?波羅所提到的西盤各山在名稱上有些相近，就足以使他回到他所喜愛的早就放在心上的地方，盡管與最明顯的證據相矛盾。在他給斐迪南和伊莎伯拉的信中，他稱他所發現的國家為印度諸國。他毫不懷疑這些就是馬可?波羅所描述的國家的極端地區，離恒河、或離亞曆山大所征服的那些國家不遠。甚至當他最後不得不相信它們是不同的國家時，他仍然妄以為那些富裕國家已經相去不遠，因而他在下一次航行中，沿著火地島海岸，向普達連地峽去尋找它們。
由於哥倫布的這種錯誤，印度這個名稱嗣後就固定在這些不幸國家的頭上；當最後清楚地發現新印度和舊印度完全不同時，前者就稱為西印度，以與後者相區別，後者就稱為東印度。
可是，對哥倫布來說重要的是，他所發現的不管是什麼國家，應當對西班牙宮廷把它們說成是非常重要的；而從當時構成各國真實財富的東西，即土壤的動植物產品來說，實在沒有什麼東西能證明它們的重要性。
聖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獸是科裏，介於老鼠和兔子之間，布豐先生認為它和巴西的阿帕裏亞一樣。這種動物的數目從來不多，巴西人的狗和貓早已將它們以及其它一些更小的動物幾乎消滅殆盡。可是，這些，連同一種相當大的蜥蜴，稱為伊文諾或伊關諾，就構成了土地所能提供的動物性食物的大部分。
居民的植物性食物，雖然由於他們農業不發達而不是很豐富，卻也不是完全缺乏。這由玉米、芋、薯、香蕉等植物組成，這些當時在歐洲是從來不知道的，嗣後在歐洲也從來不曾受到重視，或認為能與歐洲遠古以來種植的穀物與豆類提供同等的營養成分。
棉花誠然能為最重要的製造業提供原料，在當時對歐洲人來說無疑是這些島國的所有植物性產品中最具有價值的。但是，盡管在15世紀末東印度的軟棉布和其他棉貨都很受歐洲各地的重視，棉紡織業本身在歐洲任何地方卻均未發展。因此，即使是這種生產物，在歐洲人眼中也不可能顯得非常重要。
看到在新發現的國家中動物和植物方麵都不能證明對它們能作非常有利的陳述，於是哥倫布將他的眼光轉向礦物；他妄稱，他從這第三王國的產品的豐富，找到了其他兩個王國物產微不足道的充分補償。當地居民用來做自己衣服裝飾的小塊黃金，他聽說這些是他們常常從山上流下的溪水和急流中找到的，這就足以使他相信，這些山都藏有最富的金礦。因此，聖多明各被描述為富有黃金的國家，因此之故（不僅是根據現在的偏見，也是根據當時的偏見），對西班牙國王和王國來說，是真實財富的取之不盡的泉源。當哥倫布從第一次航行回國時，他被用一種凱旋儀式引見卡斯梯和亞拉岡的國王們，他所發現的國家的主要產物就由儀仗隊抬著走在他前麵。其中惟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一些黃金小發帶、腕環和其他的裝飾品，以及幾捆棉花。其他的隻是一些俗人驚異的珍奇品，一些形體極大的蘆葦、一些羽毛非常美麗的鳥、一些大鱷魚和海牛的剝下的皮；走在這一切前麵的是六七個可憐的土人，他們的奇怪的膚色和形狀大大增添了這次展覽的奇異色彩。
由於哥倫布的陳述，卡斯梯樞密院決定奪取這些國家，它們的居民顯然無力捍衛自己。使他們信仰基督教的神聖目的，把這種非正義的計劃神聖化了。但是在那裏找到黃金寶藏的希望，才是促使去奪取它的惟一目的；為了使這種動機具有更大的重量，哥倫布提議，在那裏發現的金銀應以半數歸於國王。這個提議為樞密院所接受。
隻要由第一批冒險者輸入歐洲的黃金全部或絕大部分是用劫掠毫無自衛能力的土人的方法十分容易地得來的，即使是繳納這種重稅或許也並不很困難。但是當在聖多明各以及哥倫布所發現的其他國家當地居民一旦被剝奪了他們所有的一切黃金以後（這在六年或八年內已經徹底實現了），當要找到更多的黃金就必須從礦山中去挖掘它的時候，支付這種稅收就不再有可能性了。因此這種稅收的嚴格征取，據說首先造成了聖多明各礦山的全部放棄，嗣後也從來沒有恢複開采。於是不久就將稅收降至總產量的1/3，然後降至1/5，隨後降至1/10，最後降至1/20。對白銀的課稅在長時期內繼續為總產量的1/5。隻在本世紀中才降至1/10。但是首批冒險者似乎對白銀並不很感興趣。似乎隻有黃金這樣貴重的東西才能得到他們注意。
在哥倫布的計劃以後，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所有其他計劃似乎全都是出於同一動機。正是對於黃金的神聖的渴望，把奧伊達、尼克薩和瓦斯科?努格尼?得?巴爾博帶到了達裏安地峽，把科特茲帶到了墨西哥，把阿爾馬格羅和皮查羅帶到了智利和秘魯。當這些冒險者們來到任何一個不知名的海岸時，他們首先詢問的是在那裏能不能找到黃金，根據他們得到的有關這件事的信息，他們決定是離開這個國家，還是定居在那裏。
可是，在所有費錢的和不確定的計劃中，使大部分從事者破產的，或許沒有比探索新金銀礦更容易遭致完全毀滅的了。這或許是世界上最不利的彩票，中獎人的利得和落獎人的損失之間的比例最小；因為，雖然中獎的票很少而不中獎的票很多，但是一張獎券的普通價格就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的全部財產。采礦計劃不但不能補償所使用的資本和資本的普通利潤，一般還會虧蝕全部資本和利潤。因此，所有謹慎的立法者，一心想要增加自己國家的資本，都不願對這種計劃給予任何特殊的鼓勵，或使比自行流入的更大部分的資本轉到這種計劃上去，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人對於自己的幸運都有一種荒謬的信念，所以隻要有最小的成功可能性，就會有過大的一份資本自行趨向它們。
但是，人們對於這種計劃的清醒理智的和經驗的判斷其結果是不利的。人類貪欲的判斷通常完全不同。同樣的激情，它向許許多多的人提示過點石成金這種荒謬的想法，也向其他的人提示了無限豐富的金銀礦藏這種同樣荒謬的想法。他們沒有考慮到，這些金屬在所有的時代和國家之所以有價值是由於它們的稀少，而它們之所以稀少又是由於它們的微小數量被自然藏在某一處地方，將其用堅硬的不可摧毀的物質包圍起來，因而要穿透到並獲得它們在到處都必須花費很大的勞動和支出。他們妄以為，這些金屬的礦脈在許多地方都可找到，像在鉛、銅、錫、鐵方麵通常找到的礦脈一樣大，一樣多。沃爾特?羅利爵士有關厄爾多拉多的黃金城和黃金國的美夢可以使我們相信，即使是聰明人，也常常不免有這種奇異的幻想。在那位偉大人物死後100餘年，耶穌會會員古米拉仍然相信那個奇異國家的真實性，用極大的熱情，我敢說是用極大的真誠表示，將福音之光帶給能夠給予他們的傳教士的虔誠勞動以如此優厚的獎賞的人民，他會感到多麼快樂。
在西班牙人首先發現的那些國家，現在知道沒有什麼金銀礦是被認為值得開采的。據說首批冒險者在那裏找到的這些金屬的數量，以及在初次發現以後立即開采的那些礦山的豐富程度，或許都被過分誇大了。可是，有關這些冒險家所找到的東西的報道，就足以燃起他們的全體國民的貪欲。每一個駛向美洲的西班牙人都想要找到一個黃金國。命運之神在這種場合所做的，也和她在非常少數的其他場合所做的一樣。她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她的忠實信徒們的奢望；在墨西哥和秘魯的發現與征服中（第一個發生在哥倫布首次遠征後的大約30年，第二個發生在之後的大約40年），她贈給他們的是與他們所尋求的貴金屬的豐富不相上下的東西。
可見，對東印度的通商計劃造成了西印度的首次發現。一項征服計劃產生了西班牙人在這些新發現國家的所有的殖民地。刺激他們從事這種征服的是一項金銀礦計劃；一係列人類智慧所不能預見的意外事件，使這一計劃獲得了比經營者有任何合理根據可能期望的更大的成功。
所有其他歐洲國家企圖在美洲殖民的首次冒險，都是由相同的妄想所驅使，但他們並不是同樣成功的。在巴西首先建立殖民地以後大約過了100多年，才在那裏發現銀礦、金礦或鑽石礦。在英格蘭、法國、荷蘭和丹麥的殖民地，迄今還沒有發現這種礦藏，至少沒有現在認為值得開采的礦藏。可是，首批在北美的英格蘭移民提出要將在那裏發現的全部金銀的1/5獻給國王，作為給他們頒發特許狀的動力。在給沃爾特?羅利爵士的、給倫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的、給普利茅斯參議會的等等的特許狀中，因而都規定將這1/5保留給國王。除了尋找金銀礦的期望之外，這些首批殖民者還抱有發現去到東印度的西北通道的期望。他們迄今在這兩方麵都感到失望。
第二部分 論殖民地繁榮的原因
文明國家占有一個荒蕪的國土或居民稀少、土民容易向新殖民者屈服的國土，這樣建立的殖民地能比任何其他人類社會更加迅速地走向富裕和強大。
殖民者隨身帶去的，有農業知識和其他有用的技術，比野蠻的未開化民族在許多個世紀中能自行發展起來的更為優越。他們隨身帶去的，還有服從的習慣、有關於在自己國家中所產生的正規政府、支持這種政府的法律製度以及正規的司法行政的觀念，他們在新殖民地自然要建立一些同樣的東西。但是在野蠻和未開化民族中，在法律和政府建立以後（這些是為了保護他們所必要的），法律和政府的自然進步仍然比技術的自然進步要慢一些。每一個殖民者得到的土地，比他可能耕種的多。他無需付地租，也很少要納稅。沒有地主來和他分享土地的產物，國王的一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他有一切的動機要使產物盡可能多，這種產物幾乎全部可以歸他所有。但是他的土地普遍太廣闊了，用他自己的全部勞動以及他可能使用的所有其他人的勞動，他很少能使土地生產出它可能生產的1/10。因此他渴望從所有的方麵募集勞動者，用最優厚的工資來報酬他們。但是這種優厚的工資，連同土地的豐富和低廉，不久就使這些勞動者離開他，以便自己變成地主，用同樣的慷慨去報酬其他的勞動者；這些其他的勞動者不久又離開他們，和他們離開自己的頭一個主人的理由是一樣的。勞動的豐厚報酬鼓勵結婚。子女在嬰幼兒時期得到良好的營養和照顧，當他們成長以後，他們的勞動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他們的維持費。達到成年以後，勞動的高價格，土地的低價格，使他們能像自己父親以前所做的那樣，自立起來。
在其他國家，地租和利潤吞噬了工資，兩個上層階級壓迫下層階級。但在新殖民地，兩個上層階級的利益使得他們不得不用比較寬宏人道的態度來對待下層階級，至少是，那裏的下層階級不處於奴隸狀態。自然肥沃程度最大的荒地，隻付很小代價就可以得到。地主總是經營者，他所期望的從改良土地增加的收入就構成他的利潤；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普遍是很大約。但是不使用其他人的勞動去開墾和耕種土地，就不能得到這種巨大的利潤；可是在新殖民地普遍發生的情況是，土地的廣闊和人民的稀少不成比例，因此他難於得到這種勞動。所以他不在工資上計較，願意用任何的價格去雇用勞動。勞動的高工資鼓勵人口增長。良好土地的低廉和豐富鼓勵耕作的改良，使地主能付得起這種高工資。土地的全部價格幾乎就是由這種工資組成的；雖然作為勞動的工資來看，這種工資很高，但是作為價值如此之大的東西的價格來看，這種工資就很低了。凡是鼓勵人口和改良的增進的事情，也鼓勵真實財富和強大的增進。
因此，古希臘的許多殖民地在財富和強大方麵的進步似乎是非常快的。在一兩個世紀中，其中有幾個似乎趕上了它們的母市，甚至超過了母市。西西裏的錫拉丘茲和阿格裏建頓、意大利的塔倫圖姆和洛克裏、小亞細亞的埃弗塞斯和密裏圖斯，似乎在所有的方麵至少是和古希臘的任何一個城市相等。雖然建立在它們以後，可是所有風雅的藝術，哲學、詩歌和修辭學似乎和母國的任何地區開發得同樣早，進展得同樣高。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最古老的希臘哲學學派，即泰勒斯學派和畢達哥拉斯學派，都不是在古希臘建立的，而一個是在亞細亞殖民地、一個是在意大利殖民地建立的。所有這些殖民地都建立在由野蠻和未開化民族居住的國家，他們很容易向新殖民者讓步。這些殖民地有富足的良好土地，由於它們完全獨立於母市，所以有自由按照自己認為最適合於自己利益的方式去處理自己的事務。
羅馬殖民地的曆史，決不是那樣輝煌。誠然，其中有一些，例如弗洛倫斯，在許多世代中，在母市衰落以後，成長成為一個大國。但是它們當中任何一個的進步似乎都不很迅速。它們全都是在被征服的省份建立的，在大多數場合以前的居民十分稠密。分給每一個殖民者的土地數量都不很大，又由於殖民地不是獨立的，它們並不是總可以自由地按照它們認為最適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處理自己的事務。
在良好土地的豐富方麵，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的歐洲殖民地很像、甚至大大超過了古希臘的殖民地。在它們依附母國方麵，它們很像古羅馬的殖民地；但是由於它們同歐洲的距離遙遠，使它們全都或多或少地減輕了這種依附的影響。它們的位置，使得它們較少處於母國的監視和母國的權力之下。在按它們自己的方式追求它們的利益時，它們的行為在許多場合都被忽視了，這或者是因為在歐洲不知道，或者是因為在歐洲不理解；在某些場合被相當容忍了，對它屈從了，因為它們的距離使得難於加以約束。即使是強暴專製的西班牙政府，在許多場合，也不得不撤銷或修改給它的殖民地政府下達的命令，因為恐怕引起一場普遍的叛亂。因此，所有歐洲殖民地在財富、人口和改良方麵的進步都是非常大的。
西班牙國王由於分享金銀，從殖民地初建的時候起就從它獲得了一些收入。這種收入的性質，也存在於在人類貪欲中激發了對更大財富的十分過度的期望。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從最初建立的時候起，就引起了它們母國的很大的注意，而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則在長時期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但是前者或許沒有因為這種注意更加繁榮，後者也沒有因為這種忽視而變得更壞。按照西班牙殖民地在某種程度上所擁有的國土大小的比例，它們被認為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人口少，繁榮程度差。然而，即使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它在人口和改良方麵的進步；也是非常快、非常大的。在征服時起即已建立的利馬市，烏羅阿說它的居民在30年前已達5萬。基托原來隻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可憐的小村，同一作者說它在他那時候也有同樣多的人口。克麥裏?卡勒利，據說是一個冒充的旅行家，但他在各處的寫作似乎都是根據極為可靠的信息的，他說墨西哥城有10萬居民；這個數字，盡管西班牙作者們總是有些誇大，或許比蒙特祖馬時代的該市居民多出5倍。這些數字大大超過了英格蘭殖民地三大城市即波士頓、紐約和費拉德爾菲亞的人口。在西班牙人征服以前，墨西哥和秘魯沒有適於馱載的牲畜。無峰駝是他們惟一的載重獸，其體力似乎大大低於普通驢子。他們不知有犁。他們不知道使用鐵。他們沒有鑄幣，也沒有任何一種確定的商業媒介。他們的商業是靠物物交換來進行的。一種木製的鋤是他們的主要農具。尖銳的石頭是他們用來切割的刀斧；魚骨和某些動物的硬腱是他們用來縫紉的針，這些似乎就是他們的主要生產工具。在這種事物狀態下，這兩個帝國似乎不可能得到像現在這麼多的改良和這樣好的耕種，此時它們得到了各種歐洲牲畜的豐富供應，鐵、犁和許多歐洲技術的使用已經引進他們中間。但是每個國家人口的眾庶必然和它的改良與耕種程度成比例。盡管在征服之後對當地居民進行了殘酷的摧毀，這兩個大帝國現在的人口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人民也肯定是一種非常不同的人民，因為我想我們必須承認，西班牙後裔的克裏奧爾人在許多方麵優於往昔的印第安人。
除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是歐洲國家在美洲的最早的殖民地。但是由於巴西在首次發現後在長時期內沒有找到金銀礦，因而給國王提供的收入很少或根本沒有，所以在長時期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在這種被忽視的狀態下，它成長為一個大而且強的殖民地。當葡萄牙處於西班牙統治下時，巴西受到荷蘭人入侵，在它劃成的14個省中侵占了七個省。他們打算不久就征服另外的7個省，此時葡萄牙人恢複了獨立，布拉甘查王朝登上皇位。於是作為西班牙人的敵人的荷蘭人變成了葡萄牙人的朋友，因為西班牙人也是葡萄牙人的敵人。因此，荷蘭人同意，將未被征服的那部分巴西領土留給葡萄牙國王，後者同意他們保留那一部分已被征服的巴西領土，作為同這樣好的同盟者不值得爭執的事情。但是荷蘭政府不久就開始壓迫葡萄牙殖民者，這些殖民者不是以發發牢騷來消遣，而是拿起武器來反抗新主人，憑他們自己的勇氣和決心，誠然是在母國默許之下（但沒有得到母國任何公開的幫助），將荷蘭人逐出巴西。因此，荷蘭人看到不可能將巴西的任何部分保留給自己，就同意巴西應當完全回到葡萄牙國王手中。在這個殖民地，據說有60萬以上人口，葡萄牙人及其後裔、克裏奧爾人、黑白混血兒和葡萄牙人與巴西人的混血種。沒有一個美洲殖民地被認為擁有這麼大量的歐洲血統人民。
到15世紀末，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西洋上的兩個海軍大國；因為威尼斯的商業雖然推廣到歐洲的每個地區，它的海軍卻沒有駛出過地中海。西班牙人由於最初發現美洲，要求將其全部據為己有；他們雖然不能阻止葡萄牙這樣一個海軍大國在巴西殖民，但是他們的名字在當時是如此可怕，以致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不敢在那個巨大的大陸的任何地區去殖民。試圖在弗羅裏達定居的法國人，全都被西班牙人謀殺了。但是由於在16世紀末西班牙人所稱的自己的“無敵艦隊”的失敗或失算，西班牙的海軍力量衰落，再也無力繼續阻撓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於是在17世紀中，英格蘭人、法國人、荷蘭人、丹麥人和瑞士人，所有在大西洋上有任何港口的大國，全都企圖在這個新世界建立一些殖民地。
瑞典人在新澤西殖民，今天仍然可以在那裏找到許多瑞典家族，這就足以證明，如果能得到母國的保護，這個殖民地本來是很可以繁榮起來的。但是由於瑞典的忽視，它不久就被荷蘭殖民地紐約並吞，後者又於1674年歸入英格蘭人的統治。
聖托馬斯和聖克羅斯兩個小島，是丹麥人在新世界所擁有的惟一的兩個國土。這兩個小殖民地，也由一個專營公司統治，隻有它有權購入殖民者的剩餘產品，並供應他們以他們所需要的其他國家的貨物，因此，它在購入和售出兩方麵不但有權力壓迫他們，而且有最大的誘惑力這樣去做。一個商人的專營公司的政府，無論對任何國家來說，或許是最壞的政府。可是，它無力完全阻止這些殖民地的進步，盡管它使得這種進步較為緩慢。丹麥前國王解散了這家公司，從那時起，這兩個殖民地十分繁榮。
荷蘭人在西印度的殖民地，也和他們在東印度的殖民地一樣，最初均由一家專營公司統治。因此，其中一些，和幾乎任何舊殖民地比較進步雖然很大，但是，和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較，則進步很是緩慢。蘇裏南這個殖民地雖然進步很大，卻仍然不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大部分食糖殖民地。諾瓦?伯爾基亞這個殖民地，現在劃分為紐約和新澤西兩省，盡管仍處於荷蘭人統治之下，不久或許也會變得十分進步。良好土地的豐富和低廉是造成繁榮的強有力的原因，最壞的政府也很少能阻止這些因素的有效作用。離母國距離很遠，也使殖民地能通過偷運，或多或少逃避公司享有的針對它們的壟斷權。在現今，公司允許所有荷蘭船隻同蘇裏南進行貿易，條件是按裝貨價值繳25%的稅以取得特許證；自己隻保留非洲至美洲的直接貿易的專利權，這幾乎完全是奴隸貿易。公司排他特權的這種放鬆，或許是這個殖民地現今享有的繁榮程度的主要原因。屬於荷蘭人的兩個主要小島庫拉索亞和尤斯特沙，是對所有國家船隻開放的自由港；這種自由，在港口隻對一個國家的船隻開放的較好殖民地中間，是這兩個不毛之地的小島得以繁榮的巨大原因。
法國殖民地加拿大，在上世紀大部分時間和本世紀一部分時間內，處於一家專營公司的統治之下。在這種不利的行政底下，它的進步必然比其他新殖民地進步要慢得多，但在所謂密西西比計劃失敗以後這家公司被解散，於是進步顯得非常快。當英格蘭人擁有這片國土時，他們發現這裏的居民數目比沙勒瓦神父在二三十年前所說的多出一倍。這位耶穌會會員旅行了全國，不會比實際情況說得少。
法國殖民地聖多明各是由海盜們建立的，他們在長時期內既不要求法國保護，也不承認法國的政權；但這類強盜後來成為公民並承認這種政權，法國必然要在長時期內十分寬大地來行使權力。在這個時期內，這個殖民地的人口改良增長非常快。即使是專營公司的壓迫――它在一段時間內受到這種壓迫，像所有其他法國殖民地一樣――雖然無疑地阻礙了這種進步，卻未能使它完全停止。它從這種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後，它的繁榮立即得到恢複。它現在是西印度的最重要的食糖殖民地，它的產量據說比所有英格蘭食糖殖民地加在一起的產量還要大。其他法國食糖殖民地一般也都非常繁榮。
但是沒有任何殖民地比英格蘭在北美的殖民地進步更快。良好土地的豐富，按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事務的自由，似乎是所有新殖民地繁榮的兩大原因。
在良好土地的豐富方麵，英格蘭的北美殖民地，雖然無疑地得到充分的提供，卻不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並不優於上次戰爭以前法國人擁有的一些殖民地。但英格蘭殖民地的政治製度比起任何其他三個國的製度來，更有利於土地的改良和耕種。
第一，對於未耕地的壟斷，在英格蘭殖民地雖未被完全阻止，卻比在任何其他殖民地受到更多的限製。殖民地法律規定，每一個地主有義務在一定時限內改良和耕種其土地的一定部分，違者即宣布這種被忽視的土地可以授予任何其他的人；這種法律雖然或許並未嚴格執行，卻也產生了一些效果。
第二，在賓夕法尼亞，沒有長子繼承權，土地像動產一樣，在全家所有子女中平分。在新英格蘭的三個省，長子隻能得到雙份，像在摩西律中一樣。因此，雖然在這些省份中有時有過大數量的土地被某一個人壟斷，但在一兩代人中，就可能有充分的重新劃分。誠然，在其他的英格蘭殖民地，像英格蘭法律一樣，存在長子繼承製。但是，在所有的英格蘭殖民地，土地占用全都是根據自由租佃製，這就促進了轉讓，被授予大片土地的人，發現盡可能將大部分讓出，自己隻保留一小塊繳納免役地租的土地，是於自己有利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所有附有封爵稱號的大地產的繼承均有稱為“長子繼承”的權利。這種地產全都歸於一個人，實際上是限定繼承、不可轉讓的。法國殖民地誠然是遵守巴黎習慣，在土地繼承方麵，比英格蘭法律更有利於較年輕的子女。但在法國殖民地，如果一宗地產的任何部分由有騎士稱號或領地稱號的貴族占有，當其轉讓時，在限定期間內可由領地繼承人或宗族繼承人贖回；如果一國所有的大地產均由這種貴族占有，自然會阻礙轉讓。但在新殖民地，一宗未耕種的大地產通過轉讓比通過繼承能更快地分割。已經說過，良好土地的豐富和低廉是新殖民地迅速繁榮的主要原因。土地壟斷實際上會破壞這種豐富和低廉。此外，未開墾土地的壟斷，是對它的改良的最大阻礙。但是為土地的改良和耕種所使用的勞動，為社會提供了最大的和最有價值的產物。勞動的產物，在這個場合，不僅支付了勞動的工資和雇用勞動的資本的利潤，而且支付了使用勞動去耕種的土地的地租。因此，英格蘭殖民者的勞動，由於更多地使用在土地的改良和耕種上，比起任何其他三國的勞動來可能提供更大的更有價值的產物，後者由於土地的壟斷，或多或少地轉向其他用途。
第三，英格蘭殖民者的勞動不僅能提供更大的更有價值的產物，而且，由於他們繳納的稅收比較適中，所以這種產物的更大一部分屬於他們自己，他們可以將其儲蓄起來，用來推動更大數量的勞動。英格蘭殖民者還從來沒有對母國的國防或對母國文官政府的維持做出過什麼貢獻。反之，他們自己的防衛迄今還是靠母國的開支。但是海陸軍的費用比文官政府的必要開支要大出許多倍。他們自己的文官政府的費用一向都不很大。這種支出一般隻限於支付總督、法官以及一些其他警察官員的適當的薪金，和維持少數最有用的公共工程。在現在的騷亂開始以前，馬薩諸塞灣的行政設施費往往每年大約隻有18000鎊。新漢普頓和羅得島的行政費各為3500鎊。康涅狄格的行政費為4000鎊。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行政費各為4500鎊。新澤西的行政費為1200鎊。弗吉尼亞和南卡羅來納的行政費各為8000鎊。新斯科夏和喬治亞的行政費部分地由國會的每年撥款維持。但新斯科夏為殖民地的公共支出每年支付大約7000鎊，喬治亞每年支付大約2500鎊。總之，北美殖民地的所有各地的行政費用，除馬裏蘭和北卡羅來納的行政費用沒有得到準確數字以外，在現在的動亂開始以前，居民所付的每年不過64700鎊以上，用這麼微小的開支，使300萬人民不僅得到治理，而且治理得很好，這是值得永遠牢記的實例。誠然，政府開支的最重要部分，即防衛和保護開支，經常落在母國肩上。殖民地文官政府的禮節性開支，如接待新總督到任、新議會開幕等，雖然十分隆重，卻也並不鋪張浪費，教會機關的開支也是同樣節約的。這些殖民地人民不知道有什一稅；他們的教士人數不多，或領取適中的俸給，或由人民的自願捐獻來維持。反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權，卻從向它們的殖民地保證的稅收得到一些支持。誠然，法國從來沒有從它的殖民地取得很大收入，向殖民地課征的稅收一般用在殖民地中間。但所有這三國的殖民地政府開支都很浩繁，並且伴隨有比較耗費的禮儀形式。例如，迎接一位新秘魯總督到任，開支就常常十分巨大。這種儀式不僅表示富有的殖民者在這類特殊場合支付的實際稅收，而且在他們中間引進了在所有其他場合虛榮奢侈的習慣。這些儀式不僅是非常痛苦難受的偶爾的課稅，而且有助於建立一種更為痛苦難受的永久性的課稅：即使人傾家蕩產的私人奢侈浪費的習慣。還有在所有這三個國家，教會機關具有極端的壓迫性。三國殖民地全都征收什一稅，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征收最為嚴格。此外，三國殖民地全都受到一種人數眾多的行乞修士的壓迫，他們的乞討不僅受到特許，而且由宗教予以神聖化，這是對貧苦人民的一種最痛苦難受的課稅，他們被諄諄教導說，布施是一種義務，拒絕對行乞修士施舍是一種非常大的罪。除此之外，僧侶全都是最大的土地壟斷者。
第四，在處理他們的剩餘產品或超過他們自己消費所需要的東西方麵，英格蘭殖民地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受到更大的照顧，被容許有更為廣闊的市場。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或多或少地企圖壟斷本國殖民地的商業，因而禁止外國船隻和它們通商，禁止它們從任何外國進口歐洲貨物。但各國行使這種壟斷權的方式非常不同。
有些國家將自己殖民地的全部商業交給一個專營公司去經營，殖民地必須向它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歐洲貨物，它們也必須將自己的全部剩餘產品出售給它。因此，公司的利益是，盡可能貴地出售前者，盡可能賤地購入後者；而且即使是按照這種低價，也要使對後者的購入數量不比他們可能在歐洲以非常高的價格售出的多。公司的利益是，不僅要在所有的場合降低殖民地剩餘產品的價值，而且要在許多場合挫抑和降低殖民地剩餘產品的數量增長。在能夠想出來阻礙一個新殖民地的自然增長的一切辦法中，最有效的無疑是設立一家專營公司。可是這是荷蘭的政策，雖然在本世紀中，專營公司在許多方麵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排他特權的行使。丹麥直到前一國王即位之前，政策也是如此。這偶爾也是法國的政策；近來，從1755年起，在所有其他國家放棄了這種政策（因為它的荒謬）以後，這也變成了葡萄牙至少是對待巴西的兩個主要省份――伯南布哥和馬拉尼翁的政策。
其他國家讓所有的臣民能和本國殖民地自由通商，能從母國的所有港口運出，隻需海關的普通證件，不要求有特許證。在這種場合，商人的人數眾多和住地分散，使他們不可能形成任何普遍的聯合，他們之間的競爭足以阻止他們獲得異常過度的利潤。在這樣自由的政策下，殖民地能按合理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產物和購買歐洲的貨物。但是自從普利茅斯公司解散以來，當我國殖民地還處在幼稚時期時，英格蘭的政策一向如此。這一般也是法國的政策，自從在英格蘭通常所稱的密西西比計劃解體以來，這就是法國通行的政策。因此，英格蘭和法國同本國殖民地進行的貿易的利潤，雖然無疑地比在讓所有其他國家自由競爭時要略為高一些，但決不是過度的高；因此在兩國的大部分殖民地，歐洲貨物的價格並不特別高。
在輸出自己的剩餘產物方麵，大不列顛殖民地隻對某些商品才限於輸往母國市場。這些商品是在航海法以及隨後的一些其他法律中列舉的，所以稱為“列舉商品”其餘的稱為“非列舉商品”，可以直接出口到其他國家，但要用不列顛或殖民地船隻，其主人和3/4的海員須是不列顛臣民。
在非列舉的商品中，有美洲和西印度的一些最重要的商品，各種穀物，木材，醃製食物，魚類，食糖和甜酒。
穀物自然是所有新殖民地第一個和主要的種植目標。法律通過允許穀物有非常廣闊的市場，鼓勵殖民地擴大這種作物，使之大大超過一個居民稀少國家的消費，從而為不斷增長的人口預先準備了充足的生活資料。
在一個由森林覆蓋的國家，木材很少有價值或根本沒有價值，因此清理土地的開支是改良的主要障礙。法律通過允許殖民地木材有非常廣闊的市場，以便提高這樣一種否則會價值很低的商品的價格，從而促進土地的改良，使殖民地能從否則隻能是開支的東西獲得一些利潤。
在一個居民和耕種都達不到一半的國家，牲畜自然得到繁殖，超過了居民的消費，因此常常價值很小或根本沒有價值。但是，已經說過，在任何一國的大部分土地得到改良以前，必須使牲畜的價格和穀物的價格保持一定的比例。法律允許美洲的牲畜――各種形狀的，死的和活的――享有非常廣闊的市場，力圖提高這樣一種商品的價值：它的高價格對於土地改良是至關重要的。可是這種自由的良好影響必然由於喬治三世第4年第15號法律而略為減少，後者將生皮和皮革列入列舉商品名單，從而降低了美洲牲畜的價值。
通過擴大我國殖民地的漁業來增加大不列顛的航運業和海軍力量，似乎是立法機關幾乎經常懷抱的目標。因此之故，殖民地漁業受到了自由製度所能給予的一切鼓勵，因而繁榮起來。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漁業，在上次騷亂以前，或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漁業之一。捕鯨業在大不列顛雖發給過高的獎金，卻成績不大，許多人認為（可是，我不敢保證），每年的全部產物超過獎金的價值者不多，而在新英格蘭，雖然沒有獎金，規模卻非常大。魚類是北美與西班牙、葡萄牙和地中海貿易的主要物品之一。
食糖最初是列舉商品，隻能輸入大不列顛。但在1731年，由於甘蔗種植人的請願，允許食糖向世界所有地區出口。可是，給予這種自由時所施加的限製，連同大不列顛食糖的價格高昂，使得這種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不起作用。大不列顛及其殖民地仍然繼續幾乎是不列顛殖民地所產全部食糖的惟一市場。食糖消費增長如此之快，盡管由於牙買加以及被割讓各島的不斷改良，食糖進口在這20年中卻大為增長，而向外國的出口據說不比以前更多。
甜酒是美洲人和非洲海岸進行貿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從那裏他們運回黑人奴隸。
如果各種穀物、醃製食物和魚類的全部剩餘產品均列入列舉產品名單，從而被迫進入不列顛市場，那就會過多地擾亂我們自己人民的勞動產物。或許並不是由於考慮到美洲的利益，而隻是由於對這種幹擾的妒忌，這些重要商品才沒有列入列舉商品名單，但是除大米以外的所有穀物以及醃製食品，在法律的普通狀態下，被禁止輸入大不列顛。
非列舉商品最初能向世界所有各地出口。木材和大米一度被列入列舉商品名單，在隨後被從名單中抽出時，隻能輸往歐洲市場，限於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國家。根據喬治三世第6年第52號法律，所有非列舉商品都受到同樣的限製。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國家都不是製造業國，我們不那麼妒忌殖民地船隻會從它們運回什麼能幹擾我們自己的製造品的東西。
列舉的商品可分兩種：第一，美洲的特殊產物，或不能在母國生產、至少是在母國沒有生產的商品。這種商品中，有蜜糖、咖啡、可可豆、煙草、紅胡椒、生薑、鯨須、生絲、棉花、海狸皮以及其他美洲毛皮、靛青、黃佛提樹及其他染色樹木。第二，非美洲的特殊產品，而是在或可以在母國生產的，但其產量不足以供應本國大部分需求，主要靠外國供應。在這一類中，有所有的海軍用品，船桅，帆桁和牙檣，鬆脂、柏油和鬆香油，生鐵和鐵條，銅礦石，生皮和皮革，鍋罐和珍珠灰。第一種商品最大的輸入，不會阻礙母國產物任何部分的增長，亦不妨礙其銷售。限製它們隻能輸入本國市場，預期不僅能使我們的商人在殖民地以較低的價格購入，因而能在本國售得較大的的利潤；而且使他們能在殖民地和外國之間建立一種有利的販運貿易，大不列顛必然成為這種貿易的中心或總市場，因為它是首先輸入這些商品的歐洲國家。認為第二類商品的進口可以這樣來經營；不是幹擾本國所產同類貨物的銷售，而是幹擾從外國進口的同類貨物的銷售，因為，通過保證關稅，可以使這些貨物總是比前者略為貴一些，而比後者則要低廉得多。因此，通過限製這些商品隻能輸入本國市場，不是想要挫抑大不列顛的產物，而是想要挫抑某些外國的產物，同這些國家的貿易差額相信是不利於大不列顛的。
禁止殖民地將船桅，帆桁和牙檣，鬆脂、柏油和鬆香油輸往大不列顛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自然會降低木材在殖民地的價格，從而增加清理它們的土地的費用，因為樹木是對它們改良的主要障礙。但在本世紀初，即1703年，瑞典柏油鬆脂公司企圖提高他們向大不列顛輸出的這些商品的價格，他們禁止其出口，除非用他們自己的船隻，按照他們自己的價格並按他們認為合適的數量。為了抵製這一項令人矚目的商業政策，為了使自己盡可能地不僅不依賴瑞典，而且不依賴所有北方國家，大不列顛對來自美洲的海軍用品的進口發放獎金。這項獎金的作用是在提高美洲木材的價格，使之大大超過限製輸入本國市場的規定所能將其降低的程度；由於兩種規定是在同時製定的，其共同效果鼓勵而不是挫抑美洲的土地清除。
雖然生鐵和鐵條被列入列舉商品名單，但是由於它們從美洲進口時免繳對其他國家進口所課征的重稅，規定的一部分對在美洲建立製鐵廠的鼓勵大於規定的另一部分對它所加的挫抑。沒有一種製造業消耗木材之多比得上熔鐵爐，或者說能對於一個森林茂密的國家在土地清理方麵，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
有些這樣的規定有提高美洲木材價值從而便於土地清理的傾向，這或許既不是立法機關有意造成的，也不是它所理解的。可是，雖然它們在這方麵的有利影響是偶然的，但並不因此就變成不是真實的。
在列舉商品和非列舉商品兩方麵，對不列顛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之間的貿易給予了最完全的自由。這些殖民地現在變得眾庶和繁榮，每一個殖民地都在其他殖民地為自己的每一部分產物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和廣闊的市場。把它們合在一起來看，它們成了各自產物的巨大內部市場。
可是，英格蘭對待其殖民地貿易的慷慨大方，主要僅限於它們自己的天然產物或可以稱作處於最初製造階段的產物的市場。對於殖民地的比較先進的或比較精密的製造品，大不列顛的商人和製造商選擇將這些製造業保留給自己，說服立法機關有時用高關稅、有時用絕對禁止的辦法阻止其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來自不列顛殖民地的混糖，進口時每英擔僅課稅6先令4便士；而白糖糖塊則課稅1鎊1先令1便士，精糖（單糖或雙糖）糖塊為4鎊2先令5 8/20便士。當課征這種重稅大不列顛雖然鼓勵在美洲製造生鐵和鐵條，免征對任何其他外國輸入的同類商品所課征的關稅，但對它的任何美洲殖民地建立煉鋼廠和鐵工廠卻予以絕對禁止。它不容許自己的殖民者從事這種比較精密的製造業，即使是供他們自己消費；而是堅持讓他們從大不列顛商人和製造商手中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所有這類貨物。
大不列顛禁止美洲生產的帽子、羊毛和毛織品通過水路、甚至是在馬背上或車子中從陸上由一省輸往另一省；這種規定有效地防止建立這種商品的任何製造業去供遠地銷售，這樣就將殖民地的工業限製在粗糙的和家用的製造範圍之內，即私人家庭為自己的使用而製造，或將一些售予同省的鄰人。
可是，禁止一個偉大的人民去對他們自己產物的每一部分進行他們所能從事的一切製造，或禁止按他們認為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們的資本和勞動，這是對最神聖的人權的明顯侵犯。然而，這種禁令雖然是不公正的，卻迄今尚未對殖民地造成重大傷害。土地仍然是那麼低廉，因而勞動在他們中間仍然是那麼昂貴，他們能從母國進口幾乎所有的比較精密或比較先進的製造品，價格比他們自己所能製造的更為低廉。因此，如果他們沒有被禁止建立這種製造業，但是按他們現在的改良狀況，他們考慮到自己的利益，或許也會使他們不願這樣去作。按照他們現在的改良狀況，這些禁令或許並沒有拘束他們的產業，或限製這種產業的本來會自行進行的任何改進，而隻是由於母國商人和製造商的毫無根據的妒忌，沒有充足的理由，加在他們身上的無禮的奴役標記。在一個比較先進的情況下，這些禁令可能是真正的壓迫，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