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與繆鉞先生之間往還的信件，至今僅發現和發表了上述一通，而且內容極為簡單明了，其他信件內容如何，已無從揣測。但在一篇介紹繆鉞先生的文章中，卻出現了這樣的記述：“他又與國學大師陳寅恪通信長達八年之久，互相討論、爭辯，其言辭時而激烈，時而平和，不明內情之人定會以為二人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且不說“通信長達八年”這樣準確的時間段由何種依據確定，就是對所謂陳、繆往還信件行文內容的描述，也完全與陳、繆兩位先生的修養、品格相背離。繆鉞先生對像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前輩是十分尊敬的，就是與同輩，乃至晚輩，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對對方也都是非常禮敬的；這一點從已經發表的繆鉞先生與錢穆、方豪、劉永濟等先生以及路梅村、張誌明、羅時進等其他學者的論學書劄中，有充分的體現。而陳寅恪先生對於願意受教的後生晚輩，從來都具有大師風範，誨人不倦，態度平和。上述文章，單純追求可讀性，毫無根據，就憑空臆造所謂“細節”，而且還使用“二人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這樣的語言，杜撰他人閱讀陳、繆書信後“定會”產生的印象，令人遺憾。文章還說：“在長期的互辯中，繆鉞的研究益發登堂入室。他相繼在文學、語言學、史學、儒學等方麵寫成高水準的論文二十餘篇，後來繆鉞將這一時期的所有文章彙成《詩詞散論》。”能在陳寅恪先生的門下，以自身的研究水平“登堂入室”，或許是繆鉞先生的願望，但曆史沒有給繆鉞先生這樣一個機會。1988年，中山大學召開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唐長孺先生曾以三首絕句相賀，對未能立雪陳門，內中有句雲“講堂著籍恨無緣”，想必繆鉞先生也會有與此類似的遺憾。正因為如此，繆鉞先生自己從來沒有，也不敢說自己是陳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相反，繆鉞先生非常明確地說自己是陳寅恪先生的“私淑者”。在1991年12月24日回覆萬繩楠先生的信中，就萬繩楠先生在來函中以“晚”自稱，而以“師叔”相尊的寫法，繆鉞先生說：“稱謂過於撝謙，愧不敢當。先生乃陳寅恪先生及門弟子，我是私淑者，我們應是同輩行中人。”此外，繆鉞先生的開明版《詩詞散論》僅收入了9篇論文，多論文學，均作於執教遵義浙江大學期間，這些論文自然受到陳寅恪先生治學方法的啟發，但都發表於向陳寅恪先生通函請益之前。上述文章的這一段表述，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
繆鉞先生向陳寅恪先生直接通函請教的時間雖晚，但閱讀陳氏著作，受其影響的時間應該大大早於1944年。上文言及繆鉞先生在《自傳及著作簡述》中說，“讀到王靜安、陳寅恪兩位先生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而在其後的教學和科研中，繆鉞先生特別服膺陳寅恪先生提倡的“文史互證”的治學方法。繆鉞先生曾說：“研究文學的人要知人論世，必須熟悉曆史；研究曆史的人也可以從文學作品中得到啟發，能更深透的理解、闡述曆史問題。所以，文史互證確是治學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麵曾作出卓越的貢獻。他的專著《元白詩箋證稿》以及《桃花源記旁證》、《讀哀江南賦》、《讀鶯鶯傳》、《韋莊秦婦吟校箋》等一係列的許多篇論文，都是旁征博引，比勘精密，識解敏銳，抉發深微，往往由近及遠，以小見大，發前人所未發，示後學以津梁，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談到自己效仿陳氏的學術實踐，繆鉞先生說：“我在教學與科研過程中，常是用文史結合的方法，觸類旁通，互相印證，涉獵既廣，探索漸深。我的專著與論文，多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出來的。”繆鉞先生的這些論文和專著，在學術界頗有影響，鄧長風先生在評論繆鉞先生的論文集《冰繭庵叢稿》時說：“繆鉞先生數十年來出入文史之間，治史之審慎與工文之宏博兩擅其長，發為文字，遂成不刊之論。”
胡可先先生在評價繆先生晚年力作時認為“《靈谿詞說》最能體現先生文史哲融會貫通，又通過自己的創作以體會古人詞心的治學方法。該書對每一位詞人的論述，都先以論詞絕句引起，後以創作為中心，結合時代特征、詞人經曆、詞話詩話，以探討古人作詞之用心，實為一部體大思精，具有開創意義的巨著”。
卞孝萱先生則認為“‘文史結合’是我國學者的優良傳統，近代王國維、陳寅恪兩前輩繼承發展，當代則有繆師高舉這麵旗幟”。
諸位學者對繆鉞先生在此方麵所取得的成績都予以了肯定。
對於陳寅恪先生在史學研究方麵對繆鉞先生的影響，不惟先前周一良先生將繆鉞先生歸於“或多或少受了陳先生學風的影響”，而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作出貢獻而並非陳先生及門弟子者”的範圍。近年又有陳弱水先生發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陳寅恪———曆史解釋及相關問題》一文，認為唐長孺先生、牟潤孫先生和繆鉞先生是三位並非陳先生的學生而又深受其學術影響的學者，並指出：“繆氏治史，選題和研究取向，都可算是‘陳派’的。他因為也研治文學，還特別師法陳氏文史互證的方法，以史說文，以文證史。”第一句話雖稍涉絕對之嫌，卻也認識到了繆鉞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師法陳寅恪先生的明顯傾向。
在對繆鉞先生史學研究成果的個案評價中，研究者也明顯注意到了這種影響的存在。以繆鉞先生的《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一文而言，文章從對東魏北齊曆史上幾次重大政爭的分析入手，通過深入細密的史實考辨，揭示這些政爭後麵所隱含的矛盾衝突的曆史真象，並從代表先進文化的漢族士大夫改良朝政的失敗，說明了高氏政權因不能解決其境內民族融合的重大問題，致使國力衰敗，終於不敵北周而為其所滅的前因後果。該文自覺運用陳寅恪先生《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所闡述之民族觀，而對史家研究較少的北齊之政治與民族進行了透辟獨到的探索，其研究結論從一個側麵進一步證明了陳先生的觀點，並有所補充。因此，劉振華先生通過這篇文章，得出了“陳、繆二先生對北朝民族關係的考察相得益彰，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結論。黃永年先生則在其專著《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中說“至於寅恪先生指出的其製度為隋唐所承襲的北齊，隻有繆彥威（鉞）先生撰寫的發表在1949年四川大學《史學論叢》第一期上的《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一文較有影響，但所論證實尚未能精當。因此，我在這裏就得從東魏、北齊的胡漢問題和西魏、北周的關隴集團入手，對繆彥威先生和寅恪先生分別作商榷，然後進而論述唐代的事情”。盡管認為應該商榷，但非常明顯，黃永年先生也意識到了陳、繆在這方麵研究成果上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