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無數清教徒和其他開拓者尋求夢想的理想國度。美國文化中的“天賦使命”是核心的理想主義，其淵源於新教的宗教意識，植根於美國的民族性中，並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觀念，逐漸形成了富有美國特色的理想主義。遠離了歐洲大陸的種種束縛，美國人又逐步發展起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塑造了美國領導集團的文化價值觀，對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使美國一方麵追求全世界的自由民主與和平，但是在戰略上卻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達到其和平目標。
在對財富的追求過程中，美國人形成了自強不息、務實進取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使美國具有強大的民族自信心，而這種自信心又使美國認為，美國是世界最好的典範，其他國家都應該向美國學習，而美國也有義務教化別的國家和民族。這種“天定命運論”使美國感到自己有義務將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與製度傳遍世界。
宗教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美國是一個以信仰上帝的基督教為主流的社會。宗教的影響一方麵使美國自詡為“上帝代言人”，是“山巔之城”，另一方麵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認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如出一轍，在意識形態上沒有差別，其合法性都是基於集體主義和社會福利的“民主”，其增加了政府的中央集權和管轄。一旦建立共產主義政府，這些政府就會陷入嚴重的官僚主義和沉悶的規則，從而最終導致極權主義。基於以上觀點，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維爾（Harold D. Lasswell）認為，極權政權的國家出於安全需要，會引發全麵戰爭，而這種永久的軍事警惕會導致更加極權化的國家，產生新的被軍事統治、對技術感到恐懼的統治階級，使社會資源從民用轉向軍用，並消除民間的統治階級，其結果便是失去經濟和政治自由。
由此可見一斑，意識形態是美國定義秩序與安全的重要依據。意識形態與美國對秩序與安全的定義有關，而在美國式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秩序和安全就是以美國三權分立的政府為榜樣的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普遍確立。美國通過獨立革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美國對他國的革命卻視之為洪水猛獸，其對革命的判斷標準是能否維護民主自由價值觀主導下的世界秩序。
在美國的安全觀中包括在全世界推廣其民主自由價值觀，這是美國意識形態的關鍵部分。美國的政治文化觀念始終認為美國模式是其他國家都應該效仿的。為此，美國的領導者特別強調：“盡管聯邦製度、政治民主以及自由和開放市場等概念都產生於西歐，但這些概念現在已經具有明確的美國生活方式特征，所以西歐國家也應該效仿。”
因此當美國在西歐遇到了強大的意識形態對手時，美國便毫不猶豫地拿起意識形態的大棒，在西歐與蘇聯展開了一場爭奪心靈與思想的戰爭。正如托尼·肖（Tony Shaw ）所言，“實際上一切事物，從體育比賽到芭蕾到喜劇小說和太空旅行，都帶有政治意義，因此可以被用作武器以塑造國內的觀點或者顛覆外國政權。”
二戰結束後，學者們、媒體和政治家們在談論文化時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消除法西斯主義留下的陰影，以及西歐如何忠誠於跨大西洋關係。但是隨著冷戰開始，政府開始要求由政府組織的項目來向人們宣傳美國的民主和文化的本質以及美國文化的優越性。作為冷戰的主要參與者與領導者，美國的外交家們認為，美國應該向國外“出售”美國的生活方式，知名人士要求政府向國外施加更大的文化影響。正如麥克馬洪1945年在國務院所說，“如果我們不希望別人了解美國的那些直接對人類的幸福作出貢獻的標準和技術，那麼我們就是一個頹廢的民族”。
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們也開始逐漸對傳播美國的生活方式產生了興趣，因為美國的文化好像既抵製“左”傾的政府又抵製右傾的政府，因此政策製定者們想通過向西歐傳播美國式的以自由企業製度為基礎的文化，以便在西歐培養一種民主的價值觀，消滅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與此同時，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得到了一種不好的名聲：在西歐，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反感美國的工業、大規模生產、民族關係、膚淺、工業的不文明以及大眾媒體向民眾提供的浮華的消遣。在西歐人眼裏，美國是一個“長著孩童腦袋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