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的整個曆史來看，心理戰隻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對抗的一個補充角色。因此一些曆史學家認為，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隻是將心理戰附屬於國家安全戰略，心理戰隻是側重於改變公眾的態度，隻是為了贏得公眾的支持。但是這些曆史學家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心理戰幾乎涉及國家安全戰略的方方麵麵。
1952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上台後，其政府將心理戰活動放在了政府活動的首位。艾森豪威爾指出，政府的一切活動都要考慮到心理戰的效果，因此在其任期內，美國政府的許多活動都是出於心理戰的考慮。艾森豪威爾本人非常看重心理戰，他認為心理戰必須融入美國外交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過程當中，並且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其他元素不可分割。
由於心理戰在二戰期間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使艾森豪威爾對在和平時期發揮心理戰的作用產生了興趣。在1945—1948年任國防部長期間，他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仔細研究心理戰的經驗。在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期間，他繼續支持心理戰，並在1950年10月發起了一場籌集資金的活動來支持自由歐洲電台。艾森豪威爾在1950—1952年做北約總司令期間的經曆更加讓他確信，美國必須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來對抗蘇聯的宣傳。在他致力於建立一個自由世界聯盟期間，他開始意識到心理戰可以被西方用來加強美國領導下的聯盟。他認為歐洲人“以往的擔心和偏見”使他們很容易成為蘇聯宣傳的“獵物”。
意大利大選中共產黨的失敗使得艾森豪威爾更加意識到心理戰的重要性。“民眾被誤導，被灌輸錯誤的信息，（意大利）的例子就已經證實了這一事實，而且向所有相關人員證明，對盟國進行巧妙地宣傳是必要的……”艾森豪威爾認為，這樣的宣傳對於對抗蘇聯在西歐的宣傳以及在反共活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1952年5月份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了一次研討會，研究如何增強美國的政治戰的有效性，與會人士包括查爾斯·布倫（Charles Bohlen）、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艾倫·杜勒斯、瓦爾特·羅斯特（Walt W.Rostow）、傑羅密·維斯尼（Jerome Weisner） 洛伊德·伯克尼（Lloyd Berkener）， 以及C. D. 傑克遜，其中很多人後來在艾森豪威爾政府中任重要職務。會議認為美國的宣傳不奏效是因為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政策作為指引。如一位與會者所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我們要給觀眾什麼東西？除了新聞、指責、分析蘇聯的政策和行為，這些無非是關於自由、公正和自由競爭的模糊的許諾。”會議建議用統一德國、解放東歐，以及在世界範圍內裁減軍備等話題將世界各國聯合在美國旗幟周圍。C.D.傑克遜將會議的建議提交艾森豪威爾，稱其“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會議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是因為它建議要使心理戰正式成為政府的政策。它呼籲政府采取行動提升美國作為世界和平領袖的地位，這也最終促成了艾森豪威爾強化美國的形象，加強盟國的決心。艾森豪威爾不僅將冷戰視為軍事和經濟戰爭，更視為心理和意識形態戰爭，他認為，在冷戰氛圍中，經濟發展、外交政策、文化、科技、宗教信仰，甚至普通美國公民的行為在美國進行的這場戰爭中都與氫彈和彈道導彈一樣重要。為此，艾森豪威爾政府將普通民眾、社會知名人士、民權組織、女性團體、工會組織等都納入其心理戰軌道。“我們主要與蘇聯競爭自由世界的觀點，我們關心的是那些自由世界裏不忠誠的、左右不定的、迷惑的、冷漠的或者持懷疑態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