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
孫卿子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誌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繼。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這是荀子對於秦昭王的反詰。大約是荀子向應侯範雎說了在鹹陽的見聞，又指出了秦國“無儒”的話，範雎向昭王作了彙報，引起了昭王的不快，所以用“儒無益於人之國”來向荀子發難。這是一場形而上與形而下的論爭。形而上，尚虛，重於精神方麵的建設，在荀子來說便是禮，這是長遠的人的精神園地的建設；形而下，尚實，重於眼前的利害，在秦昭王來說便是富國強兵。這便是學術人與政治人的區別。這種情況，在秦孝公時也曾出現過，這便是衛鞅先講“帝道”與“王道”，孝公昏昏欲睡不感興趣，後講“霸道”與強國之術，孝公才重用了衛鞅。一百多年前的這場形而上與形而下的論述，以衛鞅投合了孝公之所好皆大歡喜。一百多年以後的這次論爭，以昭王的口頭屈服而心中不以為然荀子也因道不同不相為謀而離開鹹陽。荀子要張揚儒家的學術光華，不屈於昭王；衛鞅要謀求政治上的權位，隻得隨機於孝公。一去一留，乃見境界。荀子離開鹹陽後，對他關於秦的“四世有勝”作了解釋。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此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什麼是本呢？荀子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損社稷也。”這便是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不同的最終結局。李斯未聽老師的教導，入秦以後，適添秦亂。這個觀點，荀子在出了鹹陽，到了趙國，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也以秦為例來說明。
秦人，其生民也□□，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忸之以慶賞，□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無由也。□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製；桓文之節製，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天下”按《集解》所引顧千裏曰“天”字當為衍文，“以下之民與要利與上相對為文”。“招近”，應為“招延”。“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焦熬”，俞樾雲，“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雲以指焦熬，以卵投石”。荀卿幾次說“秦四世有勝，數也”。對這句話的解釋，《集解》說是“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意思是說這隻不過是一些技能機巧之術罷了，也實在是形而下的了。
（四）“無儒”在於愚民
有人說過：童年是一場夢，少年是一幅畫，青年是一首詩，壯年是一部小說，中年是一篇散文，老年是一部哲學。荀子七八十歲時的鹹陽之行之言，可謂老人之言了。他的言論充滿智慧和哲理，內涵極為豐富。荀子關於秦的言論，遠不止我們在上一節中所引征的那些。我們所引的隻是荀子在鹹陽考察所談的觀感及對其深層的思考。即使如此，荀子對秦的看法也基本見於此了。下來，我們對荀子的言論作進一步的研究。
評論者對被評論者作出的評判，總是評論者個人的立場、觀點、好惡、學養的反映。荀子對秦國的政治評判是站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立場上的。從汪中的《荀子通論》中可以看出，荀子對儒家經典如《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穀梁春秋》，二戴《禮》、《易》等，“諸經無不通”。這是他的深厚的學養。正是從這一學理出發，他對戰國諸子大加撻伐。他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言，以梟亂天下，繷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這些人便是戰國諸子。但也有好的，那便是孔子。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之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
文中“斂然”，王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為“歙”字之誤。荀子心目中的治道是孔子樣的正宗儒家。他對於其他的儒家如子思、子張、孟子也都給予了不客氣的批評。這就是荀子的獨立的學術精神。他既不附和強權政治，也不為同派學者諱。他對秦國政治的評價可以歸納為：經過商鞅變法以後，秦國人民在嚴法之下，害怕官府，令行禁止；秦國官員精幹，奉公守法，很敬業；秦國士大夫不結黨營私，各幹各的事；秦國朝廷工作不拖拉，很有效率；但是，它距離王者的標準還差很遠。為什麼呢？因為它“無儒”。
荀子所說的秦國統治取得效果的地方，正是商鞅之法成功的地方。至於那位因在鹹陽幫助孝公領導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變法運動而秩祿高升，又被孝公之子以謀反罪車裂於鹹陽而含著悲憤死去的商鞅，還是很有一番經典理論的。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城。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辯、慧，亂之讚也；禮、樂，淫佚之征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奸之鼠也；亂有讚則行，淫佚有征則用，過有母則生，奸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
罰重，爵尊；賞輕，刑威。
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孝悌，曰誠信、貞廉，曰仁、義，曰非兵、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
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
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
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一部《商君書》，煞氣逼人，金剛怒目，刀光劍影，今日讀來，仍咄咄逼人，觳觫不已。其中心思想在於強國強兵，愚民製下，重刑威民，去賞去私。一個重要的理論便是滅智反文化以愚民，即滅智愚民反文化，至於說到壹刑，那是口頭的。太子犯法，師傅頂罪，即其一例。從這些理論看來，荀子所見到的鹹陽城內，人民畏有司，官吏兢兢業業，都像無智的機器一樣，便不難索解了。
商鞅之法至昭王為四世，四世有勝；至秦始皇帝為六世，仍有餘烈。實際，到了秦始皇帝時，李斯之流將其反智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秦始皇帝企慕韓非，是因為讀了韓非的著作《孤憤》、《五蠹》之類。而韓非則是繼承了商鞅的思想，反智反文化，愚民行專政。他明確告訴人們，皇帝是龍，龍的喉下有逆鱗，因此你要注意不要碰著皇帝的逆鱗，所以隻有當奴才。他將法家的法、勢、術作了係統的發展。可憐的是，他也死於鹹陽獄中。他不是死於法，而是死於他的同學李斯借秦王政之勢而弄的小權術。他反對儒家，將之歸於五蠹，即社會上的五類蛀蟲。五蠹之首便是學者。“儒以文亂法”，“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他欣賞老子“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的說法，更盛讚商鞅的作為：“商君教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道，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