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事上磨煉”，“克治實功”。就是說道德修養的功夫主要在實踐。王守仁認為，學習孝道，學習射箭，學習寫字，都關鍵在行動，才能真正學好。他說：“凡謂之行者，隻要著實去做這件事”；“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功夫乃有益”。這裏強調了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強調了道德修養要在“事”上磨煉自己的“心”。也就是說，不要把道德修養與平時工作脫離開來，應結合自己的工作加強道德修養，這也體現了教育上的求實精神。
第三，立誌與“致良知”結合，王守仁十分強調“立誌”的重要性。他認為為學，修身，以至成事，都應以“立誌為本”。他說：“誌立而學問已過半矣”；“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以立誌為事”。立誌是一個知，但也包括了行。“立誌為聖人，就要全神貫注，勇往直前。”如果沒有誌向，將百無所成，“致良知”也是一句空話。當然，王守仁所提倡的誌，隻有“念念要存天理”。但他強調立誌對道德修養的重要性確是有很深刻的見解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把不同範疇的兩個概念混為一談，混淆了知與行的界限。尤其是他把知和行的對象定為先天固有的良知，知是為了探求良知，行是為了體驗良知，把整個知行觀建立在先驗的唯心主義基礎之上，這無疑是錯誤的。但他在道德修養上，將“知”與“行”作統一的考察，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對知與行的聯係上作深入探討，這不僅在認識史上很有價值，而且也涉及了道德修養中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這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誘”、“導”、“諷”的兒童教育論。
王守仁關於兒童教育的主張，是他的教育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王守仁認為封建倫理綱常教育應從童蒙時期抓起，使青少年從小抵製邪念的幹擾侵襲，受到“致良知”的正確教育。但當時教育界普遍流行的兒童教育法，根本無法達到這一目的。王守仁說：“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這種“督”、“責”、“罰”的施教方法，扼殺兒童天性，造成學童“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這樣不但不能使兒童向“善”，反而使兒童向“惡”的方麵發展。為此，王守仁對兒童教育提出了係統的改革主張：
第一，在教育方法上，王守仁提出以“誘”、“導”、“諷”來取代“督”、“責”、“罰”，即在整個教學中“誘之歌詩”，“導之習禮”，“諷之讀書”。王守仁認為：“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因此，教育兒童應從他們的特點出發，以誘導、啟發、諷勸的方法，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使他們“趨向鼓舞，中心喜悅”。
第二，在教學內容上，要發揮各門功課的教育作用。王守仁認為，“歌詩”、“讀書”、“習禮”等課程，不能隻看到其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功能，還要注重其陶冶情感，促進身體發育的作用。比如“歌詩”的教育意義，不僅在激發學童的誌向、意誌，還在於把兒童的跳號呼嘯引向詠歌，將兒童內心的憂悶導向音律，起調節學童情感的作用。比如“習禮”的教育意義，不隻是為了養成禮義習慣，起道德教育的作用，還可通過禮義動作的練習，達到鍛煉身體的作用。比如“讀書”，不隻是為開發智慧，增加知識，還具有形成道德觀念、調節道德情感的作用。
第三，在教學程序上，要動靜搭配，體腦交叉。王守仁對每日功課有精心的安排：“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講書，次歌詩。”每日清晨，教師逐一詢問學童在家的道德表現，然後開始正式學習。在背書、讀書之後，安排“習禮”，以動蕩其血脈，舒展其筋骨。在第二次讀書之後，又以歌詩結束一天的課業。這樣動靜搭配，體腦交叉，可以保障學童的活力，使其在愉悅的情緒中完成學業。
王守仁的兒童教育主張，注意到了兒童年齡特點和兒童心理特點，因而他的見解比前人更為深刻而獨到，在中國古代的兒童教育理論中，是有重要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