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研水平提高，科研成果豐碩
近年來，我校切實把科研作為黨校教學的基礎性工作來抓，科研隊伍不斷壯大，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在：
第一，這一階段，全校參與編寫或主編教材、著作，撰寫論文、調研報告100多部（篇），省級以上出版社出版、學術刊物刊登、報紙發表的占了絕大多數。
第二，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上黨學刊》又按時出版7期，50多萬字。同年4月，由於形勢和政策原因，《上黨學刊》停刊。自1993年12月創刊，共出刊15期發表論文250餘篇，總字數120多萬。這一年9月，為了配合函授教育工作，提高函授教育質量，按照校委的指示，理研室創辦了《函授導報》，每月兩期，2002年7月教務處接辦。作為函授學員學習的向導，《函授導報》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1年6月，我校重新創辦校刊《上黨論壇》季刊，每期8萬多字，到2003年年底已出版10期，發表論文80餘萬字。
第三，這一時期，我校在鼓勵個人進行理論研究、積極著述外，繼續發揮黨校科研對社會的影響作用。1998年，為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我校組織了大規模的理論研討會，十多名教師在大會上進行了交流研討。同時，受長治人民廣播電台的邀請，製作了理論研討係列節目。我校推薦的三篇論文還分別在全省和全市黨校係統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獲獎。1998年，我校承擔市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長治文明市民讀本》的具體寫作任務，並順利完成。1999年我校承擔了市委、市政府為國慶50周年獻禮而出版的大型圖書《長治五十年》的組織編撰工作。2001年6月，長治市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在我校召開，會議收到來自各縣（市、區）和市直單位、企業的論文40餘篇，除了大會交流發言外，還將來自各縣（市、區）、市直各單位、企業的與會者分成四個小組進行熱烈的研討，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會後在研討會交流材料的基礎上，我校又與市委宣傳部聯合下文，向各縣（市、區）、市直各單位和企業征集“貫徹‘三個代表’，切實轉變作風的實踐與體會”材料，編輯出版了近30萬字的《作風一變天地寬》一書，供全市廣大幹部學習參考。同年7月，我校推薦的三篇論文在“山西省黨校係統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獲優秀論文獎。8月，我校參與山西省社科院在我市進行的創環境變作風專項課題調研活動，其成果《WTO與政府的角色轉變——長治市幹部轉變作風的調研報告》於2002年出版。2003年6月，我校三篇論文獲長治市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二等獎，其中一篇還獲得山西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優秀論文獎。7月我校參與了山西省紀檢委下達的《關於領導幹部職務消費貨幣化具體實施方案》的課題研究，並完成了相關的調研報告。
1997年5月，崔文雄同誌調任哲學教研室副主任，11月理研室主任李廷賢同誌退休，路向明同誌調任經濟管理教研室主任，崔文雄同誌調任理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同時調陳樹義老師到理研室工作。
2002年5月崔文雄同誌任理研室主任，同年7月長治市委黨校與長治行政學院整體合並，調王國保同誌到理研室工作。
2003年8月設立科研處，崔文雄同誌任處長，實行科研處、理論研究室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新體製。
4.新起點、新設想
校、院合並與科研處的設立，標誌著長治市委黨校（院）科研工作又將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麵對新的形勢，總結過去，思考未來，對我們進一步搞好科研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未來我校（院）的科研工作總的思路應是：找準位置、明確方向、突出重點。
找準位置，就是要始終認識到我校是地（市）一級黨校，同時又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山區黨校，我們所擁有的科研條件，包括圖書資料、科研人才、科研水平從整體上都無法與上級黨校同日而語。因此，必須根據自己的客觀條件製定切合實際的科研方向與規劃。但是，過去，我們在這方麵從總體上考慮得較為欠缺。這主要表現在研究選題存在著盲目攀大、攀上的問題，一是研究者沒有始終一致的研究方向，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漂浮不定，終難有所建樹。二是在心態上較為浮躁，不想穩下身來，沉下心來，深入研究一些具體問題，而多在一些基礎理論上打轉轉，但限於客觀條件，從整體上來講，這並不是我們這一級黨校的優勢所在，大多數情況下隻能做出一些“夾生飯”，根本談不上什麼深刻和品位，因此也難有建樹。鑒於此，我們認為，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把選題地方化、具體化、專業化，使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長，集中精力，對某個領域、某個方麵的問題作長期的、艱苦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真正成為本地的某個方麵的“土”專家、“土”學者，成為當地的知名者，這才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可望而可即的策略選擇。這樣的專家、學者多了，不僅可以實實在在地提高黨校（院）的科研水平，而且還可以實實在在地提高黨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因為，這樣的專家、學者更適合地方的實際需求。當然，我們這樣做，並不排斥有條件、有能力、有誌趣的同誌去搞基礎理論研究，去搞文化品位較高、文化蘊涵較深的科研課題，去爭當大家、名家。隻是說，從整體上不宜這樣選擇而已。
“明確方向”就是始終不能忘記科研為教學服務的宗旨，特別是要明確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來自貧困縣（區）的黨政幹部或效益多不景氣的企業領導者，我們的科研必須緊緊圍繞教學，緊緊圍繞學員所想所求去選題，去探索和研究。過去，我們的做法也有一些缺失。主要表現在研究者的科研選題雖然都與自己的專業有一定的聯係，但並非都是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而且大部分的選題都比較隨意，目的性不強，甚至多與教學相脫節，不是學員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結果是雖然我們提倡的是科研為教學服務，但實際上教學科研並沒有緊緊扭在一起。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校的科研隊伍的主體是教師，如果不注意解決這個問題，科研課題與教學內容不相符，與學員的需要和興趣不相投，很難起到科研為教學服務的作用，很難達到教學與科研一體化的目標。因此，我們必須按照黨校教學的目標來確定科研方向，選擇科研課題，組織科研力量，走為提高教學質量服務，為社會實踐服務，為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服務的科研路子。
“突出重點”就是要從我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從建設一流文明市和“百強調產”的戰略措施出發，從我市幹部隊伍的思想實際和知識理論需求出發，針對教學中和實踐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現實性和對策性的研究，並把幹部隊伍的革命化作為黨校教育的根本目標，放在突出的位置。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要深入實際作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掌握大量的現實情況和第一手材料。調查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指各地客觀的經濟、政治、文化狀況，還要搞清楚各地群眾特別是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實際。這樣才能對科研的思路、重點、對象、形式、目的做到心中有數，有的放矢。否則，沒有第一手的材料，閉目塞聽、人雲亦雲、心中無數，根本談不上科學研究，而沒有明確的目的，不突出重點，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可能取得大的科研成效。
此外，還要注意發揮全市黨校係統的整體力量，實現合作攻關經常化。一是市委黨校校內各科室、各學科的合作；二是市委黨校與各縣（市、區）黨校之間的合作；三是各縣（市、區）黨校之間的合作。特別是針對一些較大的科研課題，更要注重合作攻關、務求優質高效。這方麵，我們過去注意不夠，基本是各自為戰、單打獨鬥的，今後這種局麵應當有所改觀。
總之，在新的校（院）委的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夠解放思想，求實創新，在新時期創出黨校科研工作的新局麵。
二、圖書管理工作
黨校圖書館從建館以來，經曆了20多個春秋。從最初小小資料室，館藏不到一萬冊圖書，發展到今天擁有近10萬冊圖書，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縱觀圖書館20年的發展，大概分為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83年—1997年）——圖書館起步創業階段
這一階段，圖書館辦公地點在一幢兩層小樓上，占地麵積僅195平方米，年平均購書經費1萬元左右，年進書量約1000餘冊。科室名稱為圖書資料室，按功能分設圖書館、資料室、閱覽室。圖書館的主要職能是根據教學需要，在廣泛征求教師意見的基礎上，到書店或者到外地參加一些書展，結合黨校教學課程的安排，為學校購買一些教學參考書，主要有五大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及一些文學讀物。
資料室是結合學校具體情況，訂購一些內部教學參考資料，並結合學校的教學情況，編輯出版一些與教學有關的二次文獻，也就是教學參考資料，供教師們參考。同時，也郵購一部分內部出版的圖書。
資料室除做好日常的征訂、分發、上架等工作以外，還要為《上黨學刊》“教學參考資料”專欄提供資料，基本上是每季度一次。當時，資料室每年都要收到兄弟黨校的一些交換資料，到年終，還要把這些交換資料進行裝訂，並把我校的教學資料及時地分發到各兄弟黨校進行交換，互通有無，提供教學信息。
閱覽室主要是訂購一些報紙，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等17種，以及課外雜誌，如《人民文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28種。
1.機構設置：這一階段，三個館室各司其職，工作井然有序。工作人員一共有7人，即：武國和（負責人）、劉翠萍、張延智、李紅兵、韓蘇麗、朱素娥、劉明雅。分管圖書館工作的是副校長晉德宗。晉校長調離，郭建華副校長負責分管圖書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