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部像《增補燕京鄉土記》這樣的書是不容易的。像法國人愛好他們自己的地理、風土、品物那樣，我覺得寫北京的這樣的好書，隻有中國人才能寫，然而它也不是每一個能寫書的中國人都能夠寫得出來的。我仔細地讀它，覺得這部書它有三個很了不起的地方，不能夠不多說幾句，就是這部書的取材，它的文筆，和它的組織。
中國也是一個比較古老的、摶合了許多民族圓熟生長的大國，假如我們學舌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那麼像風土、民族這一類的資料，大概在遠古也不是很欠缺的罷？這些訊息有時候竟然埋藏在防腐的經典注疏裏。譬如鄭玄箋《詩·周頌·有瞽》“簫管備舉”句說“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餳就是糖字。鄭康成是東漢末到三國時的人，我們就知道那時候沿街賣糖的人得吹簫。我生在北京，小時候最歡迎的是過胡同賣糖兼做別的小買賣的人都打“糖鑼”，這又合乎顧亭林《日知錄》卷五“木鐸”條所記的“鳴金”，知道這些“打糖鑼兒的”從明末直到民初悠悠二百八十多年間過的營生在這一點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了。這兒舉的不過是個小例子。擴而大之，燕雲十六州的舊事我們雖然比較模糊，元朝的劉秉忠太保依照了哪吒三頭六臂的形象去督造北京城的傳說也很費近人像陳學霖教授的考證，無論如何到了明朝這一代，關於北京的風土的記載總是很像樣的了。最著名的《帝京景物略》，這一部頗為《四庫提要》所彈譏的、隻有八卷的書，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它的文學價值和記載景物的趣尚都是絕高的，《四庫》卻說它“冗濫”，說“其文皆麼弦側調，惟以纖詭相矜”，大概是因為劉侗（字同人）是竟陵派譚元春的好友，元春的詩《四庫》也是打落別集類的“存目”的罷。其實紀曉嵐自己也許仍是很喜歡劉侗這部書的人，因為在他被派做修《四庫》的總纂官的前七年（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他丁父憂在河間守製的時期還曾經刻過一部節本的《帝京景物略》，那麼《四庫》對這部書的評價，或者僅可以算是乾隆時候官方的意見罷？雲鄉先生的書引用《帝京景物略》的地方頗不少，堪以和它媲美的是清亡後赴八裏橋投水死的敦崇的《燕京歲時記》，征引都在十餘則以上，其他像《水曹清暇錄》、《天咫偶聞》、《一歲貨聲》之類，我就不需要曆曆數了。粗淺地看一看，這些林林總總的材料不過是以晚明到清末民初這個階段為主，雖說它們的總數目超過了一百多種，似乎也還有幾部現成的叢書可以做入手的憑借。但是這樣說是錯誤的。在作者之前，三十到四十年代間周豈明先生也寫過一些看書的筆記，他曾看過的清人著述就不少，並且和雲鄉先生有同嗜的，是他們都注意到若幹旗人的文字。豈明先生曾引用過王漁洋的弟子宗室文昭的《紫幢軒集》裏關於街頭叫賣的市聲，打更的梆子聲和火炕封煤的描寫，特別是後者，說“封火細事，卻亦是北方生活的一點滴，虧得他收拾來放到詩裏去”（《書房一角》，頁一○一），可是他卻不曾見過乾隆間楊米人著的《都門竹枝一百首》（參看《北京的風俗詩》一文，收《知堂乙酉文編》，頁五八）。在雲鄉先生的書裏，難得的《紫幢軒集》和楊米人的《竹枝詞》他都使用到了，這也可見他取材之廣博。這些書自然是在那五六種現成的叢書之外的。
引書是一事，這可引的書又該怎樣的引法，自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人以為引書就是抄書，文抄公的雅諡是不能免的了，這真是外行的胡塗話。沒有意見怎樣就能夠抄？好的文章裏麵的引證都是有目的的，有意見有褒貶的地方作者不肯直說，就借用現成的話成了我田引水，是文章風格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在前賢的讀書隨筆這一類的文章裏常可以見到，不過抄的技巧各有不同罷了。如果就這一方麵來說，雲鄉先生的《增補燕京鄉土記》引書雖然繁博，甚至一書引上許多次，他引的每一段文字，往往僅是少少的十幾個字或是幾十個字，像是剪裁衣服的巧手，集腋成裘的師傅，材料到手放在最貼切的地方，和他自己靈活的布局打成一片，這一點是最難得的。這裏也就連得上我要說的這部書裏麵組織的細密和文字的魔力。
劉侗的《帝京景物略》照地理區劃分做五部分，包括了一百二十九個細目，如果不是靠了他的識見高，文章美，那麼幫助他搜尋事跡的於奕正和排比係在篇末詩的周損的功勞，能不能夠和他的敘述水乳交融，或竟是像張叔夏批評吳夢窗的詞“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都在未可知之數了。劉同人自是高手，不過他自己和周損都是湖廣麻城人，所以初步的探求事跡，采訪那城坊裏巷間的逸聞故事，和那有趣味的甚至荒渺的傳說，大為後世的社會、人類學家所寶貴的，還要宛平縣本地人於奕正相助。雲鄉先生也不是京都本地人，但是他在北京多年的經曆和他的深入的民俗學的知識，在現代真可以說是權威性的了。他的《增補燕京鄉土記》，不僅作者是像廣東口語所描畫的“一腳踢”，而且組織細密，從書的目錄上我們就可以看見每一個大標題之下又分許多細目，每個細目，就是一篇清新可誦的、融情入景、即景生情的散文，這些文字的親切生動，我看隻有五四時期的老大家像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葉紹鈞（聖陶）的《藕與蓴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或可與之競爽，這在現在還活著的後生如我輩者看來，雲鄉先生的文章至少也該說是他們的繼武罷。我的短序不便抄許多文字，熱心的讀者們隻要看一看《帝京景物略》裏胡家村一段描寫永定門一帶出產名蛐蛐（蟋蟀）和捕捉的情況；豈明老人《書房一角》裏收的“蟋蟀之類”條批評多隆阿的《毛詩多識》不知道普通蟋蟀和在野的油葫蘆的分別；再用它們來和雲鄉先生本書裏《鬥蛐蛐之趣》這一篇的文字來比較，就知道我說的清新流暢的現代散文的源頭和它的支脈，是怎麼一回事了。《論語》裏不是說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同時代的人們的辛勞，正像不停的流水每個分秒都有它們的變化的麵目，然而它們的本質仍無殊，猶似不曾變動的、給後人做見證的古城裏森森的柏木，皇城根畔落落的磚石。
提到北京的城垣和磚石，這自然久已是世界人士注目的事物，早在一九二四年瑞典的美術史家喜龍仁（Osvald Sirén）著的《北京的牆和門》（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已經用文字和圖片把它們攝下了很好的回憶的記錄了；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在三十年代也有了德克·波迭的譯本（Derk Bodde，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1936），迄今仍為社會學、民俗學家們之所珍。現在各國說漢語、習漢文的人越來越多了，我祝福雲鄉先生這一部《增補燕京鄉土記》要比敦禮臣的那部可紀念的著作該有更大的福氣。
一九九一年辛未六月，序於南溟之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