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各種展覽會。當年最有名的展覽會都是在水榭舉行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張大千先生在水榭舉行盛大畫展，於非廠先生也隨同展出，後來大千居士再沒有親自在此舉行過畫展。其後是慶祝英皇加冕古物送倫敦展覽的預展，也是在水榭舉行的。這都是有曆史藝術價值的展覽，我曾不止一次地看過，情景曆曆在目，什麼時候能再看這樣的展覽呢，我一直在思念著。
當然，那時最經常的文化生活，還是中山公園茶座，不管是東麵的來今雨軒，還是西麵的春明館、長美軒、上林春、柏斯馨等等，其茶客不同於一般的茶館，大體來說，以中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為多。尤其是各個大學的教授、一些著名高中的教員、醫生、新聞記者、畫家、大學生等等。《魯迅日記》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記雲：“星期休息，上午至中山公園四宜軒，遇玄同，遂茗談至晚歸。”這就是由上午直坐到晚上的例子。兩頓飯自然都在這裏吃。一般都是包子、湯麵最方便，而這包子，不是一般的包子，來今雨軒的幹菜包子、長美軒的火腿包子、“門釘”澄沙包子（很圓很高、形狀像北京城門上的門釘）都是極為有名的。
中山公園進門後那座接連兩邊長廊的敞軒牆上，舊時有四塊嵌壁石刻，刻著以朱啟鈐為首的公園董事會名單，共三百多人，這些董事進公園不用買票，有些是天天來的。因而人們也把愛到公園來坐茶座而並非公園董事的人都送外號叫“公園董事”，有這個雅號的人當時是不少的，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天天來，到固定的茶座上喝茶，有的人如果家中找不到他，到公園茶座上一找便能找到，也有人甚至把工作帶到茶座上做。在那裏寫稿子、批卷子、翻譯書的人，也不少見。魯迅、齊壽山譯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園茶座上完成的。
各茶座都有固定的茶客，如郭則沄、黃節、夏仁虎、傅增湘等，都是春明館的常客，要有宴會，也到來今雨軒去。馬敘倫、傅斯年、錢玄同、胡適之，畫家王夢白、速記學專家汪怡，這幾位都是長美軒的常客。有人說：二三十年代中，中山公園的茶座，是文化休息茶座，這是一點也不假的。
以上三點，均可見當年中山公園與文化之密切關係了，因而說它是當時一個“文化中心”，是非常名副其實的，現在不是又有說中國的“茶文化”，其實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是渾然一體的，中山公園浮動在茶煙中的文化氣氛，當年是那樣淳厚，於今則早已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了。
來今雨軒
“舊雨不來今雨來”，這是來今雨軒命名的由來。它日日期待著新朋友，自然也更懷念老朋友。
《中央公園二十五周年紀念冊》上記載著公園創建初期的施工次第。在民國四年項下記雲：
建來今雨軒，壇外東南隅建大廳五楹，環廳四出廊。廳後置太湖石山景，為廣東劉君所疊，前置石座湖石一，原擬為俱樂部，嗣改為餐館，有徐大總統題匾。民國十五年，廳前增建鉛鐵罩棚七間，以避風雨。
在同年的記載中，又記載了建春明館、上林春雲：
於壇外西南隅……建廳房五間，設春明館茶點社。
壇西門外路迤南路西，建西式商房二十間，設中餐館及咖啡館，以便遊人飲食。
如果考證北京公園中的高級茶座飯館，什麼時候開始的，這便是原始材料，便是從以上記載的年月開始的。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前後，上海《宇宙風》社編過一本小書，書名是《北平乎？》，裏麵收了一篇專談中山公園茶座的文章，題目為何，作者為誰，大概是謝興堯吧，都已記不清了，但內容及所附一張簡圖都還記得清楚，這倒不是說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實在是因為這些茶座，如同多年故人，太熟悉了。隨時閉目一想，都好像是在來今雨軒大罩棚下麵，斜靠在藤椅上，不是聽著牡丹畦中嗡嗡的蜜蜂聲，就是聽著那老槐樹枝頭的沙沙的知了叫一樣，真是：“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不知經過幾年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