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的受眾，又是最容易被名氣的虛火、聲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覺、冠冕的反光，騙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體的。這兩位也難能免俗，在結集出版自己的詩作時，竟然不得不親赴江寧，敦請打心眼裏鄙視的袁枚，為之序。很簡單，“隨園出而獨標性靈，天下靡然從之”（《郭麟〈靈芬館詩話〉），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蔣、趙也許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應，然而，文壇在意、讀者在意、書商更在意，因此這兩位先生，也就得捏著鼻子，趕緊到隨園給菩薩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說幾句風涼話了：
心餘手持詩集廿集，向餘雲：“知交遍海內，作序隻托隨園。”
趙雲鬆觀察嚐謂予曰：“我本欲占人間第一流，而無如總作第三人。”蓋雲鬆辛巳探花，而於詩隻推服心餘與隨園也。雲鬆才氣橫絕一代，獨王夢樓以為不然。嚐謂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餘雲鬆詩專顯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隨園能兼二義，故我獨頭低，而兩人亦心折也。”（《隨園詩話》）
說到底，文人相輕這個頑症，不論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當著你，傾蓋而語，謙和尊崇；背著你，數黃道黑，鄙夷蔑視，乃文壇常見現象，不足為奇。這二位，該不服，還是不服。所以，蔣苕生在《臨川夢院本》裏諷刺這位學長為一隻雲中鶴，還算是有所節製。而趙雲鬆在《戲控袁簡齋》一文中，對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華之選，曾膺民社之事，既滿腰纏，即辭手版。圈偷宛委，占來好水好山，鄉列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傳，藉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嚐一臠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門生。凡所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羅織之詞，雖曰遊戲，亦實錄雲。（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文人能夠真正心悅誠服於對手者，又有幾何？何況袁枚的的確確就是趙翼描寫的那種拆白黨，打秋風，撒爛汙，登徒子好色的行徑呢？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二筆》裏提到：“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鬆虎帳蛾眉之檄，同時俊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這也代表著時人對隨園先生不敢恭維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無非兩類，一是以文學為目的者，一是以文學為手段者。為目的，往往執著追求，弄不好要為文學送掉小命；為手段，懂得圓通，倒常常能以文學謀生存，求發達。袁枚的“雲中鶴”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學不過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罷了。
以文學為手段，既說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他覺得好就好，你覺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時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麼心肝或五髒的道德評判問題。眼下那些馳騁文場、冠蓋京華的袞袞諸公，其實都是向這位玩文學的前輩努力看齊的。
這些大人先生們，或憑年資，或藉文名，或握輿論，或挾陣地，或擁話語霸權，或具擢拔實力，不也優哉遊哉，其樂融融嗎？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學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間的袁才子，無遑多讓呢！不過，當袁枚延請畫師作《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時，老漢已經八十有一，遠非這些當代英雄那樣能征慣戰、金槍不倒，頂多不過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會餐罷了。
盡管如此，陳康祺還是相當羨慕這位老爺子活得頗夠意思的一生。
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郎潛紀聞二筆》）
因此，袁蔣趙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瀟灑，最豁達，最想得開，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時，也是在有皇帝同時還有文字獄的年代裏，在隨時隨地都可能因一個字、一句話、一首詩、一篇文章，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充軍發配掉腦袋的年代裏，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談政治、專管風月，如何在不開罪統治者的情況下，與統治者保持著說近不近、說遠不遠、若即若離而又不即不離的關係，當了十年小小的縣官，三十出頭年紀，就趕緊辭官逃回家來的一個聰明睿智的中國文人。
當然，這是一種壓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壓迫的中國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說老實話，求殺頭，在清代，是極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們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從哪兒下刀，讓你活得不那麼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殺身成仁，老子跟你拚了，其實倒是成全了統治者，他們從此少了一塊心病，你也同時等於了零。
老兄的腦袋掉了，還會有其它和後來嗎？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來，不死。爭取活，多活。而且，快樂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歲。我就不相信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一位寫了四萬首詩的皇帝，會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著一個基本上不甚買他賬的詩人袁枚嘛？隨園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錯，但已不是他馭下的奴才。正是這點“自由”，權且保住自己的命，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爺比著活。雖然這種極消極地給統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麼功效，但也未嚐不失為一種抗爭的手段。不過，人各有天，袁枚最終未能活過乾隆，但詩人死後兩年，弘曆也隨之駕崩了。
無論如何，這位長壽文人，活出了他的價值。
餘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內調鼎鼐者，可謂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獨存，想勤勞王事者，畢竟耗心力，損年壽耶？嵇康有“圉馬不乘，壽高群廄”之語，似亦有理。宋人《詠古樹》雲：“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年成大廈，也應隨例作灰塵。”（《隨園詩話》）
看來，他這番表白，很有一點點賣乖的意思，其實，我認為，倒是老先生對他所選擇的這種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進士，這年他二十三歲，授翰林庶吉士。所謂“庶吉士”，有點當今進幹部學校進修培訓，然後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歲時外放江南，先後在江蘇的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當了七年的縣太爺，據《清史稿》，“遇事盡其能”，在任頗有政聲，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歲時就辭職不幹，下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為拔擢無望；第二，他自己也覺得官場險惡；第三，也許如此，也許並不如此，大清王朝，無官不貪，他焉能例外，估計撈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國文人不想當官，或有官不當，具有此等覺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當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駑馬棧豆，戀戀不舍，而是義無反顧，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氣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應該致仕的退休年齡，他也用不著偷偷摸摸改履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歲，按當代說法，剛過退團年齡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魷魚，這不僅是中國文人的唯一，說不定還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寧任上，曾購得小倉山畔一座廢舊園林，略加修葺，名之隨園。後來，《紅樓夢》走俏時，老先生竟著臉自我吹噓，“彼大觀園哉，即舍下之隨園也。”他大概依據此園原係康熙織造隋氏舊產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絕對是要往臉上貼的，文人，猶甚，反正吹牛也用不著上稅。據清人錢泳《履園叢話》：“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台雖小，頗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餘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尚健，同坐蔚藍天，看小香雪海，讀畫論詩者竟日。”按我肮髒想法，當時，他作為江寧知縣的這次地產交易行為，肯定有貓膩，肯定三文不值兩文，而且肯定名曰廢園，未必會多麼荒蕪頹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