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短篇小說集《危樓紀事》、《沒意思的故事》等。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近年致力讀史隨筆寫作。其小說較早地以時空交錯的宏大結構反思“文革”曆史，反映改革開放。其隨筆談古論今，淵博練達，獨樹一幟，深受讀者好評；新出版有《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
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
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聲名盡力誇。
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鍾鼎潤煙霞。
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
這是清代戲劇家蔣士銓《臨川夢》雜劇中的一首出場詩。
蔣的這出戲，以明朝湯顯祖的藝術生涯為題材，自然要涉及萬曆年間文人圈子中的瓜葛齟齬。據清人倪鴻的《桐蔭清話》披露，不過是作家在借古諷今罷了。
蔣苕生臨川夢院本，刻意詆毀眉公。番禺葉蘭台太史衍蘭，謂此詩非詆眉公，實詆袁子才也。所說未必足據，然詩中神氣頗相肖。
眉公，即陳繼儒（1558—1639），為明代文學家和書畫鑒賞家。此人自命隱士，然以閑人身份奔走於忙人之間。翩翩如鶴，周旋官紳，口給交禦，幹謁權貴。作清高狀，幹蔑片事，時人對其鬻隱求顯的行徑，頗為不屑，時有譏評。蔣士銓拿前朝文人開涮，是衝著當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蔣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趙甌北，時人稱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隨園老人，倉山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頭年紀，即棄官歸隱，退居隨園，終身不求仕進，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過得亞賽神仙也似的文人。
蔣士銓（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餘，江西鉛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喪乞假歸，先後主持江南諸學院，講學授徒，聲譽卓著。後供職國史館，記名禦史，專修《開國方略》，是一位詩詞戲曲諸體俱工，文章學問為時所重的文人。
趙翼（1727—1814），字雲鬆，號甌北，陽湖（今江蘇常州）人，翰林學士，內閣中書，在清廷要害部門軍機處任章京，進奉文字多出其手，頃刻千言，倚馬可待，深為宰輔所重，是一位在史學研究上，在文學創作上，都具有開創意義的文人。
袁善於詩，趙長於史，蔣則以戲曲雜劇著稱於世，“江右三大家”並駕齊驅，既是好友，也為勁敵。其實乾隆年間，也有類似時下文壇的歪風邪氣，隨便幾個小癟三，暗箱操作，私下貓膩，就把相好的哥兒們姐兒們，或某公某老某前輩，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襲皇帝的新衣。這種給文人定出前後高低的鬧劇，排排坐吃果果，還真有人當真，為之打破腦袋，撕破臉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孫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顙。這種焚燒冥幣式的哄鬼遊戲，竟弄得一些文壇大人物，也趨之若鶩，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其實，在文學領域裏，施行這種體育比賽的做法，究竟有多大準確性，恐怕連笨伯也會質疑的。文學本是形象藝術，無法量化，此文人與彼文人，其作品很難進行比較。被稱之為大師者，有他功力的軟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強項。被稱之為史詩的作品，會有敗筆；而世俗的消費讀物，說不定有其精彩之處。這和運動員跑百米，一秒或幾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絕不相同的。
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先生，曾經喟歎過“愧在盧前，恥為王後”的不平之鳴。看來，古代文人也有被這類低智商遊戲搞昏過頭而進退失據的。乾隆年間，以袁枚為首，蔣士銓次之，趙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蔣和趙，既不服氣，也不買賬，隻好變著法兒，著文立說，宣泄滿肚子的無名火。但雲中鶴卻毫不在意，飛來飛去，美不滋滋地當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讓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國乃禮儀之邦，而我等文人則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開場合，如開會聽報告，如飯局打牙祭，蔣和趙兩位，又不得不拘著麵子，作謙謹狀。讓袁走在前麵，讓袁坐到主位，讓袁先舉筷子，看老先生夾了菜，也許是一整條海參，也許是一大塊鮑魚，拖進豁牙半齒、說話漏風的嘴巴裏，大家這才風卷殘雲，大快朵頤。於是，接下來的節目，順理成章，第一個拿起麥克風即席講話的是他，第一個拿起毛筆蘸墨題詞的是他，第一個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個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場共舞的也是他。
卻之不恭嘛！在眾人一迭聲地“你先請”、“你走先”的遜讓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氣了。隻見他摟著小女子，踩著華爾茲，“老夫聊發少年狂”，滿場飛舞，褲襠生風，那身體內部雄激素的殘渣餘瀝，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動起來，果然應了孔夫子的話，不亦樂乎了。
這當然是以今度古的擬想了，不足為憑，聊發一噱而已。不過，文壇也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熱鬧過來的，我們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壇，不停裹亂，不斷攪局的討嫌場麵。好像不到八寶山，躺在那兒再也起不來，人們是無法阿彌陀佛，如釋重負的。
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歲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麵多，可愛麵少，可惡麵多，可敬麵少的文學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兩位學弟，蔣士銓死在他的前頭，趙翼死在他的後頭，硬是拿這位特別自信、特別自我感覺良好的老先生沒法辦。他隻聽他想聽的話，而把不想聽的話拒之耳外，聽見也當沒聽見；他隻由著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一個文人能達到如此不進油鹽的境界，實在是了不起，讓我對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壇廝混數十年，發現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勝數，一片汙泥濁水。然而，他們比起這位老爺子的文、老爺子的才，甚至老爺子的風流，有著天壤之別。可今人之神氣活現，幾乎都超得過袁老爺子。因此，我覺得袁枚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怎麼煩、怎麼笑話，他在南京城裏的隨園裏，坐定了頭把交椅，那就更理所當然了。
他這一輩子也真是開心，他的全部快樂，是建築在他的識時務，知進退，善經營，能鼓吹，會炒作，擅公關，廣交遊，好風雅上。這當然也並非很容易就能達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閱曆，才華加上膽識的結果；僅此還不夠，還要加上老臉皮厚，加上不擇手段，方可臻至圓滿境界。因此之故，長達半個世紀裏，他在儒林，他在官場，他在民間，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來的非凡聲勢，足以讓蔣和趙自愧弗如。
那時候，老先生退隱在隨園裏，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於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眾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
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
如此這般的人抬自捧，膨脹成一個巨無霸式的袁枚，弄得蔣士銓、趙翼這兩位明白人，以及文壇、詩壇的一幹人眾，也被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們被某些泰鬥、名流、大師、前輩的泡沫現象唬住，是一樣的。其實，列寧說過，市場上嗓子最高、聲音最響的小販，所賣出的貨物也最不可靠，這幾乎就是絕對真理。凡文壇、凡儒林、凡學界，那些叫得越響的風頭人物，其貨色也越值得打個問號，如果貨真價實，用得著吆喝嗎？“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這就是所謂的“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於是“學問在詩外”，不得不借助於鼓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