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個世界，是個絕對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壞人想做壞事必成，已是一種規律。在王炎幕下，任幹辦公事兼檢法官的這位詩人，主張抵抗，也在說服長官抵抗。“為炎陳進取之術，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宋史》）
這當然是給主張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給主張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於是，兩者沆瀣一氣，聯手出來鎮壓。第一招，將王炎調回臨安，閑置起來；第二，長官一走，幕賓自然也就隻好作鳥獸散，各謀出路。我們這位詩人，灰溜溜地離開南鄭，經劍門到成都去，再豁達，再想得開，這心情也好不起來。
在中國曆史上，凡統治者對外孬種之際，必是對內凶惡之時。對金人，他們稱臣稱侄，忍辱蒙羞，納幣強虜，苟且偷安；對抗金將士，他們排擠之，打擊之，排擠、打擊還不行的話，則殺戮之，屠滅之。中國人這種在狼前為懦弱之羊，在羊前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在人種基因上出了什麼問題？否則，為什麼幾千年來，始終不斷出漢奸，出賣國賊，出假洋鬼子，出民族敗類呢？
一腔熱血，換來一盆涼水的陸遊，在鬱悶中，在惆悵中，無法寫出那“思潮壯”、“天下雄”的時代最強音。愛國有罪，何“壯”之有？抗敵有過，“雄”從何來？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讀出詩人被剝奪了愛國權利的忿懣、失去了殺敵機會的激憤：
當年膾鯨東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壯。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歸急雪滿貂裘。
今年摧頹最堪笑，華發蒼顏羞自照。
誰知得酒尚能狂，脫帽向人時大叫。
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
破驛夢回燈欲死，打窗風雨正三更。
不過，從這首詩看，時在成都任參議官的他，仍是壯誌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屢遭挫折，收複山河之心不變，遠離前線，憧憬顰鼓之聲依舊。可是，生在這個極不爭氣的王朝，碰上這些極不爭氣的皇帝，他一生曆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一個比一個窩囊廢，又能有什麼作為？
不是他不想為國效勞，而是這個國家說，謝謝你，你不必效勞，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為，你要不識相，非要作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詩人不由對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聞虜亂次前輩韻》）手腳被捆綁起來的陸遊，任由心頭滴著鮮血，那歲月也太痛苦了。
有時，我替這位詩人想：他怎麼就不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靈活圓轉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如果相信外國的菩薩比中國靈，如果見到洋人來臨，馬上立正，骨頭收緊，如果聽到老外講話，立刻敬禮，如聆聖諭；傾倒之而數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頂，陶醉之如狐魅附體，也許陸遊就不存在這些愛國煩惱了。
說不定解脫了、覺悟了以後，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網站上，發表《試論金兀術的絕對霸主權威及不可惹論》、《談女真國的絕對軍事優勢，以及絕對打不過，既然打不過，莫如趁早歸順》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國設在淮、泗邊上的領事館，辦理出國簽證的資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腸，而古道心腸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難免認死理，難免一根筋，陸遊，對於這個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愛，對於異族侵略者，那斬釘截鐵的恨，倒也不是說變就變，說改就改的。“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這個不怎麼樣的國家，當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腳到得外洋，後腳回臉罵娘，轉眼忘掉曾經遮過風雨的老屋，唾棄之，敝屣之，也未免勢利得太快。所以，像陸遊這樣與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這個民族，血脈相連，心氣相通，而對那些與自己所認知的文化傳統精神相背的“妖氛”、“胡塵”、“夷音”、“逆虜”之類，格格不入，難以認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綠起來，頭發黃起來，皮膚白起來的朋友，是無法理解的。
這就是兩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園吏所說的了：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還會將一頂“愛國賊”的帽子，加諸陸遊頭上的。這有什麼辦法呢？其實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誰的碗，服誰的管，啖飯，本難，啖洋飯，尤其難，而啖外國主子嗟來之食，更是難上加難。在人家需要他講什麼，而必須講什麼的時候，不這樣也難以生存。於是，也就諒解這種討好主子的謀生之道了。
如果讀一讀陸遊乾道九年（1173），寫的一首《金錯刀行》，就知道兩種不同價值觀點的差異了：
黃金錯刀白玉裝，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