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恨一生，愛國不成，這八個字，便是詩人的生平概略，這也是中國曆來士大夫說不盡的哀史。
在那種做一個悲哀的中國人的日子裏，隻有陸放翁的詩詞，能讓我讀得熱血沸騰，讀得慷慨激昂，讓我感到不那麼悲觀，不那麼絕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陸遊由南鄭赴成都，經劍門關，寫了這首無人不知的小詩：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
雖隻四句，但劍門之美，羈旅之情，戰士之心，詩人之思，躍然紙上。古往今來，堪稱絕唱。
蜀道天險，劍門關隘，曆來都是名流雅士，騷人墨客，忍不住要賦詩一首的地方。這種中國式的表現欲，也是中國文人說來頗有些可怕的職業病。好像過劍門關，不謅出兩句詩來，對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撓，手就技癢。但有唐人盧照鄰、李白、杜甫的詩在前，更有宋人陸遊的這首詩在上，知道難以超越，通常也就罷手。與其丟醜，無如藏拙，這就是聰明人了。
不過，在中國，這樣的聰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強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遊興高，詩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時，不把中國的名山、名水、名景、名勝，走遍寫遍，是不肯罷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寶，比比皆是。可無論什麼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貶值。
他在劍門，也曾留下過一首五律：
劍門天失險，如砥坦途通。
秦道棧無跡，漢磚土欲融。
群峰齒盡黑，萬礫色皆紅。
主席思潮壯，人民天下雄。
對某公這首詩，不敢恭維，好在在政治上，綱舉目張，無懈可擊。“思潮壯”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並立，誰敢搖頭說個不字？但應景文章的弊端在於應景，一旦走出劍門關外，在旗亭裏喝杯茶，也就會忘個幹幹淨淨。在人們的記憶裏，還是陸遊那句神來之筆，“細雨騎驢入劍門”，那是怎麼也磨滅不了的。
好詩，是心田裏流出來的，這是陸遊的詩歌得以不朽的緣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鬥的某公，與報國無門、壯士扼腕的陸遊，是大不相同的。同過劍門，同賦詞章，某公臨池硯墨，揮筆龍蛇，掌聲雷動，笑臉殷勤；陸遊霏霏細雨，驢蹄橐橐，形單影隻，煢煢獨行，豈能同日而語？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這幸與不幸之分，寫出來的詩，也就有了天壤之別。
不是後來詩人寫不出好詩，也不是後來詩人沒寫過好詩，而是誰也不能違背文學規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滿足的人，太神氣飛揚的人，太想達到政治目的，達到了還嫌不夠，還想錦上添花的人，心田裏塞滿了欲望，即使有詩，通道堵塞，也流不出來了。古人雲，詩“窮而後工”，還是很有道理的。
時下的那些腦滿腸肥、肉食者鄙之輩，聲色犬馬、蠅營狗苟之徒，盡管在文壇招搖過世，在儒林張牙舞爪，在市場簽名售書，在報紙拋頭露麵，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來的，而是從腋窩，或從其它什麼部位排泄出來的文學，無論怎麼炒作，怎麼暢銷，那來路不正的味道，總是遮掩不住的。
陸遊早年，就盛名鵲起，被時人目之為“中興之冠”，為南宋詩壇的領袖人物。這位愛國詩人，不僅寫不來那類形跡可疑的作品，連敞開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賣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誠實做人原則。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學的輝煌成就外，個人事業，官場業績，愛國情懷，殺敵抱負，可謂不甚得意。這一次，過劍門，折翅铩羽，尤為沮喪。
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生那年，適逢北宋亡國的靖康之恥，從此，這種“準亡國奴”的身份，對詩人來講，是他終生擺脫不了的厄運。據說，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後氣絕，說明他一生就以“橫掃虜廷，雪我國恥”為其終身的奮鬥目標。
詩人還在幼年，就蒙異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輾轉逃難至江浙。成年後，又“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詡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跋傅給事帖》），“未嚐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響下，以雪恥報國、抗敵禦侮為其生命基調的詩人，想讓他具有當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當、下流作派，是學不來，更做不到的。
精神時代，出精神鬥士，物質時代，出物質庸奴！這就是時代賦予文化群體的總體特色。
乾道七年（1171）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農業，甚不如意。正好，樞密使王炎宣撫四川，聘他為幕賓。他終於如願以償，到了南鄭幕府。並有機會巡行漢中一帶，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線，施展其軍事才能。櫛風沐雨，馳騁沙場，霜凝鎧甲，奔走邊關，終於實現其“恨不以此勞，為國戍玉關”（《雪後苦寒，行饒撫道中有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