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同光體”詩人之所以表現出了對於“詩界革命”的保守趨勢，這也並不是因為柳亞子所痛斥的“為盜臣民賊之功狗”，而是他們自己失去了在如日本這樣的新的環境裏汲取人生“興味”的機會。“同光體”詩人並非不想“翻新”，隻是他們的“新”失去了真切的人生體驗的支撐，所以也隻能繼續在詞語、典故的挑選上挖空心思，致力走“點鐵成金”的宋詩的老路。這倒多少令人想起到達新的生存環境之前的梁啟超，想起他與譚嗣同、夏曾佑所探索過的同樣佶屈聱牙的“新學詩”。一為新學，一為舊學，但都是在未能獲得人生新體驗之時純文字純學問的操作——歸根結底，能夠決定詩歌的創造性價值的還是詩人的實際生存體驗。
我們返回中國詩人的“生存改變”的原點，以此為基點去追溯他們開啟的中國詩歌現代嬗變的故事，這也許正是重新解釋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的一條思路，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生存改變”的程序中，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初識日本”的重要意義。
對於梁啟超、黃遵憲一代知識分子來說，日本的意義除了生存的異域體驗外，還包括了他們在當時日本生存的過程所目睹的一些文化現象。例如在關於詩歌“革命”的取向上，中國詩人也注意到了當時日本文學“言文一致”的重要動向。隻不過，在這裏，我們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日本文學“給了”留日中國作家什麼東西，而是中國作家“在日本”的生活中自然“發現”和“理解”了這種動向，就是說，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實踐讓他們從內心“生長”出了同樣的文學運動的“需要”。在這個時候，長期浸潤於日本生存體驗所形成的生活邏輯仍然是最重要的。1868年，黃遵憲在他的《雜感》其二中首次提出了被胡適稱為“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的著名設想：“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不過，與其說此時的他已經具有了明確的言文一致的打算還不如說是更多地表達了一種對於當時俗儒崇古的反感，事實上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黃遵憲本人並沒有創作出多少的口語化詩歌，正如錢仲聯先生所說：“公度詩正以使事用典擅長，其以流俗入詩者，殊不多見也。”相對來說，黃遵憲對言文關係的深入認識也是到了日本以後，在目睹了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之後，他關於“言文一致”的理性設想才與生活的感性體驗結合在了一起。已經有學者指出：“到黃遵憲離開日本的1882年，日本文學言文一致運動已初具規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黃遵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倡言改變中國言文不合的狀況，提出語言通俗化的主張的。”“顯而易見，黃遵憲言文複合的通俗化理論，是從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引進的。”在《日本雜事詩》第六十六首中，他對日本言文分離的問題深有感觸：“難得華同是語言，幾經重譯幾分門。字須丁尾行間滿，世世仍憑洛誦孫。”詩後的自注裏，黃遵憲特別介紹了日本推行言文一致的背景與過程。《日本國誌·學術誌》中，黃遵憲更是詳細地分析了中國所存在的言文不合的實際，提出了漢字從簡、言文複合的見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不相合也。然中國自魚蟲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為隸書為草書。餘烏知夫他日者不有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乎？”正是這一理性的認識對梁啟超及戊戌維新中的白話文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96年，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裏探討了中國文字脫離於語言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問題，其中，黃遵憲一年多以前出版的《日本國誌》引起了他高度重視，並引用了上述關於言文複合的觀點。據說，黃著與梁文都在戊戌維新時期風行一時，並催生了裘庭梁的著名論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根本》，在維新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中，此文可謂是綱領性的文件，文中“崇白話而廢文言”的主張可謂是振聾發聵。接著，便是全國範圍內的白話報刊競相麵世，持續不衰，據蔡樂蘇統計，從1897年到1918年，創刊的白話報刊竟達170種，留日學界也辦起了《新白話報》、《白話》等刊物。
對於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詩歌語言形式的思考，黃遵憲從未停止過。盡管梁啟超有過“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看法，但作為詩歌變革最積極的實踐者，黃遵憲卻深知語言形式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所以說已經不在日本的他，卻一直關注著當時成為了“詩界革命”傳播中心的日本，閱讀著來自日本的中國學界的刊物，發表作品，與這一傳播中心人物的梁啟超保持了密切的聯係。可以這樣認為，在這個時候，保存了日本記憶的黃遵憲與那些正在生發著日本體驗的中國新派詩人形成了一種“合力”，他們在共同的文化體驗的基礎上交換和分享著彼此的思想藝術成果。1902年9月，黃遵憲致信梁啟超，提出了建設以彈詞、粵謳形式為基礎的“雜歌謠”的設想。梁啟超很是讚賞，隨即在《新小說》上開辟了“雜歌謠”一欄，專門發表這類借鑒民間歌謠形式的“新體詩”。以後，黃遵憲、梁啟超都有這方麵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