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黃遵憲不僅珍視這些日本體驗，而且還結合自己人生曆程，不斷反顧，不斷咀嚼、不斷開掘其中的深意。這就難怪他對自己的《日本雜事詩》一再“點竄增損，時有改正”，而且修改的總體思路是從側重於古代事物的感興轉向為對維新時代的認知，不僅涉及詩歌作品本身的增刪改動，而且還包括了對於注釋的內容的眾多調整與斟酌。
黃遵憲將自己的詩作稱為“新派詩”。過去我們的文學史描述，常常是將“新派詩”與另一類的詩歌探索——新學詩——相提並論，共同作為近代“詩界革命”的具體形式，其實，這樣的敘述很可能會掩蓋文學史發展的一些決定性的環節，忽略掉文學的嬗變必須從作家生存的實感開始這一重要的事實。
就在黃遵憲從日本等異域他鄉尋找“新題”的時候，當時尚在北京的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人也不時聚首探討“新學”，並由談“新學”而發展到以“學”入“詩”，是謂“新詩”，又稱“新學詩”。所謂“新學”其實就是佛、孔、耶三教經典中的生僻詞語與西方名詞的音譯，十分晦澀難懂。對於像“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這樣充斥著讀者很難猜測的“新學典故”的詩句，梁、夏本人後來也深有反省，所以當以後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的設想時，實際上是更加傾向於黃遵憲“新題材”與“新境界”的追求。顯然，雖然同樣是為了突破古典詩歌“雅言”傳統的束縛，僅僅是從書麵典籍中搜索“新詞”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還是從實際的生存中汲取豐富的“實感”，黃遵憲詩歌的日本題材就是這樣的“實感”的產物，因而在中國詩歌的現代嬗變之中，黃遵憲的意義格外地引人注目。梁啟超評論說：“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20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丘逢甲認為他是“茫茫詩海，手辟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入境廬詩草跋》）陳三立讚其創作“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軼，風格渾轉。”（《入境廬詩草跋》）這是來自不同詩歌陣營的激賞之辭，從中我們也不難見出黃遵憲“新派”詩歌在當時詩壇所產生的廣泛影響。
同樣，當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等中國知識分子流亡日本，他們也如黃遒憲一般獲得了富有“質地”的新的生存感受，於是，在這個時候來反觀中國詩歌的變革之路，認真總結以黃遵憲為代表的“新派”創作成就也就成為了可能。在梁啟超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上，連續推出“詩文辭隨錄”、“詩界潮音集”、“雜歌謠”等欄目，先後為這幾個欄目撰稿的詩人在100人以上，這些詩歌的作者，其重要人物都曾流亡日本，如康有為、蔣智由、高旭、楊度、荻葆賢、麥孟華等，可以說正是異域生存的新感受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他們詩歌的內容與形式。康有為一生創作詩歌凡1500餘首，但最能體現中國詩歌革新精神的“新派”詩還是他流亡日本與海外的作品。是日本和其他海外國家給了他新的詩材與詩情，這才有所謂“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這一情形，連“同光”詩人陳衍也看在眼裏了。他說：“自古詩人足跡所至，往往窮荒絕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幹百年成為勝跡，表著不衰。……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蕩與敦盤者不絕於道。而能以詩名者，惟黃公度。其關於外邦名跡之作，頗為夥頤。而南海康長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餘年，更多可傳之作。”梁啟超本人也是如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餘向不能為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當然這裏的“強”並不是什麼“勉強”，而可以說是撲麵而來的新異體驗使得他已經無法拒絕了。1899年末，流寓日本的梁啟超第一次離日赴美，他在新世紀即將到來的夜半，寫下了《20世紀太平洋歌》：
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誌，斷發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誌，未敢久戀蓬萊鄉，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
這真是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開頭。他生動地傳達了梁啟超自己的身世、際遇與誌向。其中，生存空間轉換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是邁出國門，遠涉他鄉的過程讓他無比清醒地體會到了自己曾經居處的空間位置——亞洲大陸，我們在前文所述的近代中國文化人的地理空間意識就是在這樣具體的生存變換之中格外凸現出來的。作為“亞洲大陸”的中國不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也不再是讓人自得其樂、享受人生的溫柔之鄉，它竟然驅趕忠心耿耿的臣民，迫使我們的詩人不得不“斷發胡服”，改換生存的方式，而日本這樣一個飄浮的島國卻成了詩人走投無路之際的生存之所，同時更給了他“神氣發皇”的新的生命體驗，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再生”般的激動重新喚起了他“問政求學”的雄心壯誌，這才有了橫渡大洋、遠赴美洲之行，這才有了在太平洋上迎接這一世紀交替的機會，此時此刻，梁啟超獲得的時間與空間體驗在千年中國詩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較之於黃遵憲，梁啟超在這裏關於日本的總體體驗更動情也更深刻，從黃遵憲、梁啟超到後來的魯迅，中國現代作家在逐漸深化對日本的生存體驗之中也不斷深化了對中國自己的生存觀感，進而反思和體察著中國本土的生存方式的實際含義——那是一種為傳統中國文學所未能發現和體察的含義。
就是在這一次的行程中，梁啟超提出了著名的“詩界革命”的主張。撫今追昔，梁啟超深刻地總結了北京“新學詩”時代僅僅著眼於新名詞的弊端，他更加重視的是以異域新體驗為基礎的詩歌“新境界”的營造。梁啟超指出，中國詩歌的“境界被幹餘年來鸚鵡名士（餘嚐戲名詞章家為鸚鵡名士）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即麥哲倫）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當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已經因為“生產過度”而再難激蕩起詩歌的創造力時，異域他鄉的體驗就不失為一種激活自我的方式，這就是“詩界革命”，中國的詩人欲求創作上的“革命”，“不得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境界、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而作為歐洲文化在中國最近之展示，日本則成為了中國詩人首選的“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
除了個人的體驗，梁啟超這一“詩界革命”的主張當然也是對他創辦的詩歌欄目事跡的理論小結。在梁啟超的有力推動下，此時此刻的日本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傳播和探索中國“新派詩”的中心陣地，正是《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所營造的熱烈氛圍鼓勵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近年來，一些近代文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詩界革命”的範圍似乎不應當僅僅劃定在以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所謂“維新派”知識分子之中，其實包括一些南社革命派在內的同時代人（尤其是具有留日經曆的），他們也不時表現著類似的創作傾向——如自由、民主、平等、主權、文明、進化、冒險之類的主題，如對《民約》、盧梭等新名詞的自然運用，這都符合梁啟超“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設想。我以為，這一現象所告訴我們的是一個重要的事實：由生存體驗的新變所引發的詩歌“革命”在當時的創作界是較為普遍的。因為，對於詩歌藝術的變遷，具有更大意義的並不是詩人的政治態度而是其生存環境。當生存環境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例如留學日本），那麼詩人的生存體驗和情感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作為這種體驗與情感直接載體的詩歌自然便會有所呈示。也就是說，無論是維新派的梁啟超、黃遵憲，革命派的高旭、馬君武，還是其他留日的青年學生，除了政治的理想之外，在詩歌藝術中，他們都不得不麵對著共同的問題，即中國詩歌的過去的輝煌似乎已經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能夠證明詩人自身價值的“新意”隻能從生存的體驗中再尋找，再提煉。在這個時候，有沒有人出來標舉“旗幟”是一回事，而有心的“推陳出新”卻是大勢所趨。同樣的留日經曆，如果有人因為政治理想的差異而拒絕表達自己親身感受的“人生新意”，那倒真是不可思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