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禪宗受般若空觀影響較深，掃蕩諸有，空諸一切，對語言文字尤存戒備之心，特別強調以心傳心，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的獨特修持覺悟方式，決定了它是超越思維、推理、邏輯，是排斥語言文字的，不立文字成為禪宗的一個重要特色，尤其是自慧能以來，禪師們更加強調禪的不可言說性。佛禪與語言文字仿佛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一大藏經教又全是文字寫成，即便是“不立文字”的禪宗也留下數量巨大的語錄、叢林筆記等。盡管自慧能以來大倡以心印心、不立文字，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在表達悟境、傳達禪理、印可禪法中，語言文字的功用是難以完全拋棄的，因此禪師們還是留下了大量的語言文字，諸如禪師語錄、宗門拈古、頌古、代別、僧史、筆記等，甚至自中唐以來出現了禪僧務外學，大量創作詩歌的情況，以至於有了“詩僧”之稱。中晚唐詩僧作詩時常存詩為魔事的觀點，偶爾有詩禪不相妨的想法，至北宋，詩為佛事、以翰墨為佛事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文字禪大為流行。
一、不立文字
佛教典籍，三藏十二教，浩如恒河沙，但佛教對語言文字卻深存戒意，因為第一義不可言說，有所擬說者乃在“攀緣之外，絕心之域”。《金剛經》卷一中即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又曰：“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維摩詰經》載文殊回答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之問時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當文殊反問維摩詰“何等是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竟以“默然無言”的方式作答。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語言文字是思維的產物，與禪宗能所俱泯的體驗是相違的，禪宗自達摩以來，一直以《楞伽經》印心，五祖弘忍以後改用《金剛經》，前者強調以心傳心，後者主張萬法皆空，兩者對語言文字都是持反對態度的。《楞伽經》卷二曰：
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
淨覺《楞伽師資記》卷一言：
故學人依文字語言為道者，如風中燈，不能破暗，焰焰謝滅。
“風中燈”的譬喻形象地說明了傍依文字求道的不可得。《師資記》同卷還有粲禪師不出文記的記載：
可後粲禪師，隱思空山，蕭然淨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即文字語言，徒勞施設也。
相傳為僧璨所作之《信心銘》主張“言語道斷”，與《楞伽師資記》所言“不出文記”的情況正相符合，《信心銘》曰：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承達摩理入、行入之說，主張心路明淨，斷絕文字：
學用心者，要須心路明淨，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後乃當為人師耳。複須內外相稱，理行不相違，決須斷絕文字語言。
五祖弘忍後，傳法印心所依經典由《楞伽經》改為《金剛經》，般若空觀思想盛極一時。般若空觀思想認為諸法性空，文字本身亦屬虛幻，依據虛幻不實的文字，去尋求無上的大道，自然是妄上加妄，正如禪宗所說“頭上安頭”。因此，六祖慧能說：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慧能認為自性具有智慧，佛法妙理非關文字、不假文字，甚至認為“不假文字”的言說也是文字相，既而用般若寶劍將“不立”二字亦掃蕩滌除，如：
既雲“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隻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雲“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
六祖慧能以後，禪師們主張法無文字、以心傳心，在不立文字上大做文章，出現了拳打腳踢、當頭棒喝、畫圓相等極端排斥語言文字的做法。南嶽懷讓在“說似一物即不中”的玄機中，體現了真如“第一義”不可言說，惟能妙悟；要求心領神會，心心相印。正如雲門文偃禪師所說：“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隻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嗬責，見性如隔羅縠。”德山宣鑒禪師更是將十二分教罵為“點鬼簿，拭瘡紙”。此等言論在禪宗語錄中可謂比比皆是。
般若直觀在本質上是個體的、獨自的內心體驗，是不能用語言文字交流的，尋言者喪，逐句者迷，求覓解會，沉溺在三乘十二教的言語中，與佛終隔一層，甚至隻能離佛愈來愈遠。
二、不離文字
眾佛經和禪宗語錄中雖一再強調佛法的體悟不在文字、法過語言文字、法不向句中求等等，但佛法的傳承、師徒間的傳授又離不開語言文字。試看三藏論說，汗牛充棟，何嚐不是佛金口所說，何曾離開文字？比如對禪宗影響巨大的《華嚴經》中就有法不離文字語言的觀點，如：
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鹹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顛狂幹消、鬼魅蠱毒，悉能除斷。文筆讚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