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與文學集團
佛教經過漢魏西晉的發展，至東晉已從依附轉而獨立。南渡之後，過江諸僧或仿效名士清談，或與名士唱和，與文士打成一片。其中有僧人參與的文學集團有：
（一）東晉會稽文學集團
晉室南渡之後，政權逐漸穩定，生活日益富裕，北方士族王、謝二家在浙江會稽安家落戶，會稽山水之美為崇尚清談的名士們提供了條件，於是設宴飲酒、遊山玩水、談玄論理成為東晉名士生活中的一種情趣。會稽便是這幫文士們集會的一個重要地點，他們以王羲之為首，以蘭亭為聚會之地，吟詩唱和，暢敘幽情。當時著名詩僧支道林就曾參與到蘭亭文學集團的集會中，與他們唱和。王隱《晉書》：“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晉書》卷九七《謝安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其中孫綽是溝通名僧和名士的典型，其《遂初賦序》說“餘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但他對佛教也是傾心久矣，著有長篇《喻道論》，提出“周孔即佛”的著名命題，開文人調和儒釋的先河。孫綽現存詩十餘首，其詩多說理平典之言，與佛教關係不大，但在當時孫綽、許詢曾有以佛入詩之作，《世說新語·文學》劉注引《續晉陽秋》：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二）晉末廬山文學集團
與會稽集團不同的是，廬山文學集團的盟主不是文士而是僧人，他就是名僧慧遠。慧遠為南方佛教領袖，住廬山東林寺傳法，文士、名士望風而至，著名者有劉遺民、周續之、宗炳、雷次宗、謝靈運等，他們共建蓮社，期望往生西方。由此可知這一集團的性質主要是宗教性的。但是由於慧遠深諳外學，博綜六經，本身喜好文學創作，他把宗教信仰與文學審美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其《念佛三昧詩集序》開後來以禪入詩之理論先河。據《序》可知，當時其門下有關於“念佛三昧”的集體詩歌創作，並輯錄成冊，慧遠為其作序，讚揚了這種以詩的形式體悟佛教精義的活動。可惜的是這些詩歌僅存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四首和慧遠殘缺不全的《序》。與會稽集團一樣，廬山文學集團也是喜歡遊山玩水，並借遊覽山水而體悟佛陀法身之神明和神趣。現存《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載釋法師“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因詠山水”而遊石門。他們“眾情奔悅，矚覽無厭……會物無主，應不能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邪……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這一審美活動把文學直接導向了宗教的範疇，促進了詩與佛的聯姻，同時也為文學進一步獲得認識山水的獨立意義而做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也為晉宋山水文學流派的產生奏響了序曲。其中慧遠的《廬山記》是一篇優秀的山水散文，《廬山東林雜詩》則是一篇寫景中寄寓超世之誌的優秀山水詩。
（三）宋初藩王文學集團
劉宋之時，劉裕、劉義隆等帝王對僧人尊敬有加，對佛教義理也深有體會，受其影響，劉宋時各藩王文學集團也多崇信佛教。其中劉義慶文學集團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宣傳佛教。在劉義慶主持下，門下眾文人編纂的《幽明錄》、《宣驗記》等誌怪小說以佛教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等思想為主題，把佛教理論具體化、形象化、生動化，從文學角度極大宣傳了佛教的神威，魯迅先生認為其中的一些小說可以說是“釋氏輔教之書”。另外劉義真文學集團的主要成員也都是佛教信仰者，他們或為出家人，或為在家居士，其佛教活動十分頻繁，如謝靈運、顏延之、慧琳等。顏延之傾心佛教，與名僧慧靜、慧彥交遊，曾著文對慧琳《黑白論》，何承天《達性論》、《報應問》中批評神不滅論和果報說的意見進行反駁，顏詩與佛教有關的文字主要見其文中，現存詩歌中基本看不到宗教體驗。這樣的文學集團，不論是宣揚佛教，還是文學創作，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融會二者的精華。
（四）蕭齊東宮西邸文學集團
蕭齊皇室崇佛是普遍之事。在蕭齊諸帝中，齊高祖蕭道成少年時受學於雷次宗，而雷早年曾師事廬山名僧慧遠，並入“蓮社”，故蕭道成接受佛教思想是自然之事。齊高帝蕭賾對佛事也甚為殷勤，臨死時還念念不忘在遺書中囑托子孫盡心事佛，禮拜供養，勤作功德。其子文惠太子蕭長懋與竟陵王蕭子良俱好釋氏，而蕭子良受齊高祖和齊高帝器重，曾在雞籠山開西邸，廣納文學名士，著名者有“竟陵八友”等，同時範縝等亦被禮遇，遂形成龐大的文學集團。範縝的神滅論即作於此時，後來梁武帝蕭衍曾集僧俗與其論難，西邸學士沈約等曾著文反駁。因太子蕭長懋和蕭子良二人感情甚篤，東宮、西邸成員多有交叉，其活動也多在一起舉行。因兩大首領俱好佛事，成員也多與佛教保持著密切關係，其文學活動多與佛教有關。如：永明五年（487）蕭子良“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蕭子良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明日更集京師善師沙門於就邸作聲。此事與四聲的成立有直接關係中，陳寅恪先生認為此事“實為當時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時，建康審音之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必已甚眾而且精。”這兩次活動對認識漢語音律和詩歌新體的產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永明七年十月的大法會，“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參加，文人周顒奉命作《抄成實論》。周顒還曾著《四聲切韻》，是與沈約一起總結四聲規律的人。這一集團信仰濃厚，自覺恪守佛教戒律。《南齊書》卷四十《文宣王蕭子良傳》：“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嚐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南齊書》卷四十《周顒傳》：“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五）蕭梁文學集團
武帝蕭衍是崇佛極致的典型，早受佛教熏陶，治國主張用儒術，同時又敬佛禮僧，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梁武帝以帝王身份而提倡佛教直接導致梁代佛教的興盛，其諸子自小受其父影響，敬佛亦勤，其長子昭明太子蕭統、三子簡文帝蕭綱、七子元帝蕭繹及一代名士姚察等均好佛。蕭衍建梁後，繼續廣納學士，原竟陵八支除王融、謝脁死於蕭齊外，沈約、範雲、任昉、蕭琛、陸倕均與蕭衍一起入梁。蕭衍喜好文學亦影響其子弟，昭明太子蕭統、晉安王蕭綱、湘東王蕭繹也愛好文學，招延文士，各自擁有龐大的文學集團。蕭梁文學集團的人物大都崇佛，然而在這樣一個圈子裏卻盛行“宮體詩”，充滿了對女色的描寫。乍看之下似與佛教教義相違，其實宮體詩的產生與佛教有一定關係。佛教教義中有“女色之空”的論調，佛教認為女性是引起人們“淫欲的根源，是導致人們執迷貪戀的源泉，而她們其實隻是一種幻想，是不實的”。初期佛教對待女性的辦法主要是回避不見或視若無睹。大乘佛教宣揚佛法無邊，普度眾生，不舍眾生。對於女色他們有“穢解脫法”，“至於淫欲而離於欲”，力求做到“在欲而行禪”。受此影響，僧人也作豔體詩，如惠休，鍾嶸《詩品》卷下《齊惠休》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沈德潛在評論惠休的詩作時說：“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微處亦可證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