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支曜、康巨也於此時來到洛陽，宣傳佛教，所譯皆小品，譯文特點也是棄文存質，這應該是漢時翻譯經典的整體情形。蓋此時佛教初入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學尚未深刻交彙，外來僧人精通華語者亦少，故所譯少修飾，尚質樸。
到了三國的時候，主要的譯者有支謙、康僧會、維隻難、竺將炎等，仍皆是外國人。維隻難是天竺人，黃初三年（222）到武昌，與竺將炎合譯《曇缽經》（今名《法句經》），用四言、五言的詩體，來裝載新輸入的辭藻，像“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帶給當時詩壇一種清新的哲理詩的空氣。《高僧傳》卷一稱其：“未善漢言，頗有不盡。誌存義本，辭近樸質。”
康僧會是吳國著名的佛教徒，也於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孫權為他建造了建初寺，他譯了《六度集經》和《舊雜譬喻經》。這兩本經中故事較多，文學性較強，如《六度集經》中的很多故事流傳很廣，對後來的文人創製影響巨大，其中的“瞎子摸象”故事，就被蘇東坡演繹為著名的《日喻說》，生發出“扣盤捫燭”之典故；《舊雜譬喻經》中也有很多譬喻故事，其中的“多智王佯狂免禍”就被劉宋時的袁粲改編為《妙德先生傳》。三國眾多譯家中支謙譯經甚多，影響很大，其中以《阿彌陀經》、《維摩詰經》、《法句經》、《瑞應本起經》為最重要。支謙，月支人，支讖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精通華梵，故所譯殊鮮“格格不入”之弊。他反對前人譯經過於質樸的風格，主張文質調和，暢達經意，開創了一代新的譯風。首創會譯之法，對後代譯事產生了一定影響。《高僧傳》稱：“謙辭旨文雅，曲得聖義。”
西晉的時候，竺法護是最重要的譯者。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西晉武帝時發願求經，嚐赴西域，帶來許多梵經，譯為漢文。《高僧傳》說：“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聶承遠、道真父子二人，此二人精通梵文。“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竺法護譯文弘達欣暢，雍容清雅，所譯《雜譬喻經》、《六度集經》皆妙得文體，文義允正。
但翻譯的最偉大時代還在公元317年以後。這時候是五胡亂華，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極點的時候，然佛教徒卻以更勇猛的願力，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活動著。許多佛教徒持著“殉教”的精神，在宣傳，在講道，在翻譯。從晉室南渡（公元318年）起到隋滅陳的（公元589年）二百七十多年間，據《開元釋教錄》所記載，南北二朝譯經者凡96人，所譯經共1087部3437卷。在這九十幾個翻譯家裏，最重要者為道安、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諸人。這一時期的譯經活動改變了最初的口授形式，胡僧來華和華人西行使得精通梵漢的譯者得以出現，大規模譯場的建立也使佛教翻譯更加專業和科學，譯經水平大大提高。這一時期對譯經貢獻最大的當屬道安和鳩摩羅什。道安本是華人，也不通外語，但他是譯經的卓越組織者和翻譯文體的厘定者，“為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另一重要人物是鳩摩羅什，羅什生於龜茲，9歲隨母曆遊印度，遍禮名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挾而歸，滯於涼州。後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羅什不僅在翻譯內容上第一次係統地介紹了《般若經》，而且由於他本人“深通梵語，兼通漢言”，在翻譯文體上也一改過去樸拙尚質的文風，開始運用達意的譯法。其譯文無不宏麗暢達，語意顯明，文字優美，為譯界一流宗匠。所譯《金剛》、《法華》、《彌陀》、《維摩》諸經，深得文人喜愛。
總體來看，西晉前翻譯文風尚質，譯文呆滯；晉室南渡後的翻譯文風開始趨雅，譯文漸趨精美流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