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任何宗教一樣，在產生之初，麵臨傳教布道的問題。為了聚集更多的信眾，佛陀及其繼承者在傳法布道上往往用精美的語言、生動的故事來吸引民眾。佛陀從鹿野苑初次傳法開始，采取的是口頭布教的形式，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他身後。在傳教過程中文學性的語言不僅有利於吸引信眾，也有利於布道者記憶佛法。
一、翻譯事業的開始
佛典輸入前中國古代也有翻譯：一為以今翻古，一為以內翻外。以今翻古即以現在的語言去翻譯古書中的語言，如太史公《史記》之譯《尚書》；以內翻外者即以華語翻譯異族之語，典型者如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越語原文如下：
濫兮汴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
譯為楚言如下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佛教文學的興起肇始於佛經之翻譯，這是中世紀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從有了翻譯之經典，佛教與文學便結下了不解之緣，佛經以它精美的語言、奇特的想象吸引了中國文人，使佛教的影響滲透到中土文學創製中。佛教文學輸入以後，中土文學在音韻上、故事題材上、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學的影響。
中國最早的翻譯事業的開始，究竟起於何時，我們已難以確切知道，這一點和佛教初傳中國的情形頗為相似。有關這一點，已在上一章中述及，此不贅述。學界有人以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圖經》為真，認為這是中國人最早接觸佛典之始，即使此事屬實，但此期尚處於口授階段，未見有譯本。漢明帝永平八年（65）答楚王英詔裏，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外來的名詞，可見當時佛教的典籍已為人所知，但有無佛經譯出還不得而知。另有學者以相傳永平十年（67）攝摩騰、竺法蘭所譯《四十二章經》為中國佛經翻譯之始，但《四十二章經》隻是編集佛教的精語格言，並不是翻譯的書；其句法全學《老子》及《孝經》，隻是一種提要式的譯述；其文體也總是犧牲外來文學的特色以遷就本土的習慣。考其譯語，不似東漢時所譯，而且該經在《出三藏記集》及《綜理眾經目錄》中均不見記載，恐本經乃是出於東晉時代的一部偽經，因此也不宜將它作為佛經翻譯的開始。
可考的最早譯者為漢末桓靈時代（公元147年以後）的安世高、支讖、安玄、康巨、嚴佛調等。晚漢以後有竺法護、釋道安、鳩摩羅什等。下文將逐一介紹。
二、佛典翻譯的代表及譯文風格
佛典翻譯的代表首推安世高。安為安息（伊朗）人，本名清，為安息太子。後漢桓帝建和初年由安息輾轉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安世高的漢譯佛典，貴本尚質，他很純粹地譯述出他所專精的一切，能將原本意義比較正確地傳達出來，在翻譯術語的過程中他常用中國固有的概念去比附，如以“無”譯“空”，以“無為”譯“涅槃”，這是早期佛教依附於道教在佛典翻譯中的反映。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稱安譯：“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然而不倦焉。”安譯比較重視原文，有些地方為順從原本結構，不免重複、顛倒；而術語的創作也有些意義不夠清楚（如“受”譯為“痛”，“正命”譯為“直業治”等）之病。但總的說來，比較偏於直譯，措辭恰當，“道而不煩，全本巧妙”（道安）。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呂澂先生推崇安世高為“佛經漢譯的創始人”，郭朋先生則說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譯師”。安世高譯文與佛教文學有關的《轉法輪經》，敘述佛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度化曾伴隨自己的五個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後來成為以後《佛本行經》裏的一個重要篇章，它是中國第一次接觸到佛的文學故事。
支讖為月支人，後漢靈帝間譯出《道行般若經》等十餘部經典。支譯的特點是力求保存原意，許多地方多用音譯，“審得本旨，了不加飾”。支敏度稱“凡所出經，類多深義，貴尚實中，不存文飾”。譯文雖有滯澀感，“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