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電視台采用的“RAP”形式來傳播新聞，陝西電視台2套在新聞欄目中開設了“RAP新聞”板塊；有報紙以演義的形式傳播新聞，如《南方都市報》的“2004文化年鑒·演義”和《華商報》的“一周文壇演義”。“2004文化年鑒·演義”在編輯方麵是這樣處理的：“新聞演義是每個版麵的主體，而此前已在不同時間報道過的新聞則被稱作‘正史’而編排在第六欄裏。”
很明顯，這樣的報道模式具有一種“‘事後的諷刺世相’之社會意圖”。當日刊登的“演義”共有十三回。其模式為：“標題，詩曰/詞曰，正文，詩/詞。”以第一回為例：
汪掌櫃敗走華容道 癡書生協力保三聯
詩曰：
書店有三聯，
從來不貪錢。
來了汪掌櫃，
見錢就開眼。
話說京城首善之地，人文薈萃，兼以書肆眾多，是讀書人的好去處……
……
數月之後，中國出版集團降旨，將汪掌櫃免職了事。至此，“三聯保衛戰”宣告結束。讀書人、出書人、買書人皆大歡喜。畢竟三聯的命運如何，仍是未卜之數。這正是：
逢汪必敗三聯運，書生意氣不可悔。
《華商報》“一周文壇演義”始於2005年3月11日。其《開欄語》道：“‘一周文壇演義會館’今日開張了，店小二每周五於此恭候諸位客官，並備以國內文壇藝苑之熱點人物、事件、現象等下酒菜肴，期待與讀者同品共飲，草草杯盤，把酒言歡。”
“一周文壇演義”第一期登載的是《大俠劍指高中懸 少帥跨進小學 酷》：
詩曰：
刀劍煙塵入教材，
大俠幾度笑顏開。
我心一路飛翔處，
少帥如風正駛來。
泱泱文壇，近日頗不平靜，這邊廂，大俠金庸之《天龍八部》節選入高中語文讀本，那邊廂，少帥劉翔飛人事跡錄入上海小學語文教材。神州春深，和風拂處，大俠少帥麵呈喜悅之色，文壇內外忽聞鼎沸之聲。
……
你看、你看，金庸、劉翔兩顆文體明星，你挑著擔，我牽著馬，正歡天喜地一路顛來。
這正是：
這裏書入讀本，
那邊人進教材。
……
對於“演義”這種形式，有學者提出批評，擔心其“解構”掉新聞。筆者感到其最應注意的是文中應避免對事實的虛構想象。而作為一種針對特定事實抒情言理的形式，隻要不虛構事實，不侮辱他人，盡可以這樣去做。隻要社會效果好，讀者喜聞樂見就行。
人們習用的傳播形式的生命力決定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傳播力。因而借鑒吸收人們習用的傳播形式無疑有助於強化傳播效果，這也正是傳播的目的所在。所以我們在新聞傳播形式上也許應該堅持這樣一種理念：但凡是中國人習用的種種傳播形式，如果有強大的傳播力，都應研究其為新聞傳播所利用的可能性。
這一點，理應成為新聞機構在業務工作中的自覺追求，也應成為有關管理部門對新聞機構的一個業務指導原則。
三、傳播習俗與媒體包裝
應用傳播習俗對版麵、欄目進行包裝，是新聞傳播利用傳播習俗的另一重要形式。
包裝實際上是媒介品牌策略的一部分。對於一家媒體及其有關版麵和欄目而言，包裝既是一種視覺和聽覺識別因素，同時還有助於吸引受眾。對於報紙而言，包裝主要有色彩、圖案、字體、線條等因素；對於廣播而言，包裝最主要的是音響因素和音樂因素；而對電視來說，包裝則涉及主持人的形象、演播室的布置、主持人所用道具以及色彩、圖形、音樂等諸多因素。從近年來新聞事業發展情況看，人們對媒體進行包裝時已注意到了對為國人所喜聞樂見同時又符合節目特點的傳播習俗的運用。
例如，陝西電視台的《說案》在這方麵就表現出了自覺的追求。如“陝視網”所介紹的：《說案》說的是發生在現代的案件故事，但主持人置身的環境是古色古香的，主持人也身著古裝，時不時也講幾句半文半白的古話。可以說，《說案》是巧借古典元素的外殼，精心打造的一欄全新的講述現代案件的節目。再像中央電視台《有案可查》係列節目及《今晚》欄目主持人高博的中式服裝，對於強化節目親和力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某電視台的一檔由一笑星主持的節目，有個環節是節目評點，評點者不是專家學者，也不是媒介的評論員，而是一位民間藝人以說唱的形式進行評說。山東衛視的《百姓百事》欄目的片尾使用了山東快書的形式。杭州電視台的《阿六頭說新聞》在這方麵的自覺追求也頗足稱道。其包裝既具有傳統傳播習俗色彩，又利用了流行性傳播形式。《阿六頭說新聞》欄目製片人翁曉華在2004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發表演說時說，《阿六頭說新聞》定位是一檔平民新聞，所以它的片頭不是采用抽象的片頭製作方式，而是兩位主持人用誇張的表情和體態給大家創造了一個“阿六頭來了”的急切氛圍：“敖掃，敖掃（杭州話‘快點’的意思），不要吵不要吵，敖掃，熬掃，阿六頭來了；市麵蠻靈，說法兒蠻好，聽聽新鮮，看看味道，9：30，頻道鎖牢，阿六頭來了！”有人說它是“連喊帶叫地把觀眾招呼到這檔新聞中來”。《阿六頭說新聞》的片尾《杭州好》，用RAP說唱樂的形式配上FLASH動畫，使它富有時尚感，“耍子地方木佬佬，西湖裏劃船，城隍閣登高，雷峰塔敘舊，來壺龍井茶泡泡”，這樣琅琅上口的片尾曲連同片頭詞已為不少杭州市民爭相模仿和傳唱。利用傳播習俗，同時又進一步引發了新的傳播習俗，這是一個頗值得深思的現象，對於新聞媒介而言，也是一種十分有意義的十分難得的現象。
而陝西人民廣播電台的《吃在西安》則利用為陝西人所喜愛的秦腔音樂作為欄目包裝。有一位網民這樣說：《秦腔牌子曲》婉轉的曲子用撕心裂肺的板胡演奏，直指人的心靈……西安有一個廣播電台一檔節目叫做“吃在西安”就用這個作為前奏，節目全用關中方言，兩個女主持人將一口西安話演繹得淋漓盡致，沒得說了……。關中人的夢想：吃泡饃、喝西鳳、聽秦腔。
色彩作為一種視覺因素，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往往賦予它以不同的含義，其取向亦各有異。紅色是中華民族至為喜愛的一種顏色，有學者認為這是源自於太陽崇拜。對中華民族而言，紅色意味著吉祥、喜慶、興旺、熱烈等。因而在遇有節慶或操辦喜事的時候，紅色就成為人們習用的一種表意顏色。例如男婚女嫁壽誕生子等以及作為中華民族的傳播盛宴的年節其間，就大量以紅色作為裝飾性顏色，對聯、窗花、福字等一般皆為紅色。所以紅色也成為媒體包裝的常用顏色。以西安地區的都市報為例，絕大多數報頭都是紅色。除了色彩，富於民族習俗性特征的圖案也經常為報刊的版麵包裝所采用。
四、結語
總之，合理利用傳播習俗，以發展我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從而更好地為受眾服務，為社會發展服務，應成為我們新聞媒介機構的一種自覺的業務觀念和有關管理部門的一種重要的管理指導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社會，大眾傳播本身也具有了習俗性的意義。美國傳播學者B。R。貝雷爾森在上世紀中期研究報紙時就曾發現，有些人讀報本身已經經常化並且目的化了，“每天讀報已成為習慣性行為”。對於大眾傳播時代的社會成員而言，大眾傳播是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傳播現象，大眾傳播也是最重要的習俗性傳播現象。所以大眾傳播習俗無疑也是傳播習俗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在我國開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受眾調查即具有接受習俗研究的意義。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社會群體，表現出不同的接受習俗——在接受的行為方式以及在內容和形式上表現出豐富多樣的接受習慣和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