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勳
我常常想，孔子《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難道不是他老人家為我們描述了當年他所經曆的一種文化傳播盛宴的場麵，並且揭示了當時的文化傳播者應當具備的傳播心態嗎？然而，也許由於某種文化習得性遺傳的原因，到現在，許多教科書中，仍將“時習之”僅僅注釋為經常溫習。這樣，三句話就成為邏輯上互無聯係的並列語句。其實，“時習”應當是經常研習、討論。這樣，緊接著的後麵兩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才有邏輯上的聯係與依附。
有人說，中國人自宋元以後，在社科研究、製度創新方麵的能力下降了。這話雖不一定全麵，但引之為反省、警策，還是必要的。傳播學自上個世紀初中期在發達國家孕育誕生，將近半個世紀，在我們的社科研究中，在重視程度和創新研究方麵，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接近新世紀到來，學者們在傳播學本土化研究問題上，給予急切地呼籲。這當然不光是知識分子心態變化所能完成的。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也為學術研究的長河注入了不竭的活水。
楊立川教授的《傳播習俗學論綱》，正是在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期盼聲中孕育而成的。
通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我們說，每個民族都有該民族自身得以在漫漫的曆史長河裏生息綿延的密碼。傳播習俗幾乎涵蓋和涉及社會習俗、民族習慣的方方麵麵。它習慣性地影響著、製約著人們的言語方式、行為方式和傳播溝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發掘它，研究它，實質上是在發掘和研究一個民族從曆史深處走來所長期積累的傳播智慧。我很同意立川教授的提法：傳播習俗是在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形成的習慣性、風尚性的傳播現象。在人類整個傳播現象中，它具有基因性的意義。為解讀“密碼”，揭示“基因”所從事的艱苦勞動，肯定是具有十分可貴的價值和意義的。
當然，傳播習俗的發展、流變，也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普遍而顯著的規律。立川教授的《傳播習俗學論綱》在這方麵也給予了十分重要的關注。他認為，“搞清人類社會生活究竟是如何決定了人類傳播習俗的形成和變化，更進一步說，作為社會子係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傳播習俗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是傳播習俗研究不能缺少的視角。這種係統的視角、動態的視角，使得傳播習俗的研究成為一條滾滾而流的活水，為後續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也留下充分的伸擴空間和開掘的餘地。
《傳播習俗學論綱》對傳播習俗的研究做了基礎性的工作。不僅如此，該項研究還具有清楚的實踐性價值和清晰的應用性思路。例如，自覺利用傳統節日的傳播習俗服務於當代的傳播實踐，利用習俗性的傳播形式，改進新聞事業的傳播方式，中國廣告傳播如何利用中國傳播習俗，以及自覺地使廣告文案寫作服從於傳播習俗等闡述，都十分具有應用研究的特點。應該說，這也是一代年輕學者在科學研究實踐中鍛造的學術實踐新品格、新思維、新視野。
傳播學研究本土化呼籲已久矣！成果出現也十分令人高興。我其所以讚同本土化呼籲，並且以欣喜的心態迎接這些成果的出現，是因為我覺得人文社科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有它獨特的價值和使命、方法和規律。科學是具有普遍規律和共性的，但共性常常寓於個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都不能離開民族特性和地域、國別的特點。應該說，人文社會現象常常與民族、國度、地域文化因素等有著非常具體、深入的聯係。所以，文學藝術上有個說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這個命題的價值，也可以擴展到人文社科研究領域，應該給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的研究一種啟發：人文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研究，往往能給我們帶來國際性的話語權！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一首非常有意味的唐詩：“報花消息是春風，未見先教何處紅。想得芳園十餘日，萬家身在畫屏中。”我總覺得，我們正處於大眾文化、學術文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繁榮發展新時代到來的當口。作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艱苦奮進的不竭動力的中華文化傳統、文化習俗的研究，將越來越引起文化界、學術界的重視。尤其是它與一個新學科——傳播學研究視角的巧妙結合，深刻聯係，切近得當的剖析，是正當其時的。因此，我們可預測，關於傳播習俗本土化的研究，一定會不斷深入，成為傲立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文化園地的一枝芳菲。
（作者為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原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