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還受益於在沃斯克列辛斯克和巴勃基諾的生活經曆,從而在《在途中》一文中繪聲繪色地描寫了初冬的風雪之夜,以成功的自然寫景烘托了作品的總體基調和情緒,豐富了生活畫麵,也突出了一個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的性格。這篇文章鞏固了抒情心理短篇小說在契訶夫創作中的地位,也開發了新的題材,契訶夫已經意識到了這一新的探索,“您已經讀過我的《在途中》。……怎麼樣,您喜歡嗎?喜歡我的勇敢精神嗎?我描寫了聰明的事情,而且不膽怯。在彼得堡已經引起了轟動。不久前,我還議論了勿以暴力抗惡的問題,也使讀者感到吃驚。”在他很好地完成這個新題材的時候,他卻嚴格地要求了自己“為聖誕節寫的那個短篇小說在兩周前就已經動筆了,但怎麼也結束不了。惡魔讓我接觸了一個我怎麼也寫不好的題材,兩個星期下來,我對這個題材和這篇小說都已經習慣了:現在我都弄不明白,在這個作品中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不好。真糟糕!”它表明,契訶夫本人就是一個知難而上的、不懈追求著的探索者。
就在1886年的3月,當時大名鼎鼎、舉世公認的作家格利果羅維奇從彼得堡寄給了契訶夫一封信,他熱情地讚賞了契訶夫的才能,希望契訶夫不要把這才能消耗在無聊的小玩意兒上,要尊重自己的才能,為寫作真正的藝術作品積蓄力量,並且預言契訶夫會大有前途。高級文學的名作家給“花絮派”的契訶夫以慈父般的體貼,無疑是對契訶夫成功創作的最好獎賞。在這成功的麵前,契訶夫並沒有驕傲自大,並沒有因為自己寫了幾篇可稱得上經典的作品而目無他人。他嚴厲而苛刻地評判了自己,決心要繼續攀登文學的巔峰。他複信給德高望重的格利果羅維奇:
我熱愛的、仁慈的福音使者,您的信像閃電那樣震動了我。當時我差點哭出來,激動不已,現在還感覺到它在我的靈魂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我沒有力量判斷我自己配不配得上這樣崇高的獎賞。我隻能再說一遍:這獎賞震動了我。
如果我有值得尊重的才華,那麼,我可以在您純潔的心靈麵前起誓,我一直沒有尊重過它。我倒是感覺到才華我是有的,不過我一向認為這點才華無足輕重。隻要有一些純粹的外因,就足以使我對自己不公正極端懷疑,極端不信任了。而這類原因,現在回想起來,在我是相當多的。凡是跟我接近的人都一向用鄙夷的態度對待我的寫作事業,不斷地好心勸我不要用這種亂塗亂抹的行當代替正經的工作。我在莫斯科有幾百個熟人,其中有三十來個是從事寫作的人,可是我記不得有誰肯讀讀我的作品,或者把我看做是藝術家。……我在報刊上混了五年,大家都認為我在文學方麵毫無成績,這種普遍的看法已經深入我的心靈,使我很快也習慣於用這種鄙夷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也就這樣混下去了!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我是醫生,醫務工作忙得不得了,因此要說到“兩個兔子攪擾人的睡眠”這句俗諺,那恐怕誰也沒有我體會更深了。
我寫這些,隻是為了在您麵前稍稍開脫自己的大罪。在這以前我對自己的文學工作一直極其輕浮,漫不經心,馬馬虎虎。我一麵寫,一麵極力不把我所珍愛的形象和畫麵用在小說裏,上帝才知道我為什麼那樣愛惜它們,把它們珍藏起來。
格利果羅維奇的信無疑使契訶夫更加明確了自己身上已經感覺到的創作發展的前景,極大地鼓舞了契訶夫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也更加增強了他作為作家的曆史責任感。
1886年9月,契訶夫在一封信中更為明顯地表現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他說:“我認為,生活是由災禍、瑣事和鄙俗行為組成的。”他要暴露現實生活,反映出80年代這個艱苦時期,這個可怕的年代的陰暗、醜陋和不可愛,表達自己的厭惡之情,並引起人民深沉的思索。1887年,契訶夫又發表了《仇敵》、《波琳嘉》、《黑暗》、《薇洛琪卡》、《華羅嘉》、《幸福》等一係列優秀的作品。
小說《仇敵》描寫一個地方醫師基裏洛夫的痛苦和一個有錢的老爺阿勃金的痛苦,將這兩樁不幸的遭遇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戲劇情結。仿佛是一篇不偏不倚的小說,描寫兩個有文化的人,在痛苦的影響下變得自私自利,不能互相體諒,因而用互相辱罵來爭吵。雙方仿佛都處在完全相等的境遇之中,都有著合乎人情的、相當沉重的痛苦的原因。然而這一切都隻是表麵現象,隻有進行了具體的藝術分析,弄清楚構成這篇藝術作品的那些細致入微的含有詩意的成分以後,才可以看出這篇小說的真正的本質,從而發現這篇小說並不是描寫兩個有知識的人如何不公正的互相辱罵,而是在描寫人的痛苦如何受到庸俗的侮辱。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文雅之士阿勃金僅僅是表麵的裝點,他既缺乏音樂才能,又缺乏詩意,又內心空虛、無聊。長得並不漂亮,背有點駝,衣服也不整潔的基裏洛夫卻代表著廣大俄羅斯勞動人民以及他們的人的尊嚴,他們對於貴族社會和寄生階級的厭惡和鄙視。說明隻有勞動的人才有權利獲得一切人性的情感,擁有生活的詩意、美和音樂。從而使人們產生出對於表麵的華美、對於虛假的詩意的厭惡感。而小說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揭示著人的尊嚴和寄生與庸俗的對應,表現了契訶夫對於寄生階級和貴族社會的鄙視和對於“小人物”和勞動者的熱愛。這一切都仿佛存在於小說的潛台詞裏,存在於小說深藏著的潛流之中,表明了契訶夫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同時,也表明了他深厚的民主精神,從而使契訶夫成為全體勞動人民和全體民主人士所喜愛和尊敬的作家。
1889年,契訶夫又發表了一篇在內容上、在登場人物的境遇和性格上都和《仇敵》異常接近的短篇小說《公爵夫人》,比在《仇敵》中更無情地揭去了他的敵人的整個美麗和詩意的外衣,表現了對於這個美麗的寄生蟲的無比強烈的厭惡,表現了清楚的、激烈的、毫不留情的態度,正如契訶夫所說的:“我正在描寫一個令人作嘔的娘兒們。”
對“小人物”的摯愛還充斥在《波琳嘉》中,這篇小說的魅力就在於主人公、服飾雜貨店的店員和一個為時裝成衣店選購商品的女裁縫之間,這種公開的職業性的談話同異常親昵的秘密交談的直接轉換上,其中沒有一點拖泥帶水,從而將人完全帶入到整個的情景中去,再現了活生生的氣氛。契訶夫深愛著“小人物”,對於他們的遭遇,始終有一種自己不能找到改善他們生活的途徑而負有的個人責任感。正如他對高爾基所說的:“您知道嗎,我每次遇到教師,一看到他們那副怯生生的樣子和破舊的衣服,我就覺得非常尷尬;我覺得,把教師弄得這樣貧困,我自己也要負責……”已經進入新的創作階段的契訶夫,不僅仍在加強自己對現實的批判態度,而且已注意反映當時社會上的思想探索活動,實質上這也是他本人在以藝術手段進行著思想探索,並構成了他創作中的又一個特點。
契訶夫的小型短篇小說中,主人公的麵貌和典型性是通過極有表達力的語言和鮮明的個性化的特征以及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具有內在的戲劇性。自幼的對戲劇的愛好,使得契訶夫從來也沒有中止過戲劇創作,文學家的契訶夫和戲劇家的契訶夫永遠都是並存的。契訶夫的戲劇創作的發展,不僅在思想藝術的總的方麵是和他的小說創作、他的敘事文學的創作緊密相關,而且在格調上也是如此。小說的會話性,由人物自行表達出來的獨特的語言和鮮明而有發展的行動,都使得契訶夫的小型短篇小說成了現成的小戲,其中的大多數甚至不需要任何本質上的改編,就可以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轉變為或者轉化為小型的劇本。安托沙·契洪特時期的小型短篇小說的格調是以直截了當的、明快的幽默和諷刺作為特征的,而在他同一時期的戲劇創作上的小型戲本,獨幕通俗喜劇、獨幕笑話、戲劇小品等等也是如此的格調。從80年代後半期起,契訶夫的小型短篇小說的格調發生了突出的變化,走出了一條由安托沙·契洪特向契訶夫轉化的探索與發展之路,他的戲劇作品也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伊凡諾夫》一劇,正是進入這一新階段的過渡。而1896年創作的《海鷗》則是契訶夫經典劇作的開端。
1887年12月5日,契訶夫在列伊金的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獅子和太陽》,從此以後,安托沙·契洪特的筆名就在《花絮》的版麵上消失了,從而結束了他為《花絮》雜誌的撰稿工作。他還給列伊金寄去了彬彬有禮的告別信,以堅定而明確的決定開始了他新的探索。而契訶夫在80年代下半期不倦探索的思想成果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寫給普列謝耶夫的一封信中,他非常明確地表述了他作為一個藝術家要遵循的綱領:“我心目中最神聖的東西是人的身體、健康、智慧、才能、靈感、愛情、最最絕對的自由——免於暴力的虛偽的自由,不問這暴力和虛偽用什麼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同契訶夫創作初期的尊嚴與“擠出身上的奴性”的主導思想一脈相承的,而更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內容,也反映出契訶夫對社會生活有了比較廣泛的接觸和更深的認識。
1887年春天,契訶夫到了塔幹羅格、諾伏契爾卡斯克及其附近的地方遊覽,“一般說來,體會和材料是大量的,我並不懊悔為這次旅行花去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返回後,他便開始寫作小說《幸福》。這次旅行激起了契訶夫對童年和中學時代的回憶,而且強烈地更新了他對早已熟悉的生活的感受,使他用新的眼光來看這種生活。過去“過的是一種興味索然的生活。看不到有幸福的人們……當我嚴肅的時候,我感覺到,躲避死亡的人似乎是沒有道理的。就我對事物的了解來說,我認為,生活是由災禍、瑣事和鄙俗行為組成的,而且它們是互相夾雜和交替著的……”麵對嚴峻而艱難的現實生活,舉凡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都一定會嚴肅考慮和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同社會生活的關係。契訶夫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也就很自然地將目光投向了更深層次,並開始描寫那些探索著人生意義的知識分子,並采用另一種新的反映生活的手段。也正是在格利果羅維奇和柯羅連科等人的影響之下,契訶夫不再為幽默小報和雜誌撰稿,他開始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創作工作,而且為了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他認真地揣摩同時代人的創作,並且勤奮地學習古典作家的經驗。而生活經驗的積累則推動了契訶夫去發掘新的題材,探求新的藝術形式,而這些形式一經契訶夫的掌握,便反過來促進了他的創作發展。
在新的創作階段裏,契訶夫更孜孜不倦地進行著思想探索,尋求一個可以把一切貫穿起來的“中心思想”,而在創作方麵,他也不斷地完善著抒情心理小說的藝術形式,並繼續發展這種體裁反映生活的藝術可能性,更開始了中篇小說和正劇劇本的寫作。《伊凡諾夫》就是契訶夫的第一部四幕劇,並成為他探索中心思想這一創作中重要主題的序幕。這就是說,契訶夫正以一種熱情的、堅毅的、苦惱的探索去尋求一種完整而又明確的世界觀,既有對於客觀現實的真知灼見為根據,又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回答一個經典性的問題,即怎麼辦的問題。而旅行回來後所寫作的《幸福》,則因而出現了關於人對幸福所抱的朦朧不明的向往,關於一切與幸福相矛盾和相對立的思想,也說到了關於時間、自然界的自發勢力、生活的惰性以及習慣和固定了的生活所具有的駭人和壓抑人的力量。這篇小說為契訶夫的中篇小說《草原》奠定了基礎。而《草原》則被契訶夫稱之為“草原百科全書”。“說不定《草原》會打開我的同代人的眼睛,讓他們看見有什麼樣的財富、什麼樣的美的寶藏始終還沒人碰過,因而對俄羅斯作家說來路子是不窄的。”契訶夫新發現的草原是足以同俄羅斯藝術的傑出成就相媲美的,也為這個深刻地認識時代和人民的過程貢獻了一份力量。在這一創作時期,契訶夫熱烈地捍衛了藝術家的自由、讀者的自由,和擺脫作者操縱所強加給讀者的道德說教的自由。在小說中,他並不暗示任何明確的現成的結論和處方,它隻提供讀者進行獨立思考的廣闊天地。“我在讀《草原》的時候好像看到了一個大力士,他在大路上走著,自己並不知道方向和目標。他隻是為了舒展舒展筋骨,並不意識到自己的巨大力量,對此他簡直連想也不想。他一會兒折斷幼苗,一會兒連根把樹拔起,做什麼他都一樣的輕鬆,甚至不察覺這些行動的差別。”
在反動勢力猖獗的19世紀80年代,在契訶夫苦苦探索的時候,許多人已經悲觀失望了。契訶夫則寫下了中篇小說《燈光》,描寫了厭世悲觀的人,提出了悲觀主義的問題,也反映了契訶夫自己經受著的憂鬱與懷疑精神。契訶夫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而他又不甘於此,要探索出一個可以把一切都串聯起來的中心思想。正是在這種思想情緒的支配之下,契訶夫創作了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知識淵博,但缺乏一個可以把他認識的一切連成一個有機整體的中心思想,即世界觀,以致他不能回答卡嘉向他提出的折磨人的問題。他認識到沒有中心思想,就等於什麼也沒有。作品反映了當年知識分子在思想探索中意識到的苦惱,也反映了契訶夫本人迫切追求“明確的世界觀”的心情。這篇小說之所以好,並且有生命力,就在於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進了小說。
1886年5月,契訶夫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說集。1887年和1888年,小說集《在黃昏》、《短篇小說集》相繼問世。著名人物蘇沃林不僅迅速出版了契訶夫的小說集《在黃昏》,而且熱情支持了把此書推薦給國家科學院普希金獎金獲獎作品的建議。契訶夫在給格裏果羅維奇的信中說:授予獎金這一思想是由波隆斯基提出的。蘇沃林讚成了這個思想,並把我的書送到了科學院。請您同意我的看法:要不是仗著你們三位,我就看不到這筆獎金,就同我看不見自己的耳朵一樣。
1888年10月,俄國國家科學院為了這本沒有通知作者就被送去評選的短篇小說集,決定頒給契訶夫半數普希金獎金500盧布。從發表第一個作品,到獲得“普希金獎金”,前後相隔僅僅有8年半的時間,契訶夫便在不斷的、頑強的探索中走向了成功。
然而,成功以後的契訶夫雖然聲譽日增,但他並沒有心滿意足,故步自封;相反的,他更加嚴肅認真地觀察現實,而不合理的現實生活使他更為痛苦和憤懣。“請原諒我的憂鬱心情,我自己也不喜歡這種心情。這種心情是由許多因素引起的。而這些因素又不是我造成的。”“我的生活很苦悶,以至有時我會恨,而以前我從未有過這種心情。”“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現的虛偽和暴力……偽善、愚蠢、專橫,它們不僅在商人家庭裏和監獄裏盛行,在科學和文學方麵,在青年當中,我也看見它們。”“當然,獎金是件大事,而且不是對我一個人來說是這樣,我很快樂,因為我為許多人指出了一條通往大雜誌的道路,現在呢,我也同樣快樂,因為多虧我,那許多人才能指望科學院的桂冠。過上個五年、十年,我所寫的東西全都會被人忘記;不過我鋪平的那條路卻會完整無恙——這是我唯一的功勞。”事實上,“普希金獎金”隻是契訶夫對俄羅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所作的巨大貢獻的一個外部表現而已,真正的功勞在於契訶夫“給平凡的地圖立刻著上了顏色”,把小作品“下等人”的體裁,提高到了宏偉的文學樣式的水平,提高到了俄羅斯生活的偉大史詩般的境界。也正是在這成功的時刻,契訶夫卻在為尋找自己的“中心思想”而不懈地探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