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5月，羅曼·羅蘭發表《向自由的和帶來自由的俄羅斯致敬》一文，熱烈歡呼俄國二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是“古老西方解放的起點”。當十月革命勝利後，西方的資產階級大肆攻擊並詆毀布爾什維克時，羅蘭挺身而出，認為“布爾什維克天然的領袖們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雅各賓，他們正在從事宏偉的社會實驗”。這聲音像響亮的宏鍾在暗夜中回蕩，使一度陷入惡夢中的人們為之一驚。1918年8月，列寧遇刺受傷，高爾基用具體行動表示擁護列寧，擁護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於是他參加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羅曼·羅蘭得知這個消息後，興奮異常，他讚歎高爾基的行動是“高尚的行動”。同年10月，羅蘭被通知當選為蘇聯科學院普通院士，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我有什麼資格參加這個組織。我含著微笑注意到這一點：‘勝利了的社會革命，首先采取的行動之一，是成立一個科學院。’”
1918年11月，曆時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戰後的歐洲知識界由於戰爭的物質損耗和精神上的巨大創傷，普遍表現為思想混亂、情緒低落、悲觀失望、莫知所從。哲學界出現了唯物主義、神秘主義、直覺論、唯意誌論等，文藝舞台上出現了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等千奇百怪現象。影響所及，文化人都出現了心神反常的表現，誰也躲不開時代風潮的侵襲。羅曼·羅蘭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文藝觀，提倡為人民的藝術。但在社會觀上，羅蘭此時也出現了思想矛盾，他堅持社會變革，但是反對流血鬥爭，把革命同博愛對立，甚至宣揚非暴力主義和不抵抗哲學是一條社會和諧的新路。1919年6月，羅曼·羅蘭發表了《精神獨立宣言》，號召各國的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建立友好的團結，采取與統治勢力不合作的態度，借以抵製未來的戰爭”。這篇宣言在法國以及國外知識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1919年5月2日，羅蘭在得知母親病危消息後，從瑞士趕回巴黎。這是他戰後第一次回法國，此後他在法國居住了三年。這期間，他發表了反戰小說《克來昂波》和《比埃和呂絲》，並同巴比塞圍繞著“精神獨立”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在探索世界發展方向問題時，他開始對印度的不抵抗運動感興趣，表示今後人類的希望寄托在印度與亞洲方麵。
在此之間，羅曼·羅蘭於1921年開始創作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欣慰的靈魂》又譯《母與子》，這部小說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爾薇》、《夏季》、《母與子》、《女預言者》，它通過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她的私生子瑪克的一生經曆，深刻地反映了從19世紀以來到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社會麵貌。安乃德從一個富有的建築工程師的女兒淪為一個破產的貧苦女子。由於婚姻上的不幸，幾十年來，一直帶著私生子瑪克含辛茹苦地在人生戰場上搏鬥。瑪克長大後，繼承了母親反抗邪惡勢力獨立奮鬥決不妥協的精神，選擇了為正義而奮鬥的道路。瑪克與俄國革命派的姑娘結婚後，更加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反法西斯鬥爭。最後瑪克被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殺害，安乃德在重大打擊麵前沒有倒下，而是接過兒子的反法西斯旗幟，繼續戰鬥。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轉折點，著重刻畫了安乃德母子在與法西斯鬥爭中的成長過程。這個時期《母與子》的主題已明顯比《約翰·克利斯朵夫》要深刻得多，體現了舊世界的滅亡和新世界的誕生這個最重要的時代發展過程。這部作品一直到1934年二戰前夕才完成。
1922年4月羅蘭再返瑞士，在維爾芙鎮租了一所樓房，取名為奧爾迦別墅，他在來芒湖畔一住10年，過起了“隱居”生活。
來芒湖畔群山環抱中的沉靜，草地和樹林的清幽，並沒有給羅曼·羅蘭一個可以安眠無憂的枕頭，這位“隱士”的目光注視著全世界，尤其是遠東，希望發現一個新的精神世界，在老舊疲憊的西方文明中尋求新的刺激。
遠東的印度問題，是羅曼·羅蘭的興趣點之一。早在1915年，羅曼·羅蘭就通過與僑居倫敦的印度學者戈馬拉斯瓦彌的通信、所寄畫冊、圖片和文章，認識到了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想“如果我還能活10年，我將引導法國人的思想到他們從未窺見過的世界高原上去”。羅曼·羅蘭用了10年時間研究印度，寫了三部介紹印度的“精神世界”的著作：《馬哈德馬·甘地》、《拉馬克裏希那德》和《維弗迦南達傳》。
印度詩人泰戈爾是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是東方殖民地“子民”中獲得這個“了不起”的文學獎金的唯一例子，也是羅曼·羅蘭直接接觸到的、印度的“深刻的精神世界”有聲望的代表人物之一。1916年夏，泰戈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演講，提出要大大發揚“東方的精神文明，用精神文明來對抗西方的物質文明，使兩者融合為一，創造人類和睦的大家庭”的理想。羅曼·羅蘭通過美國雜誌看到這篇講演稿全文後連聲叫好，並毫不遲疑地給這篇唯心主義的宣言以至高無上的評價：“這篇演講標誌著人類曆史的轉折點。”泰戈爾還提出建立一個國際文化中心的設想，這正符合羅曼·羅蘭自己曾經珍視過的國際大學的“文明”。
1921年和1926年泰戈爾兩次漫遊歐洲，兩次拜訪羅曼·羅蘭，兩個人在唯物史觀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海闊天空，談得十分投機。每次兩個人都是依依惜別，不願分手。泰戈爾把羅曼·羅蘭看作是當代西方文人學士之中最理解他、同情他的人，而羅曼·羅蘭則認為他是泰戈爾唯一的精神伴侶。
“精神伴侶”似乎也不宜總在一起。由於羅蘭越來越深地受到蘇聯革命的影響，勇敢而堅決地反對法西斯，因此兩位“精神伴侶”之間的晤談已顯得格格不入了，每次晤談羅蘭總感到“一種不可抑製的怒火”……
甘地是羅曼·羅蘭的印度研究中的重要項目。早在1920年，羅曼·羅蘭就聽到了甘地的名字，兩年後他在妹妹幫助下閱讀了有關甘地的大量資料和甘地的文章。1923年羅曼·羅蘭寫成了《甘地傳》，稍後又出版了甘地的政論集《年輕的印度》（法文版）。羅曼·羅蘭給甘地的第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能夠有機會見到他。
1931年12月，甘地與羅蘭在日內瓦會晤了，他們促膝長談了6天。這時的羅蘭已發現他的思想同甘地的思想有了較大的距離，並感覺到將甘地的思想搬到歐洲已不合適了。羅曼·羅蘭失去了對甘地主義的原有興趣。
羅曼·羅蘭沉迷於對印度思想的研究，這在他思想演變過程中畢竟是個插曲，而不是基調，這位偉大的作家始終關注著蘇聯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抵製反蘇運動，揭露反動資產階級的戰爭準備。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曼·羅蘭就和流亡瑞士的俄國革命家盧那察爾斯基開始交往，並經常會晤。在盧那察爾斯基介紹下，羅曼·羅蘭非常敬重高爾基，把高爾基的出現看作是因托爾斯泰的逝世而遭受的損失終於得到彌補。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一係列政策遭到了國內外革命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如法朗士之流左派作家的詛咒和謾罵，羅曼·羅蘭沒有參加這個反蘇大合唱，並批評了法朗士的錯誤舉動。
1922年羅蘭在答複《人道報》關於《共產黨宣言》的一文時說：“一定要和無產階級在一起，隻要它是尊重自由和人道的。”10多年後，羅蘭認識到除了無產階級為之戰鬥的事業之外，“任何‘自由’都是欺人之談”。
1927年，國際上的反蘇反共逆流來勢凶猛：法國《自由人》刊物的誹謗，英國政府與蘇聯斷交……羅曼·羅蘭頭腦清醒，猶如一位猛士堅決地捍衛蘇聯。他公開答複《自由人》說：“……蘇聯處境危險，萬一俄羅斯被摧毀，那麼不僅全世界無產階級將被奴役，一切社會自由與個人自由，必將同歸於盡……世界將倒退幾個階段。……俄國代表著現代歐洲最偉大、最強有力、最富有成果的社會勢力……”羅曼·羅蘭對《自由人》的公開表態，使蘇聯看到了羅曼·羅蘭的客觀、明智和友好。1927年9月，已經是蘇聯政府文教部長的盧那察爾斯基寫信給羅曼·羅蘭，請他給莫斯科新創刊的《革命文化》雜誌撰稿，羅曼·羅蘭在複信中說：“我從不諱言我是最早承認它的偉大和它的曆史必要性的人之一。我始終這樣承認，而且相信它是人類社會的強有力的先鋒。”在偉大十月革命10周年之際，他又發表文章，紀念這次曆史性的革命。
對羅曼·羅蘭同情和讚助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態度，蘇聯是肯定的，並且把他當作蘇聯的“同路人”，但對羅蘭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常常也作鬥爭。1930年12月，高爾基發表了《致人道主義者們》的文章，批判羅曼·羅蘭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的錯誤。
1931年4月，羅曼·羅蘭寫了《向過去告別》，他批判了自己的“精神獨立”的觀點，宣布從此同這種思想決裂，第一次證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真正精神獨立的唯一保障，是個性充分發展的唯一可能”，至此他終於發現了探求已久的真理，完成了從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到參加群眾性政治鬥爭這一思想飛躍。
羅曼·羅蘭始終熱愛蘇聯，對蘇聯懷有深厚的感情。1935年6月23日，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終於踏上這片應有他位置的土地，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這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羅曼·羅蘭在訪蘇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在高爾基家中作客，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真摯的友情。羅曼·羅蘭對高爾基無比尊重，而高爾基對羅曼·羅蘭也倍加推崇和讚賞。高爾基稱讚羅曼·羅蘭用“滿腔熱血和激情”思考人和人類的未來，是“一位絕無僅有的鬥爭者”。羅曼·羅蘭則接受高爾基的許多認識，並對此深信不疑。他們之間的這種友誼，不僅推進了蘇聯與西方知識分子間的團結，增強了了解，促進了思想進步，而且發展成了羅曼·羅蘭與蘇聯人民之間的友誼。高爾基去世之後，蘇聯人民仍用熱情的書信表達對羅蘭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