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姆斯丘陵地帶貧瘠的田野裏和開闊的峽穀中，羅曼·羅蘭度過了自己“鼠籠”式的童年，他上中學時的少年時代又是在喧囂的巴黎街道上度過的。中學畢業後羅曼·羅蘭像他的窮同學們一樣，終於擺脫了那種痛苦的折磨，噩夢一般的考試，那個狹窄的通向另一個世界——大學的校門終於被這位堅韌的少年給打開了。羅曼·羅蘭實現了全家對他的期望，他為從此丟掉了沉重的考試負擔而欣喜若狂，完全可以保證不失體麵地勉強糊口，終於有了立足於思想界的把握。盡管大學生活也是在似乎是完全真空的更加狹小的天地——高師的學生宿舍裏度過的，但在這所被戲稱為“人文主義修道院”的高等學府，羅曼·羅蘭終於向憂鬱和愁苦的過去揮手告別。
羅曼·羅蘭把高等師範學校稱為“人文主義修道院”，這稱號對這所人才輩出、聞名全法國的高等學府再確切不過了。文藝複興時期，法國學者提倡的人文主義是指對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研究工作。當時的資產階級文人學者熱心於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已成為當時盛行的一種風氣，其目的在於從古代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中挖掘出以人為中心的哲學思想，針鋒相對地反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神權統治。後來，法國學者廣義地稱資產階級文化的傳統精神為人文主義。至於所謂“修道院”，在羅曼·羅蘭的思想中，主要是指高師的課程設置十分嚴謹，並且製訂了一整套嚴峻的清規戒律來束縛學生的手腳，使他們脫離實際、脫離社會，整天埋頭故紙堆裏，仿佛接受的是修道士式的清苦勤勞的鍛煉，過著修道士式的學者生活。但從某種意義看來，“修道院”這個稱號也說明了該校嚴峻的校規和勤學的校風培養了學生不知疲倦的勤勉精神和一絲不苟的研究風格。
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在當時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學術圈內，都是一些知名的專家學者。這所大學的學生經過3年學院式的教育，畢業之後在學術界、教育界和文學界的活動，素來被人另眼相看，備受尊重。比方，有些高師畢業生後來成了作家，在出自己的著作時，常常在自己的名字底下，加上“高師舊生”的字樣，用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增添著作的名氣，這正如另一些作家在他們的名字下邊注明“法蘭西學院院士”一樣。用羅曼·羅蘭自己的話說，一朝考上高師，“就有了生活在思想界即使是在它的古塚叢中的把握”，意思是說即便高師畢業後不能在當前的文化界、學術界立刻嶄露頭角，至少可以長年累月地埋頭於故紙堆中，翻閱發黃的草紙，寫有關久遠年代的文章，過一種學者式的生活。但不管怎樣的稱謂，像曆史學家勒南在《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回憶》一書中作過精彩描寫的宗教學校培養年輕的神學工作者一樣，像美利堅合眾國的西點軍校培養未來的軍官一樣，法國的高等師範學校培養“高師學生”——未來人的未來教師。這所學校每年都要把優秀畢業生選拔出來充當本校教師，把法蘭西文化的傳統精神和經過檢驗的教育方法富有成效地有機結合起來，並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學校把容許學生享有有限度的自由，致力於發展學生的全麵教育作為宗旨。所以法國最淵博的學者都出生於高師，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
羅曼·羅蘭20歲考入高師，23歲畢業，在那裏度過了3年的大學生活。在中學時代的那些年月裏，羅曼·羅蘭雖然曾熱衷於哲學——津津有味地研究過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前後各流派的哲學理論，閱讀過斯賓諾莎等許多哲學家的哲學原著，但一入高師，他也必須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要考慮自己未來的發展前途，要考慮自己未來的生存，他在可選擇的文學、哲學和曆史3個專業之間徘徊，最終他決定入史學係，選修的主要課程是曆史與地理。
羅曼·羅蘭投考高師並非出於本人的意願，而是迫於生活的需要，服從於父母對他所抱有的期望，但是在他的內心世界裏，藝術已經成為自己的一位最合意的朋友，使他始終不能忘情。他曾暗暗地下定決心，如果不將此生貢獻給音樂，至少也得貢獻給文藝。說來有許多的事是令人費解的：進入高師學習，多半是為了日後做中學教師，或者寫博士論文，當大學教授。然而羅曼·羅蘭從考入高師那天起，就已經下定決心將來絕不教書，絕不過“孩子王”的生活。但是這聽起來似乎又很矛盾，羅曼·羅蘭既然已經進入高師學習，既然決定從事文藝，獻身於創作事業，為什麼卻不入文學係而入史學係呢？
文學係需要能言善辯的口才，需要文筆犀製而又恰當中肯的文學批評能力，對於這一行，羅曼·羅蘭早就有許多偏激之見。他認為一個偉大的評論家同時就該是一個偉大的、有創造性才能的藝術家，這種創造性表現為一種創造的才華和智慧的才華。偉大的評論家必須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深入地認識創造，掌握創造性規律，使這種認識與探索和自身奇妙的創造性天賦結合起來，像達·芬奇、歌德所具有的那種分析、評論簡直是精神世界的一種完美創造、完美情趣。然而事實上像這樣偉大的評論家卻屈指可數、寥寥無幾，現實的這些評論家們毫無分析能力，更無創造才能，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不用他們為自己的智力和知識水平操心，甚至有的還可以進行文學、音樂、戲劇的投機，對藝術家、藝術作品任意刁難。所以羅曼·羅蘭認為在這些評論家的“陰影籠罩之下”，不知道“窒息了多少生氣勃勃的、有才能的人”，他對整個評論界懷有強烈的反感；他認為搞文學批評的人都是由於沒有才能搞文藝創作，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些寄生蟲，他還把文學批評家比作自己沒有本領烹調美味佳肴的蹩腳廚師，他們自己做不出一盤菜，而對別人炒的菜偏要指手畫腳，吹毛求疵，裝出不屑一嚐的神氣，並且評頭品足說菜的好壞，扮演著一個討厭的遊手好閑的角色。
在哲學方麵，他認為情況更糟。“那時，哲學並不自由，一種虛偽的唯靈主義，守衛在哲學領域的四周。”高師學生如果希望考試及格，或者能夠順利畢業，必須從心理上，或至少在口頭上被迫服從或擁護這種唯心主義的或唯靈主義的謊言。那是培養偽君子的學校。任何一種隨波逐流，任何一種謊言，都使他感到深惡痛絕。
羅曼·羅蘭選擇史學係，這固然出於他對史學的興趣，但這一選擇對他的藝術也有莫大的好處，並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羅曼·羅蘭想利用這3年時間，進一步熟悉曆史，閱讀史學的經典，積累必要材料，為日後寫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打好紮實的基礎。尤其是他對於當時高師曆史係的兩位史學教授、一位地理教授推崇備至，他佩服他們能夠嚴肅地對待事實，謹慎地處理材料，言必有據，論必有證。實際上，在內心深處，羅曼·羅蘭當時已經對曆史唯心主義觀念深信不疑，他推崇的這幾位老師們的教導成了他信奉的經典史學思想。
這次他選擇進入史學係從而為他以後的藝術發展帶來了莫大的好處：他第一次學會了把整部的世界曆史看做是各個時代的漲潮與退潮的永恒運動，對於各個時代來說，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一個活的統一體；他學會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如何觀察到事物的深度和廣度，大腦中具備了活躍的曆史分析才能。另一方麵，嚴峻的青春歲月也有助於他獲得曆史解剖學家剖析現代文化、現代文明的本領。在當代世界文壇，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像羅曼·羅蘭那樣，在一切領域都具有如此紮實的、有係統的實際知識基礎，即使接近這個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也許他那無可比擬的整理、分析、研究的工作能力，他那超人的勤奮創作精神，他那說理透徹的對事物的分析，正是他在閉門幽居過著修道士式的生活年代獲得的，正是他在史學的瀚海中暢遊時練就的本領。
剛剛跨入這所高等學府的學子們，同羅曼·羅蘭一樣，每天過著修道士式的生活，然而他們根本不可能同外麵喧鬧的世界完全分離，他們也渴望了解世界，了解人，了解自己和別人。青年人的熱情與坦誠很快就消除了他們彼此之間因生疏而產生的隔閡。在最初進入高師的幾個月裏，這些同學之間常常互相交換朋友，熟悉對方的性格愛好，或者所有的同學一起自由交談，海闊天空，或者四五個人聚集在學習室裏、房間裏，通過隱隱約約的意氣相投，進行交心，結交朋友。這樣的生活使羅曼·羅蘭平生第一次掙脫了孤獨狀態。
在與之交談的青年中，羅曼·羅蘭找到了生活中的第一批朋友。這些當初的朋友，後來又都幾乎同時成了未來的偉大學者和文學家，他們像克洛岱爾和羅曼·羅蘭本人一樣，曆經了1/4世紀坎坷以後才名噪一時。法國理想主義新藝術創作流派的三位偉大代表保爾·克洛岱爾、安德烈·蘇亞雷斯、夏爾·貝濟，恰好在有決定意義的求學時代都是羅曼·羅蘭的同窗好友。他們有共同的愛好，他們為某一目標具有共同的戰鬥精神，為“廣場上的集市”進行過的搏鬥就是其中一例。他們蔑視名家高手，並仇恨“冷笑的人”或懷疑論者，同樣他們都是在遭到“權威”的歧視、刁難，經受了多年的默默無聞和艱苦創作之後，才征服自己的人民，從而幾乎同時揚名歐洲的。如果把這種情況看做是純屬巧合那就太膚淺了。在高等師範學校，在同學之間神秘而又熱情的交談中，產生出一種新的思想境界、一種不能為同時代人馬上接受的新的信念。這些青年大學生彼此激發著的奔放的熱情和增進著的對世界的嚴肅理解使他們彼此接近，共同感覺到自己肩負的使命。羅曼·羅蘭、克洛岱爾、蘇亞雷斯、貝濟這四位朋友，各自按著自己的思想動機，去促進這一信念的鞏固。這個信念便是要使意誌消沉的法蘭西人民重新振作起來，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來促進法蘭西民族的振興。
1888年，羅曼·羅蘭用拉丁文標題寫了一篇40頁的“論文”。在這篇文獻中，青年羅蘭闡明了自己為促進這一信念而製定的行動綱領——他的道德哲學觀。盡管大學生羅曼·羅蘭在理論論述中有許多抽象混亂的東西，但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信仰”——對人們愛的思想，個人對人類負責的見解，這就表明了羅曼·羅蘭的人生態度和藝術方向——他打算做怎樣的人，怎樣的藝術家。
在這個文獻中，羅曼·羅蘭首先提出了認識論“我感覺，所以它是存在的”，“以自我為中心，隻有通過我，才能認識物”。他還對自己的行動製定了《暫行道德準則》，包括如下幾個要求：
樹立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己提出一定的任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竭盡全力，磨礪自己的意誌。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身外選定自己行動的對象……努力做個有用的人——不是以抽象的、一般的、單幹的、“辦慈善事業”的形式，而是以積極多樣的、固定的形式來做個有用的人。絕不放棄為眾人做好事的機會（辦慈善事業，博得別人好感，顯示寬宏大量的好心腸），把自己的一生貢獻出來造福於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些人……永不停止地尋求真理……
他對自己的藝術觀也提出了幾條初步綱領，他聲明：“我是一個藝術家。在我開始通過自己的藝術發揮觀察人生的熱情以前，我感到有必要對人生做一番說明，我願意在動手建築之前，把自己的建築物的基礎打得很穩固，”於是他提出了“自我愛”、“愛”是一切藝術的基礎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