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史學的社會功能大致就涵攝兩大層麵的內容：一是政治上的資治垂誡，二是倫理上的道德教化。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前者有關思想的代表作當推司馬光所修《資治通鑒》，而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後者有關思想的代表作則是朱熹及其門人所撰《資治通鑒綱目》。事實上，以史教化的觀念不過是以史為鑒和以史懲勸觀念的合理延伸，因為教化的內容大體上不出鑒戒和懲勸的範圍。返過來，以史為鑒戒，也需要通過根據史書對善人善事的褒揚，對惡人惡事的貶斥而達到加強道德修養和遵守行為規範的自覺性的目的。《左傳》就指出：“《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隨著孔子的聖化和《春秋》被奉為經典，以懲惡勸善為主要內容的倫理教化宗旨成為傳統曆史哲學中不可置疑的原則。唐代劉知幾也認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曆史學的教育功能被提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高度。朱熹即聲稱本《春秋》大法而作的《資治通鑒綱目》，意欲達到：
歲周於上而無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鑒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恪守“春秋筆法”，辨名分、定綱常，讓曆史學的倫理教化功能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來，在倡明天道、人道的原則下，使史學“會歸一理之純粹”，這與資治垂誡相比，顯現出史學功能向精神境界發展的特征，但實質上仍體現著經世致用的思想，是經世致用的另一側麵。這種承認倫理教化為史學宗旨的觀念給那些不為時用的仁人賢士提供了從事經世之學的廣闊天地。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朱熹對史學教育功能的闡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很簡單，史學的倫理教育功能不能等同於史學的教育功能。從宏觀上看，史學的教育功能有與史學的社會功能相一致的地方，曆史學的存續人類文化、涵養人類自身與資治垂誡等功能是通過包括社會、家庭、學校等多渠道的教育來實現的。從微觀上看，曆史的教育功能就在於傳授基本的曆史知識，開啟智能，增進德性修養以及提高美育涵養等諸方麵。史學的倫理教育功能不過是史學諸多教育功能中的一環，不可能也不可以涵攝、代替其他的功能。在這裏，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體係中，包括宋代理學家所闡發的曆史哲學在內，很少提及曆史學的藝術功能，直到近代社會，史家才開始涉及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其中最具權威性的當推被時人視為“梁任公學術誌業之傳人”，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於史家求事之實”的張蔭麟。
張蔭麟認為，曆史學的藝術功能主要體現在：第一，曆史的社會價值或者說曆史的效益，往往取決於讀者的接受廣度與深度，因此，“讀者”不應被排斥於曆史學範疇之外，而最能引發讀者積極的接受感的，莫過於藝術。所以，一個健全的曆史學，不但要求真，而且也要求美。第二，史學藝術功能的基礎就在於客觀曆史本身，“世人恒以文筆優雅為述史之要技，專門家則否之。然曆史之為藝術，固有超乎文筆優雅之上者矣”。“明乎曆史之美學價值，則史學存在之理由無假外求矣。”也就是說，曆史的客觀美是曆史學美學價值的自然基礎，曆史本身就是藝術。在這裏，張蔭麟不是從史學的主體性的角度來探討曆史的審美問題，而是從曆史本身的角度論證史學的美學價值，他說：
吾竊不解者，自來史家原曆史之功能，為史學作辯護者，為說眾矣：曰垂範以示教也，曰褒貶以勸懲也，曰藏往以知來也，曰積例以資鑒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獨不聞有以曆史之美學價值為言者。不審彼輩史家，當其在塵篇蠹簡叢書涉獵之餘，曾亦一回顧其所闖入境界而窺見其中宗廟之美、百宮之富，如羅素之所發現者耶。
總而言之，張先生指出，隻要有曆史，就會有曆史的美，曆史本身就具有審美價值。傳統史學對史學功能的總結有不全麵的地方。第三，張蔭麟通過對藝術性的修辭手法在史學中的運用的論述，闡發了史學的藝術功能。他認為曆史學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也不能拋棄藝術性的語言而存在，所以藝術性的語言的使用本質上就注定了曆史學必定具有一定的藝術功能。張蔭麟對史學的藝術功能的探討，發前人之所未言，啟後人之所未喻，他精辟地總結道：“理想之曆史須具二條件：（1）正確充備之資料；（2）忠實之藝術的表現。”沒有（1），曆史就會失去真實，淪於藝術幻覺；沒有（2），曆史就會失去神彩，失去了神彩，也就失去了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