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一詞，不見於先秦儒家典籍，首先出現於漢代的《春秋公羊傳》。《春秋》隱公元年首書：“春，王正月。”《公羊傳》釋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是為“正統”意蘊之濫觴。正統觀念的產生，帶有著深刻時代烙印和豐富的曆史內涵。它出現於漢代，是中國專製主義思想與儒家政治哲學中的名分觀念相結合的產物。先秦時代，中央政權合法性的依據是“天命”，如武王克商，自稱“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敕殷命終於帝”。“惟時天罔食聞，厥惟廢天命，降致罰，乃命爾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當然，周人清醒地認識到，“天命”並非像商人所想象的那麼可靠，它的轉移與賦予還是依靠現實的政治措施，需給民以“德”，政權方有足夠的合法性。這種觀念一直延續至春秋，那時人們還認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可見，先秦時代人們是以天命來解釋王朝傳承的合法性依據的，正統觀念尚未萌生。戰國時，鄒衍援用五行學說作為解釋王朝傳承現象的工具，“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循環，周而複始，王朝的盛衰興替亦依次而進行，在這裏，“五德”中之某一“德”，即“五行”中之某一“行”，成為政權合法性的終極依據。漢武帝時，董仲舒在此基礎上，又用天人感應學說加以改造，建構了新的曆史哲學——“三統說”，王朝傳承是有明顯的統係的思想初步萌生了。“三統說”將王朝的傳承興替歸結為白、赤、黑“三統”之循環。“三統說”可謂是“五德終始說”的簡化，但以天道釋人事，以神秘的自然力量來說明王朝遞嬗的因素減少了，天人合一，客觀的形上本體與倫理原則合一，以道德因素來解釋王朝興替的含義則大大增加了。作為董仲舒弟子的司馬遷，盡管被後代理學家看來更接近“醇儒”的班固指責為“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然而太史公在闡釋漢興之前各王朝遞嬗時，幾乎完全同意董仲舒所闡發的“三統說”。他認為：“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皗，故救皗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夏、商、周三朝的文化特質分別為“忠”、“敬”、“文”，王朝的盛衰與文化的變遷緊密相關，但這種文化變化不是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不斷發展的曆史進程，而隻是救皗易弊的循環過程。劉歆作《三統曆》，進一步闡發“五德終始說”，將秦排斥於合法的帝王世係之外，以漢朝直接承接周朝。劉歆援用五德說排列了五朝的統序與帝王的世係，至此，中國曆史哲學中的正統思想正式萌生了。
正統史觀萌生的初始階段，被統治階級大肆炒作，將其視為政治學說的意義遠過於視其為曆史哲學之意義。就在鄒衍發明“五德終始說”不久，秦始皇便全麵接過這種學說，“推始終五德之傳，以周為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漢高祖斬蛇起義，“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旗幟皆赤。”自以為承火德之運。這種做法，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哲學之運思，不如說是為創立本朝合法性根據而構思的政治神話，用這種政治神話來確定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中國史學史上，將正統思想作為曆史哲學的重要範疇運用於曆史學著述的第一人當推班固。
班固全麵地、創造性地發揮了劉向父子建構的五行相生，漢為堯後之說，以正統史觀為依據，闡釋了以西漢王朝為中心的中國曆史，他明確提出，“漢繼堯運，以建帝業”，批評太史公將漢初諸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認為漢王朝的締造者是唐堯的後人，唐堯乃是被孔子稱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的千古聖王，他將帝位禪於同樣是聖王的虞舜，舜之後的合法傳承次序是夏、商、周。周之後“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故漢“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這就說明劉漢“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從而將漢王朝的曆史地位，提升至無與倫比的高度。為了突出漢家“膺當天之正統”的地位，班固大量地采用了當時讖緯之學的枉說，編造了“漢帝本係，出自唐帝”的政治神話，並以此認為“漢承堯後，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在這裏，正統的標準就是通過讖緯的政治神話和“斷蛇著符”等瑞應來證明天命之所在，以神秘的非理性的信仰和力量顯示漢王朝的合法性和他人建號稱王的僭偽性。因而，班固竭力貶損那些與西漢王朝前後相接而存在過的政權，他無視曆史事實，堅執漢家承堯繼周之說，將嬴秦與新莽政權均視為“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皘聲，餘分閏位”。陳涉之張楚與項羽之西楚地位更加低下，與王莽的新朝一樣，不過是為“聖王之驅除雲爾”。班固具有如此清晰的正統史觀，與他對封建等級製度和君主集權專製製度的深切體認是分不開的，他非常認同孔子的“正名”思想，竭力充當等級製度與君主集權體製的辯護士。《漢書》史論，堅持以儒家經義為依歸，其表、誌、序言、紀、傳、讚語，常引經義，尤以引用《論語》為最多，東漢仲長統稱《漢書》“宗經矩聖”，實一語中的。班固不但頌揚和維護以漢王朝為代表的等級製度與中央集權專製體製，而且必然地頌揚和維護當時體現這種製度的統治思想——以儒家經典為形式，以陰陽災異說和讖緯神學為內容的官方儒學，他自覺地運用這種理論去解釋一些曆史現象，為漢家帝王世係尋找合法性的依據。班固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正統史觀係統化、具體化並用以作為編撰史著指導思想的第一位史家，自此而始，正統意識開始由一種政治神話漸漸地轉為曆史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