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更有針對性地概括為：“明主不用其智，而用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眾人之力。”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管理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盡己之能”，第二個層次是“盡人之力”，第三個層次是“盡人之智”。在《韓非子·主道》中韓非說：“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施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可以看出，韓非在管理上的理論目標是：設計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讓那些“不賢”、“不智”的君主也能夠驅使智者盡其慮，賢者盡其才。
緊緊把握“生殺之柄”
韓非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事情分散在四方的臣民身上，但最關鍵的權柄在君主手裏，賢明的君主掌握了關鍵的權柄，分散在各地的臣民都會來效力。這關鍵的“生殺之柄（刑德二柄）”必須由君主獨自掌握，曆史上“生殺之柄”讓給了大臣而導致君主喪生的例子數不勝數。在《二柄》篇中，韓非列舉了兩位國君：一位是齊簡公。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相田常向齊簡公請求爵祿賜給群臣，對下用小鬥進大鬥出的辦法把糧食施舍給百姓，這樣，齊簡公喪失了賞賜的大權而由田常掌握，結果齊簡公在位的第四年被弑。另一位是宋桓侯，戰國初年宋國司城戴喜（字子罕）對宋桓侯說：“獎賞賜予，是人民所喜愛的，您自己去做；殺戮刑罰是百姓所憎惡的，請讓我替您掌管。”於是，宋君喪失了刑罰大權而由子罕掌握，最後落得被劫持的下場。可見，田常隻使用了賞賜的權柄，簡公就被殺；子罕隻使用了刑罰的權柄，宋君就被劫持。
循名責實，察驗群臣
治國的根本是法治。法製定之後，如何核定該賞或該罰，這就需要用術。有了術，法治才能落到實處，但用“術”也要守法。韓非倡導用“公術”而廢“私情”，這就是“循名責實”。這裏的“名”指臣子的職位，“實”指實際政績，“循名責實”指君主根據臣子的職位來督責臣下，以求其功效，這實際上是法治精神在具體行政中的一種體現。韓非的“形名”術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並不像孔子那樣要求“正名”，而是要求“正實”，即以“名”為標準來責求“實”是否與“名”相符。韓非在《主道》中說：“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這樣，不僅能了解臣屬，而且能促使他們勤於職守，名實相符。
法家之“術”與企業文化落地
法家認為，法是客觀規則，術是使用規則的方法，其使用者是君王，即管理者。法與術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必備手段，法治的過程中注意術的使用。在企業文化落地的過程中也應利用有效的禦人之術。下麵將從企業經營者的自身行為控製方麵，闡述法家之“術”如何在企業文化落地中推行。
學會傾聽與參驗
法家管理思想中對管理者提出“聽言”與“查實”的要求。“聽言”，即聽取言談。韓非指出：“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這就是說，如果不聽取人們的言論，那麼在人群中即使有毫無學識的人，也將無從識別。領導者應廣開言路，這樣會避免偏聽偏信的情況。韓非在其聽言的基礎上注重忠言逆耳。在企業的經營生產中，有時管理者聽到的逆耳的話也許就是忠言，一定要廣聽建議並學會判斷。韓非所重視的“言”絕不是空洞的誇誇其談，他指出：“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高明的領導者在聽取其下屬的言論時，一定要責求它的實際效用。也就是說，“言”要言之有理、言而有物，通過“聽言”，人品之好壞、見識之多寡便可以看得分外清晰了。“查實”，即檢查實績，具體就是在“聽言”的基礎上，進一步注意觀察某人究竟能夠做些什麼以及做得怎樣。在企業管理中，領導者不僅要聽員工們的言論，還要用事實去驗證言論的實施情況。提出建議不難，難的是實施建議，如果建議能順利實施，那麼“言”即是有價值的；反之，隻能表示出言之人是個紙上談兵之人。由此可見，通過“觀行”進而“查實”，一個人的能力之強弱、水準之高下便一展無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