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是指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使用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該行為嚴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為此，我國刑法中規定了刑訊逼供的罪名。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刑訊逼供是一種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野蠻行徑，不僅是對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體上的嚴酷摧殘，更是對無罪之人的人格和尊嚴的極端踐踏。在中國，刑訊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見於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獄訟。”鄭玄注曰：“掠，謂捶治人。”“肆掠”，就是指現在刑訊。
大秦帝國建立以後，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秦始皇，“專任刑罰……晝斷獄……”。作為刑罰的一個重要方麵，刑訊製度也有了很大發展。《秦律》規定：“能據供詞追問，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根據這一原則，秦朝又對刑訊做了進一步規定：“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更言不服，其律當治者，乃諒（笞掠）”。當時雖然不提倡拷訊，但《秦律》在另一法律問答中已列舉出“大痍”，即囚犯經刑訊後，肢體將斷不能行走，須長官令人扶回的謂之“大痍”。既然作為刑訊的一種事實狀態已明文列出，秦拷訊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漢時期，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傾軋而用刑訊的記載不絕於書。漢初，漢高祖劉邦對預謀行刺的貫高“榜笞數千，刺身，身無可擊者”。廷尉杜周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不服，以掠笞定之。”此語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說明刑訊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為能，拷囚之時，極盡殘忍。漢文帝劉恒雖然廢除“肉刑”，但刑訊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漢武帝時，酷吏刑訊斷獄成風。
東漢一直把拷訊作為治獄的基本方法。明帝時，楚王劉英被告謀反，刑官就用極殘忍的手段對其屬吏逼供，“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這種血腥的場麵，還是發生在“顯宗以親故不忍窮究”的情況下。試想在當權者認為“需要窮究”的情況下，在對待“非親非故”的普通百姓時，那刑訊之苛酷，真不知會慘烈到何等境地。事實上，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後，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王吉，“性殘忍……夏月腐爛（人犯因刑訊而肉體糜爛）則以繩連其骨，見者駭然。”周紡，“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就是此人，後來“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在東漢，有王吉、周紡之流的“活閻王”充斥司法領域，東漢拷訊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難想像。章帝劉坦曾在詔書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此律即東漢的通行法律。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種程度，法無明定，而由法吏率意為之。可見秦漢之際是刑訊的隨意性時期，因而具野蠻性和殘酷性。
魏晉之際，魏據《漢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係囚”、“鞫獄”、“斷獄”三章。晉文帝時，“令賈充定法律，辨囚律為告劾、擊訊、斷獄。”可見兩朝已有了刑訊的專論。但由於兩律皆已失傳，故具體內容無從察考，不過可從見諸典籍的個案中窺出一些端倪。曹魏時，尚書令為下獄的太尉楊彪向法吏滿寵說情，“囑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