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之死，就在“艾陵之戰”結束後同年。
戰前，夫差派伍子胥出使齊國。這種出使，當然帶有刺探齊國內政、軍情的目的。
但是伍子胥堅信，吳王釋放勾踐，縱虎歸山，是豢養了自己的掘墓人。吳國必定亡在越國手裏。吳國北上一心火熱去打東方大齊，是毫無意義。於是他把自己的兒子，隨同出使，也帶到了齊國，並且留在了齊國大夫鮑牧的家裏，算是戰前轉移固定資產，托付給鮑牧照顧。
這件事情，成為伍子胥致死的直接原因。伯嚭趁機陷害伍子胥裏通外國，說：“伍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忌，陰賊，滿腹牢騷，恐怕要釀成大禍。大王您這次伐齊，他深以為不可，但是您打得很順利，他恥於自己的預言落空，就心生怨望。您伐齊前，他阻攔用事，給您搗亂，就是想把您弄輸了而顯得他的主張勝出，他才快意。最終您決定出征，他托病不行，想留在國內搗亂。而且啊，他把兒子托付到仇敵齊國。此人不得誌於國內，就想倚托於諸侯，自以為是先世老臣，就心懷怨望，希望大王您早做處理。”
伯嚭的話，頗能自圓其說，夫差遂賜劍給伍子胥，伍子胥自殺。可以說夫差不是沒給伍子胥機會，伍子胥與他的意見分歧，為時已經十年，他都容忍了伍子胥。這裏，伯嚭的讒言固然起到混淆黑白、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導致伍子胥之死，但據史料記錄夫差在回答伯瓠時說：“你就是不說，我亦疑之。”也就是說，夫差對伍子胥已經有了懷疑乃至嫌恨。倆人在國策上差距越來越大，最後行動上伍子胥甚至有分道揚鑣之勢，這次戰鬥“托病不行”，乃至把兒子送到齊國，這就使得夫差對他的“忠信”產生了懷疑。並且，可能夫差也不希望高層出現嚴重的分裂，如果這種分裂隻是提意見，倒也沒什麼，如果在行動上已經影響了吳國軍民的認識，那似乎就非得采取措施了。
倆人分歧的起點，主要在滅越這個問題上。伍子胥雖然一再強調滅越的重要意義，但說服力不強，也就是說，姑息越國，把它當作附庸對待而不加以除滅，未必就將招致什麼災禍。綜觀春秋曆史，附庸是一種最常見的國際關係，沒有什麼錯。楚國一直把陳、蔡作為附庸，時而滅掉它，時而又使其複國，都沒有造成什麼好與不好。倒是楚靈王滅掉陳蔡，反倒身受其咎，在陳蔡“獨立戰爭”中被逼殺。
其實，吳國的問題在於，不論南服越人，還是北上伐齊，戰爭之餘，一定要注意節製戰爭的頻度和規模，注意安撫人民和發展經濟，否則國力耗損，元氣大傷，最終將無力支持戰爭，甚至無力保家衛國。如果吳國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即便先饒了勾踐，勾踐若再叛，伐滅之可也；沒有經濟實力，即使先開始殺了勾踐，滅掉越國，也難免吳國在未來過分窮兵黷武、損耗民生、削弱經濟的情況下，越國趁機發起複國運動，乃至反攻“吞吳”。
伍子胥更應該提醒夫差的是：節製戰爭，避免以好戰而亡國；同時節製私欲，愛惜民力，發展經濟。而這兩者又是相關的，過度用兵自然影響民生。楚靈王挾楚國如此龐大之國家，過度對外用兵，都導致了君亡野死，國內叛亂。何況吳國這樣後起的小國呢？後人總結吳國之最終失敗，都是責備其不該對北方過度連連用兵，而沒有指責其滅越不滅越的。譬如戰國人吳起，就把吳國的最終失敗歸結為“屢戰屢勝”。吳國對外擴張戰爭推得太快，國力虛耗於戰爭中，攤子鋪得太大，經營能力跟不上業務增長速度，終於消化不良，倒閉破產。吳國打了一個勝仗，胃口就變得更大，更去打仗，更加消耗，終於把自己消耗得夠嗆，支撐不下去了（猶如日本在“二戰”中的表現）。這和“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是一個意思。吳起並沒有把吳亡的原因歸結為對越政策不當。
歸根結底，發展國力和經濟，與對外擴張，應該相輔相成地組織進行，不擴張，則無以獲得更大的地盤和人口，一味擴張，又妨礙民生經濟。不打仗和一味打仗，都是不可取的。總之，量力而行，節製戰爭，這是伍子胥應該勸諫，但是卻未見他專門強調的。當戰爭越引越遠越大，最終它將無力支持戰爭，最後即便不是越國，隨便哪個諸侯，用一個手指頭一捅，都足以使吳國斃命。
不管怎樣，為吳國貢獻了畢生熱血、青春和才智的伍子胥先生，在幫助先王闔廬奪得王位，五戰及郢，西破強楚，南服越人之後，終於在吳王夫差手裏含恨九泉了。據說，伍子胥臨死前，對吳王使臣提出要求，在他的墳墓上種上梓樹，因為這是做棺材的最佳木料，將來吳國亡國的時候，要等著好些梓木用呢！（嗬嗬，說他“心生怨望”，確實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