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近在眼前。我在一篇故事《柳樹下的夢》中描寫了這座古老的大城市，而我的瑞士之行和翻越阿爾卑斯山的經曆，則提供了故事的背景。從1840年以來，我再沒有到過慕尼黑，正如我在《詩人的市場》一書中所寫的，“它如同一叢玫瑰，每年都要長出新枝，而每個新枝就是一條大街，每一片葉子就是一座大廈，一座教堂或者一座紀念碑。”現在這一叢玫瑰已經長成繁花滿枝的參天大樹了，其中的一朵花叫做“巴西利卡”，另一朵花叫做“巴伐利亞”，當國王路得維希問我對慕尼黑的印象時，我就是這麼回答的。後來我們談起了托瓦爾森，他說：“丹麥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依我看來，慕尼黑是德國最有趣的城市，特別是路得維希國王以他的藝術感覺和充沛的精力把它建設成今天這個樣子。它也有劇院，同樣很繁榮。劇院的經理是德國最著名的一位經理，即丁格爾斯泰特，他每年都要到德國最主要的幾個劇院去考察，與當地新起的優異人才認識認識；他也去巴黎，研究劇院上演的劇目，了解觀眾和劇院的要求。這樣一來，慕尼黑皇家劇院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保留劇目。此外，他還注意實際演出的情況，那在德國是完全被忽略的。比如《團的女兒》的布景，劇情發生在奧地利的蒂羅爾，布景中竟然出現棕櫚樹和仙人掌。《諾爾曼》上一幕的故事發生在蘇格拉底的希臘住宅裏，下一幕卻搬出了魯濱孫·克魯索用棕櫚樹枝搭的窩棚。從舞台兩側常常可以布置成陽光燦爛的白晝，可是舞台深處，布景上有一個露天的陽台，那上麵卻是滿天星鬥的藍黑的夜空！——這一切都表明缺少周密的考慮，或者根本不當一回事，因而屢見不鮮，層出不窮。有人或許會說：“誰會去注意這種事，操那份心幹嗎？沒有一家報紙會批評這些東西！”
慕尼黑演出的劇目是豐富多彩的，但他們還希望了解當時各國有那些重要的作品，劇院的經理就分別給負有盛名的作家寫信；我也收到過他的信，言辭懇切，自此之後我們便開始通信。他想要了解丹麥劇院的演出劇目，特別是原創的劇本，信中還提到巴伐利亞現任國王對我的作品十分熟悉，對我也很有好感雲。因此我一到慕尼黑，立刻去拜訪的人士首先就是丁格爾斯泰特，他馬上在劇院裏給我預備了一個最好的包廂，我在慕尼黑期間我本人或者我的朋友可以隨意使用。他還向馬克斯國王報告了我來到的消息，第二天我即奉召前往斯塔恩貝格，國王陛下正在那裏的獵場小憩，他設宴為我接風。國王的特使、樞密顧問馮·登尼格斯來迎接我，我們的馬車以火車的時速飛馳而去，準時在午餐之前抵達湖邊一座小巧美麗的城堡，湖的對岸就是阿爾卑斯山。馬克斯國王年輕英俊，風度翩翩，對我十分親切，非常友好。他說我的作品，特別是《即興詩人》、《詩人的市場》、《小美魚人》、《天堂的花園》等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談起了丹麥的其他作家，知道歐倫施萊格和奧斯特德的著作，並從丹麥的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看出了精神生活的新氣象，給予高度的評價。馮·登尼格斯曾經在挪威和丹麥的西蘭島遊覽過，國王從他那裏得知桑德海峽的壯觀和我國山毛櫸樹林的優美。國王還知道我國所珍藏的珠寶，比北歐任何一個博物館都要豐富。
國王在宴席上舉杯提議為我的繆斯祝酒，禮遇極隆。餐後他邀請我與他一起泛舟於湖上。天氣轉陰，白雲亂飛，湖上有遊艇，我們進入艙內，身穿彩衣的船夫持槳敬禮，然後我們即輕捷地在水麵上滑過。我在艙內讀了童話《醜小鴨》，正當我們熱烈地討論詩歌和自然時，來到了一座小島，島上正奉國王之命在興建一棟美麗的別墅，工地上挖出了一堆土，懷疑這裏是古代的一個士兵的墳墓，因為在斯堪的納維亞那邊也曾經發現過。遺骨已經出土，同時還有一把打火的石刀。國王的護衛稍為散開了一些，國王卻叫我與他並肩坐在臨湖的一條長凳上。他談起我的作品，談起老天爺對我的恩賜，他認為人的一生無論有多麼顯赫，最大的安慰是信仰上帝。我們身邊有一棵粗壯的接骨木樹，正在開花，我即景生情，談起了丹麥的接骨木樹精，我在童話《接骨木樹媽媽》中已經寫了它，而在最近的作品中，卻把樹精作了戲劇化的處理。當我們走到一棵樹下，我征得他的同意，摘下了一片葉子，留作紀念，國王也親自摘了一片贈給我。現在這兩片葉子與我的其他富有紀念意義的藏品放在一起，訴說著我在這裏度過的黃昏。
“如果太陽能出來就好了，”國王說，“那你就可以看見這裏的山峰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景色非常美麗。”
“我常常有好運氣，”我回答說，“太陽一定會出來的。”話音剛落，太陽果然從雲中露出身來，阿爾卑斯山被塗上了一層粉紅色。後來，當我們回去時，我在船上讀了《母親》、《亞麻》和《織補針》。
這是一個可愛的黃昏，湖麵上萬籟俱寂，山色深藍，整個畫麵閃耀著紅光，簡直像在童話世界。
我於夜半時分回到慕尼黑，《大眾新聞》以生花之筆描寫了我這次晉見，題為：《馬克斯國王和丹麥詩人》。
告別慕尼黑，我前往瑞士，折入意大利的科莫湖，然後來到米蘭。這座城市仍處在戒嚴狀態之中，當我按照預定的日期準備離開時，警察局裏卻找不到我的護照了。我被喚了去，這種事極其叫人掃興，旅行中所享有的樂趣全給破壞了。幸好我身上帶有奧地利駐丹麥大使在哥本哈根時給我寫的致沿途軍政當局的無頭信，這時派上了大用場，他們立刻刮目相看，對我必恭必敬，但是我的護照仍然沒有找到。於是他們當著我的麵把收到的護照全都翻查了一遍，結果被我發現了，護照按號碼順序放著是沒有錯的，但警察在給我開收據時寫錯了號碼，兩者對不上。事情弄清楚了，不過我在護照上吃的苦頭比別人要多得多，我在旅途中總是告誡自己千萬別馬虎，有時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
歸途我穿過聖哥達山口，渡過盧塞恩湖，並在這一帶美麗如畫的山水之間消磨了幾天。我在沙夫豪森向瑞士說了聲“再見”，然後進入浪漫氣息濃重的黑森林。這是奧爾巴赫的“鄉村故事”的發源地，一堆一堆烏黑的木炭冒著淺藍色的輕煙，路人來來往往，樣子都很可愛。這一條山路叫做“地獄”，可是它是正統的一段阿爾卑斯山。我從弗賴堡去海德堡，在中途的一個火車站上，目睹了動人的一幕。一批移居美國的人，有老有少，上了火車，轉身與親戚朋友告別，場麵十分淒慘。他們放聲大哭，有一個老婆婆緊緊抓住門把，卻又不得不鬆手，火車開動了，她跌倒在地。我們飛也似的離開了這些號啕大哭和大聲呼喊的送行的人。對於離開故土的移民來說，還有沿途變化不定的景色聊作安慰，而留下的人，則隻有失落感，隻有悲傷，以及能引起他們思念的一切。
一個清新溫暖的夏日，我在海德堡憑吊一個古堡的廢墟，它的房間和大廳裏長著櫻桃樹和接骨木樹，頭上是鳥兒在歌唱。突然間有人在呼喚我的名字，原來是凱斯特納，維特的洛特之子，漢諾威的特使，從羅馬來到德國。這是我和他的最後一次相見，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七月底，我回到了哥本哈根，承蒙國王的母後卡羅琳·阿瑪利耶的隆恩，熱情地邀我去索爾根弗裏小住幾天。我下榻的房間是已故的樞密顧問阿德勒生前住過的，許多回憶，從童年時代直至這幾天快樂逍遙的日子，逐一從我的腦子裏閃過，心中充滿了對仁慈的上帝的感激之情。
現在，我對周圍的鄉村更加熟悉了，它們是丹麥的一部分，以前我隻是偶然看它一眼而已。我對於高貴的王太後的虔誠、仁慈的性格也有了深入的認識，她是經曆了許多艱難困苦的。
我給遊樂場的劇場寫了一部童話喜劇《接骨木樹媽媽》，從劇場的經理到全體演員，對它都寄予很大的希望。首場演出造成了轟動，雖然掌聲之中也夾雜著某些人的噓聲，這是當時每一部新作首次演出所不可避免的。《每日新聞》發表了評論，口氣是友好的，論點是中肯的，但《貝林時報》和《哥本哈根飛郵報》一改平日對我和其他作家的公允平和的態度，不遺餘力地大加抨擊，說是劇情混亂，毫無條理可言。我的答複是重述了一遍內容，這些內容構成了一個絲絲入扣的完整的故事。而在另一方麵，我得到了絕大多數詩人的讚賞，海貝爾和英格曼兩人都寫信來道賀，並表示感謝。波耶牧師則做了極其懇切的熱情洋溢的評論，使得我認為他除了《接骨木樹媽媽》之外，在遊樂場劇場沒有看過別的戲。
至於報紙上的批評，從總體而言，利用了自身的力量向觀眾潑了冷水，掃了他們的興。因而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即我們的大多數同胞缺乏想像力，他們不願上天，寧願呆在地麵上過平淡本分的普通人的生活，能夠吃到幾碟根據烹調手冊燒的戲劇小菜就心滿意足了。可是朗格先生鍥而不舍地在烹製這個劇本，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最後終於獲得了全場觀眾的掌聲。有一個晚上演出時，我偶然坐在一個鄉下來的好心腸的老頭兒旁邊，戲剛開場不久（幾個元素的精靈上台時），他轉身朝著我說，盡管與我素不相識：“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怎麼叫人看懂啊！”“是啊，有點不好懂，”我說，“不過再往下看，就容易明白了。那是理發店，顧客來剪發刮臉，談情說愛。”——“啊，是這樣啊！”戲演完以後，他覺得很滿意，或者是忽然醒悟我就是劇作者，因而再次轉身向我說：“這出戲寫得很好，很容易看懂，開頭稍為難一點，認真看下去就明白了。
1853年2月，歌劇《水妖》在皇家劇院上演，格勒澤爾教授作曲，他的曲調相當豐富，帶有北歐風情，因此大獲成功。
我於聖靈降臨節離開哥本哈根，前往英格曼的林中別墅小住。他那裏空氣清新，如同回到中學時代，每年夏天我的心必定指引我上他家裏去。那裏的一草一木和世道人心至今依然如故；即使是野天鵝，它們雖然遠遠地飛走了，而無論飛得多遠，總會飛回來棲息在林中湖畔它們熟悉的老地方。我的習性也是如此。
英格曼理所當然是我們的最受歡迎的作家，他的長篇曆久不衰，盡管批評家企圖扼殺它們的生命，至今仍然擁有讀者。在北歐的土地上，從王公貴族直到販夫走卒，人人愛不釋手。丹麥的農民閱讀了他的，加強了愛國心，對本國的曆史更加重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的主題都是深沉而嚴肅的，即使是並不十分流行的作品，例如《啞姑娘》，也是這樣。它仿佛是當年一場大風暴中的一株沙沙作響的詩歌之樹，我們經常聽到它的響聲，我們的子孫也將從老一輩的嘴裏聽到它的響聲。此外，英格曼富於幽默感，有一顆永遠年輕的詩人的心。認識像他這樣的人物是莫大的幸福，而結識像他這樣一位忠實不渝的朋友，則是更大的幸福。
客廳牆壁上掛著的畫，地板上移動著的窗外菩提樹落下的陰影，以及湛藍的湖水閃爍的波光，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幾乎都是我在格拉厄爾瑟中學時代那一年美麗的夏天見到的老樣子。這裏的一切，我所見到的一切，所體驗的一切，以及在漫長的時期內所積累的對一切的記憶，現在在我眼裏已經化為色彩繽紛的詩的花環，而這一個漫長的時期是我的童話人生的一大部分，早已成為過去了。
那一年的初春非常美麗，目光所及，到處是青翠的樹林，充耳是夜鶯的歌聲。可是好景不長，轉眼間一切皆空，徒有華麗的外殼。沉重而艱難的日子到來了，哥本哈根發生了霍亂。那時我雖然不在西蘭島，仍然聽說了恐怖的消息和病人不治的噩耗。最先傳來而使我深為悲痛的是牧師博伊耶的死訊，他也是詩人，最近幾年對我非常友好，十分賞識，我對他也很有好感。
在那段艱難的時期，我經受著極大的痛苦和折磨，然而出乎意外，居然也有一天過得很快樂。我那天來到了格洛魯普，莫爾特克—赫維特費爾特伯爵在這裏設宴慶祝他的銀婚，我是他所邀請的來賓中唯一的外國人，而且為了我能夠赴宴，已經做了相當長時間的準備。莊園裏來的農民都被當作客人招待，我估計他們的人數會超過一千六百人。一草一木都洋溢著節慶的色彩，隨處是跳舞和狂歡的人們，樂曲聲此起彼伏，彩旗飄揚，煙火衝天。正在歡度吉日良辰之際，我收到了一封信，報告我的兩位朋友被死神劫走了生命。死神穿門入戶，昨天夜晚停留在我的“家中之家”即科林一家的門口。“今天我們已遷移新址，”信上寫道，“隻有上帝才知道今後二十四小時之內會發生什麼事。”這好像在告訴我所有親密的朋友都將被死神奪走。我躺在房間裏流淚，門外響著歡快的舞曲，夾雜著大聲的喝彩；煙花在空中自由地開放，舒展。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每天都有悲哀的消息。霍亂又在斯文堡蔓延了，我的醫生和朋友們都勸我繼續在鄉間住下去，日德蘭半島上願意打開大門接待我的好客的家庭，不隻一個。
夏天的大部分時日，我是在錫爾克堡的米哈伊爾·德雷夫森家度過的，關於這個美麗如畫的地方，以及它的曆史和傳統，我作過一番描寫，它會使人想起黑林山和蘇格蘭的大片孤立的歐石楠：“修道院常常依山傍水而築，旁邊有湖，麵前是生長著大片歐石楠的荒原，行人的足跡清晰可辨。在這些地方，現在躍動著新的生活，磨房的巨大的水車輪子在旋轉。這裏逐漸形成了一個小集鎮，小溪上有接骨木樹濃蔭的遮蓋。在丹麥高地，千百個自然的洞穴旁邊就是老鷹的窩巢。
“錫爾克堡是丹麥可愛的土地，這是不可否認的。眾神的河在大森林前麵流過，河邊堅定地聳立著天山，如同挪威的多夫勒山。全身漆黑的鸛鳥趾高氣揚地在沼澤地上踱步。那裏的一草一木都是非常優美的。”
住在這樣美麗的景色和這樣好客的家庭之中，我反而深覺悲傷，心中苦悶，煩躁不安，憂慮重重，為不確定的命運而苦惱。每當郵差的號角聲響起時，我急忙跑出門去取信件和報紙，如果我還必須耐心地等待幾天的話，我的沮喪就無以複加了。我感到壓抑，痛苦，消沉。當哥本哈根傳染病流行的勢頭稍見減弱，朋友們認為我回去已無危險，我急急忙忙立即回到親朋好友身邊，本以為今生今世絕不能再見到他們了。
那年春天在霍亂發生的前夕，我最好的一位出版商萊澤爾去世了。我們兩人原來隻由於相互間的關心和照顧而發展成為忠實的友誼的，在我的作家生涯中，這一友誼貫徹始終。他最後的一個決策是為我出版一部價格低廉的“選集”。七年以前在德國已經出版了我的一種“全集”，附有《我生命真實的故事》，雖然它隻是一個提綱，卻立即引起了國外讀者的好感和興趣。《外國文學》雜誌為它發表了一篇評論，大加讚揚，把它與歌德的《詩與真》、盧梭的《懺悔錄》、容—施蒂林的自傳《一生》等相提並論。我的自傳竟與前麵所說的幾位大家的自傳並列，而且得到了熱情的讚揚。我同樣也聽到了從英國和美國傳來的消息，由瑪麗·豪維特和斯皮蘭博士翻譯的我的作品，也受到了好評。現在我還年輕，精力充沛，也應當享有在丹麥出版選集的樂趣。這個想法對我而言十分重要，因為可以利用這一機會做一番修整的工作，把殘枝敗葉剪去一些，我的自傳就可以恰如其分地顯示出我的作品應有的麵貌。我不想重印早年那些零碎的小東西，我要重新寫一部比較完整的回憶錄，敘述我的經曆和感受。我相信對於人生旅途上所接觸到的所有重要人物的描寫，對於我所生活的年代的印象和周圍事物的記載，仿佛是為下一代人而寫，但必定會引發對曆史的興趣，如同簡單地敘述上帝為我們經受鍛煉並戰勝苦難而作的種種安排，必定會使許多富於才能的人增強取得成功的信心和力量一樣。
1853年秋天，我開始動筆，而二十五年前的這時候，即10月份，我結束了學生時代的最後一次考試。近來流行一種紀念二十五周年的風氣，——我這樣說沒有錯，——在舉行紀念活動時，最叫人激動的是第一次在大廳裏的聚會，見到了長期沒有相見的同伴。有的身軀臃腫，麵目全非；有的則白發蒼蒼，已垂垂老矣。而一旦相認，大家的眼睛裏都放出了青春的光彩。這次聚會是給予我的一束真正的芬芳的鮮花。宴席上有不少人發言，有幾個人唱了歌，我寫的一首歌充分表達了我的同時也是大家的共同的心情，歌詞如下：
現在我們又圍在桌子旁。上一次的桌子是綠呢大課桌，我們按次序進來又出去，而今天我們在這裏是準備發言、正在發言或者唱歌，大家各盡其能。我們這時如同回了家，自在又逍遙。我們已經做了二十五年的學生。
當然，我們可能在街上不期而遇，至少同住在一個城市裏的人才有這種機會。但是那些遠離國王護衛之地的人，難以設想這樣的邂逅和信義，因此我們被召喚在一起，因此我們分嚐到了聚會的喜悅。現在，馬克斯曼大廳裏的香檳酒瓶正砰砰地響，二十五年之後我們在這裏重聚。
自從我們站在綠呢課桌前接受考試以後，曆史這部大書增添了許多頁，每一頁都寫滿了活動。無論是愉快的或者是悲傷的回憶，既屬於世界，也屬於自己。過了一大把歲月，我們被叫做年老。我們坐在家中的麵包樹下，可以向身邊的親人敘述這二十五年的故事。
我們多數人都娶了嬌小的妻子，也許有人娶的是高頭大馬的健婦，那也很好；因而我們又有一群孩子，如同眾星拱月似的圍繞著我們的寶座。因此我們是富有的，即使我們的景況十分窮苦。我們有足夠的食品和飲料，既能供給身體的需要，也能使精神的需要得到滿足。無論命運怎樣對待我們，我們總有神秘的力量在支持著；並且我們也有朋友，盡管還不認識他們，因為與我們同期畢業的同學是這麼多。
但是時間的精靈遍布在地球之上，我們更加堅定地在故鄉的土地上站著。在每次新舊交替之際，我們的翅膀都要發出雷鳴似的巨響。不過有一件事是不會就此了結的，那就是我們的歌唱絕不能停止，從考試的綠呢台子一直延伸到現在。今晚我們依舊年輕，我們還沒有當滿二十五年學生。
於是克勞森教授以他的高尚善良和聰明機智，提議為帕盧讚—繆勒和我幹杯，我們兩人是那一年參加考試的學生，在我國文學史上占了一席值得尊敬的地位。
幾天以後，我收到一紙通知，上麵寫著：“10月22日紀念活動結束後，1828年畢業生中幾名同學在一起商議，認為應該采取一種實際行動，借以維係我們之間的團結的基礎。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執行一項計劃，基於當年關於四名大詩人和十二名小詩人的認識，建立以兩位詩人的名字命名的安徒生、帕盧讚—繆勒基金，基金來源於每年的捐贈，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可用來接濟某些無業的丹麥詩人。”
這一計劃有沒有實現的可能，以什麼形式實現，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這種設想使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它表明了丹麥的大學生以及參加同一年考試的那些同學對詩歌的賞識和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