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選擇經過動機、目的，達到手段，發展到了自己的頂點。這時，生態道德行為選擇作為一個過程就完成了。
（四）生態道德行為衝突的二難選擇
自然環境的報複，迫使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人對自然的態度。生態平衡、環境汙染已經或正在損害著人類自身的利益，一切關心人類生存發展的人們，無不從親身經曆中認識到保護環境、防治汙染的必要性、迫切性。這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似乎是沒有什麼疑義的了。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當代的生態平衡特別是環境汙染都是經濟高速度發展的結果。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所麵臨的問題看，在特定時期，經濟發展速度越快，汙染也最為嚴重。如果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上，人們對有些汙染無法防治，或為了防治汙染而必須放慢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那就勢必向人們提出一個價值選擇上的優先問題：是一味追求擴大生產、增長財富從而不可避免地加重環境汙染呢，還是放慢經濟速度、縮小生產規模以便控製汙染呢？顯然，防止汙染尤其是工業汙染，並非輕而易舉的事情，它需要有較複雜的工藝和設備，需要大量資金。如果把防止汙染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須讓企業將其利潤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於這方麵的投資，結果導致生產投資不足，產品成本上升、競爭力降低乃至難以維持擴大再生產。在這種情況下，防治汙染雖然對整個國家民族有好處，但卻損害了這些工廠企業的眼前利益，降低了生產水平和生產能力，使它們對社會的經濟貢獻有所減少，這時社會又該做何種選擇呢？如果說環境汙染本身還是一個事實問題的話，那麼，上述兩個問題就已經具有了價值的含義，在決定治理環境與經濟發展孰先孰後的關係上，價值觀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關於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關係的問題，目前國際上存在著三種主要觀點。
其一，認為環境汙染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和結果，我們應該勇於付出這一代價來換取經濟的繁榮。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人類必須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在所有的環境問題中，再沒有比“貧窮”更為嚴重的“汙染”了。而要解決貧窮問題，必須優先發展經濟，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環境受到了汙染，但也給人民帶來了生活的富足。當人們在優美的環境中呼吸著清新的空氣，但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他們還會認為保護這種環境是優先的嗎？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曾有一位議員提出，是煙囪冒著黑煙、空氣汙濁但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飯吃好呢，還是空氣清新但失業嚴重、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好？再者，經濟發展是治理汙染的基礎和保證。防治汙染需要技術、設備和資金，而這些隻有經濟發展了才有能力提供出來。當前發達國家在治理環境上遠比發展中國家取得的成果多，其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它們具有治理汙染的經濟實力。
這種觀點正確地看到治理環境必須同發展經濟相聯係，在環境與溫飽的關係上應把解決溫飽作為首位，這是由於人隻有在生存著才可能改善生存環境，使生活更好。但持這種觀點的論者，卻錯誤地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把後者絕對地服從前者，他們看不到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環境的治理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換句話說，環境的汙染妨礙了經濟的發展，隻有解決治理環境的問題，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問題十分清楚，本來社會就有能力治理汙染，但卻要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不去治理，結果就隻能導致環境和經濟都倍受損害：環境汙染不僅使人們的生活質量下降，而且直接威脅到人的生產能力和生存條件，從而降低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最終帶來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乃至停滯不前。
其二，認為經濟增長是環境汙染的元凶，要想防治汙染，保護環境，就必須停止經濟發展。他們的口號是“經濟零度增長”，即遏製目前的經濟增長勢頭，以限製其對環境的汙染。而要實現“零增長”或“負增長”，首先要降低人們的需求，呼籲人們放棄奢侈的生活，放棄一次性產品，放棄汽車、空調器、飛機等現代工具，回到大自然去，回到18世紀的農牧時代去，人人都過著簡樸的、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活，“隻有這樣，才能拯救世界免遭災難的毀滅”。
持這種觀點的人看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均消耗能源上造成了嚴重汙染，給整個地球生態係統帶來了無法估計的損害。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觀點代表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傳統的價值觀在衡量一個國家、一個企業的價值時，往往是以產量和產值為依據的，凡產量高、產值大的，其對人類對世界的價值就大。而持這種觀點的人則認為，應該在這一問題上作一個重大轉換，即要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企業效益與國民效益來劃定民族、企業的地位和意義。例如某工廠造出1000萬美元的紙張，同時會產生數以噸計的汙水，如這個工廠發展和增加產量，使其經濟實力和生產能力也相應提高，顯然它所排放的汙水也增多了，對環境的損害也增大了。一個工廠如此，一個國家也同樣如此。所以，我們不應該把產品的數量作為判斷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而必須從它給整個社會、整個人類帶來的綜合效應來判斷。可是，這種觀點卻由良好的出發點走向了錯誤的極端，它所追求的“零增長”模式，並不是理想的發展模式，它隻能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對那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它們幻想返回大自然、返回中世紀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天然生態係統並非都是最適應人類生存的環境，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統一，必須在人的積極能動地幹預或改造下才能實現。還有經濟“零增長”或“負增長”也同樣會產生汙染問題，而汙染的防治也絕不是經濟萎縮情況下所能辦到的。
其三，認為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既不能“因噎廢食”，因會帶來汙染就不去發展經濟，也不能隻求經濟發展，不顧“三廢”對環境的汙染，而是應該在兩者之間尋求最佳的統一，在發展經濟中保護環境，在治理汙染中發展經濟。總之，隻有經濟發展了，才能造就治理環境的經濟基礎。今天，發展中國家的汙染問題日益嚴重，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或不願意治理，而是因為他們的國力太弱了，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治理。而發達國家的環境從整體上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發達國家大多經曆了經濟高度發展――環境汙染――治理汙染的循環，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環境汙染，也為治理汙染提供了物質條件。國際上正在出現環境保護投入的大氣候。據資料，美國在1971-1980年的10年間用於淨化環境的資金達2870億美元，每年平均287億美元；1988年用於防治汙染的投資占工業總投資的7%，治理的規模和效果比發展中國家大得多。其次，在有限的財力中拿出一定數量的資金用於防治汙染既是必須的，也是應該的，它不僅可以減少乃至避免嚴重汙染的擴大，縮小治理的範圍和成本，而且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工業的“三廢”使森林、農田、大氣、水源等環境變質、退化所造成的直接、間接的經濟損失，往往要大於產生這些汙染的企業所消耗能源、材料及設備的價值，環境保護的經濟效益要大大超過其本身的價值。據經濟學家計算，投資於發展衛生事業的綜合經濟效益是220%，發展教育事業的經濟效益是413%，而發展環境保護事業的綜合經濟效益是600%。在我國，用於汙染防治的每一元投資，可以產生6元的經濟效應。1986年，環保投資47億元，取得經濟效應282億元。這一數字僅僅指那些可見的經濟效果，而那些長期的、大範圍的效果還未計算在內。
我們認為，在以上三種觀點中，第三種觀點即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同時並舉是最為可取的。在當代世界條件下，經濟與環境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也日益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由於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由於生產規模的擴大，環境問題也早已不再是個別國家、個別地區的事情，而成了關係到全球生態、人類生態的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富裕民族與貧窮民族都麵臨著環境汙染，前者在治理中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後者對此也日益重視起來。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經濟實力薄弱，且環境汙染日益嚴重，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方麵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這種形勢下，正確認識經濟與環境、發展與防治的關係，形成有利於二者齊頭並進的經濟決策和價值取向，將會使我國避免重走西方一些國家已經走過的老路，形成發展經濟與治理汙染的良性循環。
（五）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中國生態道德行為選擇的必由之路
中國是世界發展中大國。當代中國的發展正處於一個曆史性的關鍵時期，它不僅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而且影響到世界的未來發展。通過對中國及世界發展經驗的認真總結，通過對中國國情的具體分析，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並界定其內涵，即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是黨中央領導集體分析判斷國內外形勢背景、時代特點及發展趨勢後作出的極其重要的科學決策。可以斷言，科學發展觀是我國20多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的寶貴經驗的總結和升華，是新世紀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與時俱進的重要發展。它為我國走出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惡性循環怪圈提供了思想基礎。
1.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及其提出的背景
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黨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鄧小平理論為這一科學發展觀奠定了理論基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進了這一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地將我們黨逐漸形成的發展觀稱之為“科學發展觀”，並根據推進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根據對中國及世界發展經驗的認真總結及對中國國情的具體分析，進一步界定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即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所謂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所謂全麵發展，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麵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
所謂協調發展，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麵相協調。
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黨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因為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
從國際形勢及大國發展的曆史經驗來看，發展已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進入21世紀，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麵臨著嚴峻的發展問題。因此，當今世界，各國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首先表現為資源爭奪戰：爭奪石油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資本資源、人力資源的事件頻發，硝煙彌漫。其次表現為搶占知識經濟高地：搶占人才高地，搶占知識產權高地，搶占技術標準高地，搶占貿易標準高地，提高綜合競爭國力和市場競爭優勢。再次表現為在發展的過程中努力維持社會的穩定。因為從人類社會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別是大國的五百年興衰史來看，一個外表極為繁華昌盛的強國，由於內部存在著浪費乃至揮霍資源、破壞環境、社會分配不公乃至不穩定，最終卻因某種似乎偶然的因素，轟然倒下，國家崩潰，社會倒退，甚至文明消亡。再從現代史來看，從人均GDP1000美元到2000-3000美元，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關鍵期，在此期間，極易產生社會分配不公、腐敗成風、道德滑坡及社會秩序紊亂的現象。拉美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三方麵的因素，都是中國當前發展所急需關注的國際現實和世界經驗。這是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國際背景。
再從國內背景來看，綜觀新世紀的國內外形勢，我國麵臨著難得的曆史機遇。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說，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正在和平崛起：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以年均9%的速度持續高速的增長，2003年的GDP近12萬億元，占世界4%，位居世界第6；製造業的規模占世界9%，位居世界第4；對外貿易大幅增長，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4，外貿依存度已上升到60%；外彙儲備和外商直接投資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國已經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而且，在21世紀的世界發展中，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動，將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並影響到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國人口政策的成功執行，將對全世界人口壓力的緩解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糧食供應的基本自足，將對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糧食市場的穩定，具有十分敏感的影響；中國能源和資源的消耗規模和消耗程度，將直接影響全球的能源和資源的開發、生產和流通，對世界貿易的活力起到顯著的製衡作用；中國生態環境質量的狀況，尤其是CO2和SO2的排放量控製及水土流失與沙塵暴的治理等將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圖式、地緣環境的格局乃至全球生態狀況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成功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目標，必將對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發展選擇、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人類文明的進程產生極其巨大而又深刻的影響。
因此，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及實現基本現代化，中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將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進程的重大貢獻。總之，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緊密相關。
但是當前國內的發展，卻存在若幹嚴重的問題。一是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仍然存在甚至有擴大的趨勢。這對我國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區域共同發展、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標，即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形成了一種難以逾越的障礙。
二是人口資源環境與工業化的矛盾。我國就業人口的龐大規模形成了就業的巨大壓力；我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形成了國家未富先老的狀況，對社會及經濟的發展，亦構成了沉重的負擔。我國人均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的現實國情，難以支撐我國持續、高速、粗放的經濟增長。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一種“高投資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低效率、依賴大量進口資源”的經濟增長模式。據統計，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日益提升，目前已達到5，即每增長1元GDP要投入5元資本，是美國的5倍，印度的1倍多。這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的投入。其次，從資源來看，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材耗也類似。如此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國的資源能源難以支撐，世界也難以支撐。再從汙染來看，目前我國是世界的加工廠，世界的生產車間，但也是世界的垃圾場，各類汙染極其嚴重。另一方麵，我國的經濟效益低下，依靠大量的資本投入和資源投入，但產出率較低。2003年我國GDP占世界第4，但原油消耗量占世界消耗量的7.4%，原煤占31%，鐵礦占30%，鋼材占37%，氧化鋁占25%，水泥占40%。此外，我國的經濟效率也十分低下，人均勞動生產率隻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加之，我國已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上升到60%以上，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了1/3，鐵礦對外依存度超過了1/2。過度依靠國外資源，將導致石油安全、糧食安全及其他戰略資源的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