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工礦企業和生活排放的固體廢棄物年排放量為5.6億噸之多，其中綜合利用率不到1/4，大多成為汙染環境的垃圾。全國受堆放廢棄物汙染的農田就有25萬畝。
目前一些小造紙、小印染、小硫磺等高能耗、高汙染的企業正向農村擴展，日趨嚴重的環境汙染，大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環境問題已經給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帶來重大的危害。目前，農村約有5億人口飲用水不符合衛生要求，其中長期飲用汙水的人為1.5億至2億。許多與環境有關的疾病發病率明顯上升，癌症死亡率增長1.5倍，由汙染引起人體細胞染色體畸變、退化造成的癡呆嬰兒日趨增多。
我國的環境問題已經成為製約經濟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統計，我國每年由於自然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包括土地、草原、森林、野生生物等資源的破壞約為300億元；由環境汙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其中不包括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失，每年達750億元。
把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正確的戰略決策。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13億人民的溫飽富裕、現代化建設和子孫後代的生存發展都需要我們保護好環境，使之成為良好的能長遠支撐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如果我們現在不予以足夠的重視和努力，那麼多年來發展經濟所取得的成果，很可能被日趨惡化的環境問題所抵消，這樣我們就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了。
另外，環境問題已成為當代影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大的全局性問題，全球行動保護環境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環境問題解決得好壞，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及其國際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國是世界大國之一，我國的環境問題對世界環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應當為保護全球環境作出貢獻。這是我國確定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又一個重要依據。
（三）生態危機的原因分析
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反映了以人為世界中心的觀點。人類主宰地球，可以理解為人類將自然界作為一種任意索取的對象。這便是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即人類是萬能的。
在人類的曆史上，我們一向不乏謳歌自然的詩人，但是，卻缺少為自然請命，為自然鳴冤、為自然獻身的勇者。人類對自然幾乎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們看看以下的事實，便不難明白，生態危機的存在是多麼的自然而然和順理成章。
先以森林為例。可以認為，破壞森林的首要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人口的急劇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在過去30年間增加了一倍。隨著人口的增加，擴大耕地便成了當務之急。因此，便盛行起燒荒種田，這便是當前破壞森林的最大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采伐森林。發達國家為了保存國內的木材，便紛紛去國外尋求木材資源。例如，歐洲國家去非洲，美國去中南美洲，日本去東南亞尋求木材資源。在這些國家，破壞森林的第一個原因可以說是掠奪性的商業采伐。
在中南美洲，破壞森林是為了進行畜牧生產。由於發達國家燒毀熱帶林拓墾牧草地，在1960年以後，中美洲的1/4的森林麵積變成了牧草地。除此之外，砍伐森林也是為了取得能源。據調查，世界約有半數的人口仍然在用木炭或者劈柴作為能源。這些無疑均是圍繞“人”而進行的，卻根本未想到“自然”也是一種存在，也是一種不容破壞的存在。
人類對自然的開發，一樣破壞著自然。特別是富國所提供的開發援助，大大地破壞了自然。巴西的亞馬孫河流域的熱帶森林占世界熱帶森林的1/3。亞馬孫河卡拉雅斯地區的開發，被稱為上世紀最大的開發工程。這是主要開采埋藏在貝倫南部的估計達180億噸鐵礦石向日本和歐洲各國出口的大工程，由日本的國際開發事業團和巴西方麵聯合開發。隨著開發，已經在卡拉雅斯―聖路易斯之間修建了鐵路。據說在鐵路沿線要修四座煉鐵廠，因此，為了燒製煉鐵用的木炭，每天要砍伐1.5公頃的森林。人們認為，隨著開發而破壞的自然，最終將達25萬平方公裏。這一麵積相當於日本國土的2/3。
人們或許會因大量鐵礦石的湧現而歡欣鼓舞，然而卻不知，我們已經在開始葬送自己，這難道不正是我們人類悲哀特別深重的原因嗎？
事實上，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注定要向自然界索取財富，而索取財富又很難避免在某一階段產生破壞性的結果。人類文明的旅程就是這樣在一幅悲劇性的曆史背景中延宕下來的。我們越來越麵臨著賴以生存的地球的有害自然力的強烈反抗。
我們承認，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一起改變了整個自然界，結束了人們對自然界的幼稚態度和無能為力的狀態。不僅如此，隨著人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長，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和物質力量也在迅速地增強。科學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無限美好的明天在等待著人類去創造。就科學發現來說，人類僅是剛剛擺脫了人們對於自然的幼稚態度，還有無限多的現象、過程和事物在等待著我們去認識，去發現。因為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世界比它的顯現更豐富、更生動、更多樣化。每一個科學發現不僅會為科學知識的海洋增加新的內容，而且還會發現自然界更多的更新的方麵。人的智慧將發現自然界中許多新奇的和預見不到的東西，並且隨著科學發現的增多而擴大自己對自然界統治的能力。
如果說自然界在孕育著人類的同時，也孕育著毀滅自身的力量，那麼人類在創造文明與進化的過程中，卻又可悲地設計了毀滅自身的“陷阱”――但願這僅僅是個實現不了的假說。
人們深刻地意識到，科學不是萬能的，人類及人類的理性也絕不是萬能的。我們從來沒有脫離過整個自然的懷抱，也沒有擺脫過自然的控製，更沒有逃脫過自然的懲罰。我們的今天，之所以會產生生態危機，完完全全是因為，“人定勝天”這種思想根深蒂固地根植於人類的內心之中，卻看不到人類同樣要遵循生態的客觀發展規律。
自然，我們承認產生生態危機的原因，在於人類一度認為“人類萬能主義”，但不能由此而說明，麵對自然，我們便隻能束手待斃，一味地順應自然。更不能像盧梭在其《論科學與藝術》一文中得出的反論那樣來看待問題。盧梭在該文中，係統地提出了隨著人類物質文明的提高，人類將走向退化這樣一個人類發展觀上的反論，這個反論導致一些將環境關係視為其學科研究對象的學者們與日俱增的困惑，以致後來，有歐美學者得出了人類文明已經完結的終結論預言。認為任何對自然界的奢侈占有，必須遭到自然界的加倍報複，為此，他們主張回歸自然，避免與自然界對抗。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采取什麼樣的抉擇才對呢？
我們承認人不是萬能的，但並不是說，人類在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口膨脹和資源枯竭麵前隻有自覺地向自然界退卻，徹底拋棄“自然之主”的虛妄成分。對此，我們有必要認識危機意識與生存態度之間的關係。
一個沒有危機意識的民族注定不會有久遠的發展，同樣一個沒有堅定的生存態度的民族也隻能任其淪喪。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擁有今天這樣較於發展中國家優越得多的生存條件，與它們一貫強烈的危機意識是分不開的。因為強烈的危機意識必然激發起這些國家采取一係列克服危機的超前行動，而一係列超前行動的實施反過來不能促進和鞏固它們堅定的生存態度。拿生態問題而言，發達國家的一些先驅自上一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向世界輿論傳遞著叫人驚悸的關於人和自然相互關係中即將來臨的危機的尖銳性，並有相當一些學者著力於研究這種人和自然的相互關係急劇惡化的起因和相應的解決方案。雖然這些研究報告中的內容有的帶上了明顯的極端色彩。但是，不能否認，就是這些極端的研究報告至少也向人們灌注了某種強烈的危機意識。由於有了這種危機的迫切感，發達國家一直在有目的地從社會形態、文化宗教和科學技術等方麵積極地影響自然界，在社會形態方麵它們采取了向國家社會主義製度靠近的措施；在文化宗教方麵開辟了大眾生態文化學和教育生態學；在科學技術上認為任何對自然力的服從必須建立在對自然力的控製上，因此，它們在解決生態危機的問題上，堅持科學和技術作為手段，宗教和文化確立目的的指導思想。其結果很顯然，發達國家在今天不僅擁有了高科技和高度發達的經濟，而且擁有了遠較發展中國家好得多的生存環境和人文關係。
故此，人類為了生存，退卻是沒有出路的，關鍵是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持有科學與理性的清醒，在無可選擇之際進行選擇，清楚這一點尤為重要。
綜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我們必須承認人類自身的“萬能主義”是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強調這一點，有助於呼喚我們的生態危機意識，也有助於明確我們的生存態度。更可以使我們清醒地看到：人和人的理性絕不是萬能的，人的作用隻有在遵從自然的本質和原則之下才能成為完全而真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