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被徐誌摩視作生命的中心，盡管人們總是把它與西方文化的“博愛”精神相比附，但縱觀徐誌摩的言論與吟詠，我們可以知道，徐誌摩並沒有那樣聖潔，他的愛是凡人之愛，是立足於實地的男女之間的至情至愛，是人與人之間的樸素的世俗的情懷。宗教式的博愛把我們的心靈帶離人間，帶離大自然，直奔天堂，凡人之愛卻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它與美麗的大自然相映成趣，徐誌摩感受中的愛的激情就經常與他對大自然的激情相互說明。
把個人的獨立作為自得其樂的心境，把美認定為和諧寧靜，在逍遙之遊中品味自由，在與自然的交感中讀解愛情，這樣的思想追求無疑具有明顯的中國特征。老莊思想的核心便是以個體的形式去體驗高邁的“道”，而這一“個體”又須“心齋”，亦即碾滅自我意識，消解主體精神，莊子的自由就是“逍遙”，就是“終日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郭象《莊子·大宗師注》），美之“化境”就是“清空一氣，攪之不碎，揮之不開”（賀貽孫《詩筏》）。而“愛”則是天地之間的生存快樂之一，與“天”、與自然之精神並無根本的對立：“人所惡，天亦惡之也。人所愛，天亦重愛之也。”（《太平經合校》）徐誌摩的愛，還包含著一種“博大的憐憫”，包含著他對窮人施與的“同情”，而恰恰是在這種居高臨下的“憐憫”與“同情”之中，我們嗅出了一股濃烈的傳統氣息，儒家的“側隱”、墨家的“兼愛”與釋道的“慈仁”。蒲風曾認為徐誌摩有的是“貴族地主般的仁慈”，用語雖然刻薄，但卻部分地道出了實質。
值得我們玩味的是，徐誌摩思想追求的中國特征主要還不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的自覺承襲，盡管“他從小被泡在詩書禮教當中”，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他總是在逃避著這種強製性的教育。徐誌摩走進中國古典詩人的人生境界，主要還是他自身性格、氣質自然發展的結果，是他作為“自然之子”的角色排斥了自身投入社會的可能性，也排斥了從文化高度自我反省的可能性，於是徐誌摩就成了一位完全浸泡在大自然意境中的純粹的詩人。在世界文化的長廊裏，顯然也隻有中國文化對大自然的意境，對人與自然的融合關係作了最精彩、最深入的探索，當徐誌摩需要借助某種文化觀念來說明、闡發個人的感受時，中國文化的自然觀幾乎就成了徐誌摩這位自然之子的唯一的選擇，他的才情、追求也就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古典詩人契合了。
正因為徐誌摩走進傳統是性之使然，非教育灌輸的結果，所以他很少意識到宣傳、鼓吹傳統文化的必要性，相反，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遊弋於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國文化的海洋中，以至博得了“英國式的小布爾喬亞”之名。在西方現代諸國當中，深受清教道德影響的英國民族顯得較為溫和、克製，提倡社會在漸進中求發展，“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在徐誌摩眼中，羅素就是這一英國精神的象征，因為羅素認為人類救度的方法“決計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烈隻能產生暴烈”。就詩歌文化來看，19世紀的英國詩歌既格外突出了大自然的形象（如湖畔派），又講究“以理節情”（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創作），——顯然，這些特征都與自然之子徐誌摩的人生、藝術理想不謀而合。徐誌摩的確希望成為“英國式的小布爾喬亞”，因為英國精神給他“重返自然”的選擇以有力的支持。不過，東方才子徐誌摩怎麼也成不了英國紳士，他顯然沒有具備英國人的堅忍，沒有獲得宗教的體驗，在他的眼中，達廷頓農村“烏托邦”的魅力不是它改天換地的創意，而是“詩化人生”的夢幻。徐誌摩滿眼皆是英國文明的意象，跳動著的卻是一顆東方才子的心，是歸依自然，尋找和諧的意願讓他部分地接受了英國精神的影響，但“英國式的小布爾喬亞”又不是他真實的靈魂，詩人徐誌摩的靈魂屬於大自然，屬於中國文化觀照下的大自然。
3.自然之境
作為一位現代詩人，徐誌摩在歸依大自然的流程中順水行舟地進入了傳統中國的人生境界，他是中國化的自然之子，具有中國式的自然之魂，當他以詩的藝術來表達自己的人生感受時，實際上也就是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現代重構。這一重構融入了詩人的真摯坦白，他的靈與肉，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也最完整最精致，裂隙最小，因此有著特別的意義。
中國古典人生理想與藝術理想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態化狀態的“和”：與天相和，與地相和，與德相和，這種“和”經常都來自於對大自然的細微體驗，人們揣摩大自然的韻律，調整自身的生命步伐，內外貫通，物我合一。從人的角度觀察，即是主體放棄對客觀世界的幹擾、介入，保存世界的單純、完整與自律狀態，主體意識應當“物態化”。中國古典詩歌就是“物態化”的藝術表達。對此，徐誌摩很有悟性，在詩、散文及其他言論當中，他多次讚歎大自然的基本精神是“凡物各盡其性”，讚歎大自然給人的“性靈的迷醉”，徐誌摩感到，“自然的單純”是一種境界，是一種超脫現實人生的境界，在大自然的明淨之中，他體驗到了“造化”的永恒與神秘，於是決心拋開一切個人的情感與想象，“不問我的希望，我的惆悵”，隻求“變一顆埃塵，一顆無形的埃塵，/追隨著造化的車輪，進行，進行……”（《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徐誌摩的詩歌創作可以說是生命“物態化”的成功嚐試。評論界有人把徐詩的發展分作《誌摩的詩》和《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前後兩期，有的又分作《誌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三個時期，以期說明徐誌摩詩風的變化發展，或者說前期有熱情，有“火氣”，後期柔麗而清爽，或者說我們的詩人經曆了“希望——迷茫——絕望”三個階段。在我看來，僅就“生命物態化”這一角度分析，徐誌摩的追求又是統一的、貫穿始終的。《誌摩的詩》中就已經表達了他放棄現實人生，融入大自然懷抱的意願，比如稱“未來與過去隻是渺茫的幻想，便不向人間訪問幸福的進門”（《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又說：“我欲把惱人的年歲，/我欲把惱人的情愛，/托付與無涯的空靈——消泯。”（《鄉村裏的音籟》）從這樣的基礎出發，走向物是人非的感歎：“是誰負責這離奇的人生？”走向歌唱“解化”的偉大，直至“翩翩的在空際雲遊”都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誌摩的詩》的確升騰著較多的“熱氣”、“生活氣”，仿佛是物化之中的現實生命，而以後的作品則滲透著較多的“冷氣”、“空靈氣”，仿佛是物化之後的現實生命，但是較之於絕大多數的中國現代詩人，徐誌摩的詩歌追求無疑還是最有統一性的，前後變化最小。究其原因，除了與他自身生命的短暫有關外，似乎主要還是因為他最深刻、最完整地領悟了中國詩歌物化傳統的真髓，而此前此後的其他中國詩人，盡管也曾不同程度地陶醉於古典文化的理想境界，但在他們身上，其他文化形態的影響也蔓延開了，這便產生了某些“不純性”，產生了多重詩歌觀念之間的衝突，而衝突則造成了他們在詩學取向上的較大的不穩定性。例如郭沫若一度激賞陶淵明、王維的詩歌，創作出了一些“衝淡”的作品，如《女神》中的《晚步》、《夜步十裏鬆原》等，但郭沫若對西方浪漫主義詩學及成熟前的中國詩學（如屈騷）同樣滿懷興趣，矛盾衝突的種子就此埋了下來，在《晚步》、《夜步十裏鬆原》裏我們都可以感覺出其意境中浮動著“硬塊”，這是一種不太圓熟的“衝淡”，不太精致的“物化”。再如聞一多始終處於對中國古典詩學的親近與拒棄的矛盾境地，在他的詩歌作品中，很少出現對生命物化境界的忘我的沉迷，他的投入與他的懷疑幾乎同時展開。此後，在現代派詩人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那裏，雖然古典詩學的理想被再一次地發揚光大，他們在某些方麵探索之深入甚至也還超過了徐誌摩，但從整體上看，卻還是詩分“前後”，不夠穩定，不夠純粹。中國古典理想重構於現代的最完整的典型還得算是徐誌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