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由於兩大對立軍事集團的瓦解以及世界範圍內意識形態仇視的退潮，隨著西方國家紛紛調整核戰略，核武器的戰場使用規則也發生了變化。1990年11月，北約在倫敦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上明確提出，北約將采取新的核戰略，修改靈活反應戰略，核武器將是未來戰爭中的“最後一著”，以便減少在未來衝突中北約對核武器的依賴。曆史給北約開了一個玩笑。當二戰結束45年過去之後，美國與其歐洲盟國的核戰略似乎又回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的初期。1991年3月，美國作出決定，鑒於華約的崩潰和1987年《中導條約》的實施，美國將撤回在歐亞大陸所部署的所有戰術性核武器。這一核戰略的轉變產生了兩個方麵的後果：一是美國本土的戰略核力量與歐洲的英國和法國的有限核力量處於了同一水平線上，即美國本土在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核戰爭中將直接處於核攻擊的第一線。美國向歐洲盟國提供核保護傘的作用降低了。二是，雖然美國和北約其他成員國都沒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當核力量成為“最後一著”時，相當於間接地宣布“不使用核武器”。但是，西方國家並沒有在隨後的時間內大幅度修改其核政策，而是繼續強化其核力量的威懾力。
冷戰結束10年過去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所有的核大國中，隻有中國作出了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場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莊嚴承諾。1999年4月，北約在紀念其成立50周年的高峰會議上，聲明遏止核武器的擴散，但同時宣布將繼續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利。這是因為美國和北約仍然堅持核威懾戰略，更不願意看到自己手中優勢的核力量無法發揮實際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美國和北約是力圖以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權利，來繼續強化後冷戰時代“核門檻”被迫放低後其核力量“威懾”作用的有效性。對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核戰略專家勞倫斯·弗裏德曼教授就曾指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本身將提高核門檻，但其結果是以核倫理犧牲了威懾的有效性。[124]在後冷戰時代，對西方國家來說，抬高“核門檻”可能是明智的戰略選擇，這樣可以減少核對抗的風險，並促進美俄之間進一步的核裁軍進程。在一個沒有了“夙敵”的後冷戰時代，如果美國和北約繼續維持核武器使用的“低門檻”，不僅不會對自己的軍事態勢調整有任何幫助，而且也將使得西方國家受到國際反核運動的譴責。但是，如果抬高“核門檻”的同時放棄西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利，就意味著“核威懾”的安全效應幾乎不存在了，其政治效應也將相應流失。因此，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就意味著西方威懾戰略以及美國在冷戰後堅持奉行的“延伸性威懾”戰略的根本改變。
當美國和西方國家堅持核威懾戰略時，在冷戰結構下核武器空前發展的曆史和現實，以及核武器被賦予的“威懾”一切形式戰爭的效應，在後冷戰時代卻實實在在地被延續了下來。冷戰後，美國和西方內部也曾經就核武器的戰略角色問題展開過辯論。一部分學者認為，由於爆發大規模核戰爭的威脅已經遠去，核武器又無法再度在地區衝突中發揮“遏止”作用，1991年歐洲大陸上爆發的波黑衝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似乎不需要再度將安全戰略置於自殺性的核威懾戰略之上。後冷戰時代的安全戰略應該大大降低對核武器的依賴。為此，這部分人認為，核威懾如果要保留的話，充其量也應該隻是運用於對其他有核國家，即“核武器隻能用來威懾和遏止核武器”。但是，美國和西方主流的防務觀點認為，核武器的威懾力不應該受到削弱，因為這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實力的重要象征。戰略武器是美國軍事力量中最具有全球意義的內容，因為美國需要繼續維持冷戰時代的“延伸性威懾”戰略，向日本以及美國的北約盟友提供“核保護傘”。美國曾經有人指出：“如果美國隻需要防衛本土的話，則它將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使用傳統武力來威脅美國。”[125]
同時，與此相應的一種觀點也認為，如果美國無法在後冷戰時代繼續向日本和歐洲盟國提供有效的核保護傘，那麼，這些國家將不得不轉而尋求自身發展自己的核力量，這將會進一步促進核擴散的發展。因此，美國不應該減低核武器的軍事價值和政治威望，美國核保護傘的可信度是核不擴散原則的基礎。[126]
然而，這種觀點卻是典型的“冷戰思維”的體現。問題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哪個國家能夠構成對歐洲國家和日本等美國主要盟國的威脅呢？日本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個常規武器方麵的超級軍事大國，而且與強大的美國有密切的軍事同盟關係。而北約作為最強大的軍事同盟，其東擴政策幾乎正在將整個歐洲（除俄羅斯之外）包容在內。麵對一個在政治製度和觀念上彼此一致、經濟和金融上高度相互依賴和軍事上有牢固同盟關係的西方國家體係，試問，哪個國家還有實力與之抗衡呢？如果要說到“威脅”，究竟是誰在威脅誰呢？實力原則事實上是當今世界主要國家安全戰略發展的首選，維護實力優勢仍然是安全努力的基礎。在這樣近乎殘酷的國際安全競爭麵前，中國如果削弱自身的戰略威懾能力，那就等於中國放棄在國際安全賽場上的“參賽權”，中國也將無法利用自身的實力和影響力，對國際安全作出自己的貢獻。
（3）對於中國來說，保持戰略威懾力的原則與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軍控事業在本質上並不矛盾；相反，為了推動國際軍控事業朝著有利於國際安全的方向發展，中國有限的戰略威懾力是保障國際軍控事業在多元化力量基礎上穩步前進的基礎。
國際軍控和裁軍事業在冷戰後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也為世界真正走出核戰爭陰影帶來了希望。但是，任何國家都不會簡單地將自己國家的安全利益單純建立在國際軍控協議上。在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依然存在著的當代國際事務中，軍控和國際協議為發展和鞏固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提供了重要的途徑，但遠遠不是唯一的途徑。如果今天世界隻有美國擁有戰略核力量，國際軍控事業根本無法發展。道理很簡單，國際社會就將因此而缺乏因有的製約力來推動美國執行削減戰略武器的進程；美國也很可能認為再也沒有必要來保持對國際軍控的熱情。因此，國際戰略力量的多元化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競爭，才是推動國際軍控事業發展的基本動力。當前，美國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的實施，客觀上就是美國實力太強大以及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製約力在下降的結果。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缺少了國際軍控事業的發展，國際社會將會變得更不安全。
在後冷戰時代，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各國之間如何真正遠離核戰爭的危險，是應該共同承擔的責任。核大國之間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本來是向著全麵核裁軍道路發展的重要途徑。但遺憾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繼續堅持不放棄其所擁有的巨大核威懾力的戰略性選擇，不僅為多邊核裁軍的實現增添了難度，本身也為核大國之間消除潛在的核緊張增添了難度。雖然從表麵上來看，冷戰結束到今天，世界爆發核大戰的危險已經離我們遠去，但遏止核戰爭的爆發，本身依然還是和平與發展的首要問題。介於核戰爭與常規戰爭之間的核門檻，在實質上比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門檻更重要。任何有限核戰爭的觀念不應該是預設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0年4月24日開幕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執行情況審議大會上指出：“在21世紀初，核戰爭仍然是很實際、很可怕的威脅。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嚴酷現實。”[127]
在後冷戰時代，我們看到以霸權係統為特征的國際體係在不斷演進的事實。美國導彈防禦計劃所產生的威懾和安全之間新的緊張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霸權追求存在著直接的關係。霸權係統也正受到國際關係新的發展，比如相互依存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全球化的形成和國際製度的成長等一係列國際因素的衝擊。在這個係統中，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最簡單的表述就是多極化。[128]隻是多極化還正處在一個成長的過程，還不是當前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特征。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持反對霸權主義，主張多極化以及公正、合理、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是霸權體係下，處於弱者地位的國家行為體的必然反應。布熱津斯基博士最近撰文認為，“多極化”倡議反映了中國對抗美國霸權體係的雄心，卻是一個目前無法實現的夢想。[129]但布熱津斯基博士不要忘了，一個人沒有夢想，就不是一個有追求的人；一個國家沒有了夢想，將也不是一個能夠成為真正擔負起責任、有所作為的大國。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國，也不是美國認為聽話、溫順的國家，但中國卻是一個可以幫助美國同樣去實現自己夢想的國家。如果中國把自己也降格到做一個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美國恐怕就根本沒有必要去稱“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了。也正如肯尼斯·沃爾茲所言，一個同質化的世界，將是一個沒有生氣的世界。
中國認同無核化世界的未來發展前景，也堅決認為，從長遠來看，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必須拋棄一切核武器。從一個國家的理性行為原則出發，中國願意與美國合作，願意視美國為中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這是中國的利益所在，也同樣是美國的利益所在。推動國際關係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應該是中美兩國彼此都需要記住的原則。而且，從權力的分配角度而言，中國沒有任何企圖去替代美國在今天國際事務中的“領袖”地位。那種所謂的國家權力變更必然導致國際秩序發生變革，也難以避免新的體係變更戰爭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舊規律是無法用來解釋當今國際關係新現實的。美國既然想當“領袖”，就應該公正地審視這個世界中它的其他夥伴的利益要求，並在一個合作與自製的環境中，彼此都去實現合理的、但絕不是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如果美國認為中國的意見和利益可以忽視的話，美國將不配在今天的世界體係中去扮演一個“領袖”的角色。世界各國如何幫助美國實現自律和自製，將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的一個新話題。如果美國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霸權最鼎盛的時期將是霸權走向衰落的開始。而對於國際關係來說，動蕩和戰爭，恰恰起因於霸權本身沒有限度的擴展和權力欲，而不是挑戰國的崛起。美國想要作為一個國際領袖，首先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條件是理性和責任。
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不但符合兩國的基本利益，也是當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競爭與合作的時代，如果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之間無法形成基本的戰略合作，而必須走上戰略對抗道路的話，那麼，這不僅將損害兩國的根本利益，也將成為國際關係動蕩最深刻的根源之一。由於中美之間的政策分歧或者潛在的利益衝突而否定中美戰略夥伴關係的做法是片麵的、短視的。簡單地認為未來的美中關係就是如何使得兩國不發生戰爭的想法，更是充滿了意識形態或者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江澤民主席一再告誡說，要站在戰略的高度認識和審視中美關係。美國今天在全球範圍內的權力表現欲來自於美國全球性超級大國的實力地位，也來自於美國國家利益遍及世界這一基本現實，更來自於美國利益實現方式的全球性。美國如果能夠將理性、自律與責任這三者結合起來，沿著“單極體係特征”和“多極化的權力分配”的角度重新審視其導彈防禦計劃，則21世紀的國際安全將會大大減少因為戰略平衡麵對威脅以及軍備競賽再度出現而產生的動蕩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