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執行這樣的威懾戰略的影響下，國際安全似乎隻能在美國的意誌和力量的空間中調整。當大國安全與美國的政策和意誌發生衝突的時候，國際軍控和裁軍幾乎難以為各國的安全提供真正的保障。2000年7月13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著名軍事問題專家斯普林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NMD部署不會導致世界新一輪軍備競賽。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美國如果和俄羅斯進一步削減戰略核武器，將彼此的戰略核彈頭削減到1000—1500枚之間，就必須部署強有力的戰略導彈防禦係統。同時，美國應該爭取實現以下目標：俄羅斯的戰略核彈頭削減到不超過1500枚；中國部署的戰略核導彈不能超過100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對美國懷有敵意國家的戰略導彈力量必須維持在非常有限的程度；美國必須維持一支完全現代化、可靠而有效的戰略性核打擊力量。美國軍方的態度事實上與斯普林的觀點非常吻合。普京提出的美俄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的目標應該在1500枚，但遭到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否決。7月15日，伊朗試射了“流星-3”導彈，該導彈的射程隻有1300公裏。7月17日，正在澳大利亞訪問的科恩馬上表示，伊朗的導彈試射證明了美國有必要部署NMD。
在美國的戰略威懾力不斷提高的現實麵前，確保後冷戰時代戰略穩定對於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代國際安全中的戰略平衡和戰略穩定，首先是美俄之間的戰略平衡和戰略穩定。然而，為了推動多極化世界的發展，戰略平衡不應該簡單建立在美俄兩國的基礎上。
在後冷戰時代，核威懾觀念變化的最大產物，是美俄兩國首先降低和減弱了彼此之間可能進行的核威懾。但是，美國軍事戰略中的“威懾力”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相反，由於美國“一極世界”觀念的作用，現在美國所追求的戰略性威懾已經從美蘇相互威懾，轉向了“全球威懾”。美國在冷戰後威懾力量建設的核心原則是確保美國的優勢地位。而且，美國已經擁有了這種巨大的優勢地位。即使在美俄之間，相互威懾的天平已經呈現了大大向美國傾斜的特點。美俄相互降低核威懾的進程具有“非對稱性”。
（1）美俄兩國的綜合實力差距越拉越大。俄羅斯並沒有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所承諾的全部經濟援助。相反，俄羅斯的經濟在冷戰結束的10年之後，陷入了自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潮。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1993年之後，經濟不斷發展。1993—1999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6%。在1999年第四季度更達到了創紀錄的6.4%，2000年第二季度還維持了5.2%的增長水平。但是，1999年，俄羅斯的經濟規模隻有1990年時的35%。自1993年俄羅斯簽署START Ⅱ的7年以來，其經濟實力差不多下降了40%，成為一個陷於自身經濟和金融困境而難以自拔的國家。而美國此時正在進入一個以數碼技術為核心、以信息產業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新的產業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可能就此開始。
（2）當美國在削減核力量的同時，常規軍事力量有了巨大發展。美國是冷戰後世界“軍事科技革命”的先驅者，也是世界軍事高科技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擁有現代戰爭最雄厚的基礎——科技和工業製造能力。90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局麵，也為美國軍費的增加和擴張性的軍備政策帶來了良好的國內經濟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強調軍事力量的發展以“軍事科技革命”為先導，目前在軍力的更新換代以及高科技作戰能力方麵，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企及。以“隱形”戰機、精確製導炸彈、遠程軍事力量集結與投擲能力和指揮、管理、通訊以及後勤一體化的高科技常規力量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俄羅斯無論在核力量還是在常規力量方麵都大大縮水，在軍事力量上與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目前，俄美兩國軍事力量的總體“均勢”已經瓦解。
（3）俄羅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麵臨著諸多挑戰。在國內，有外高加索的民族紛爭和獨立傾向。1994年在車臣問題上軍事行動的失敗，更顯示出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受國內問題困擾的國家。1999—2000年4月俄對格羅茲尼的用兵政策雖然已經取得了絕對性勝利，但如何管理和重建車臣秩序，對俄羅斯的政策能力來說仍將是一個重大考驗。目前，普京政府在車臣維持2.8萬人的駐軍。叛軍首領馬斯哈多夫依然還在負隅頑抗。在外高加索的塔吉斯坦，動亂的危險也隨時存在。在國內積弊深重麵前，普京政府想要維持一個強硬的對美戰略均勢，目前根本不具備國內條件。2000年4月21日，普京總統批準了在必要時“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軍事戰略文件。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魯賓在4月22日表示，美國不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因為美國沒有在這項文件中看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新變化。[122]魯賓可能沒有說出的潛台詞是，美國認為，這隻不過是俄羅斯在核武器問題上再一次的“虛張聲勢”。
在國外，北約東擴等問題，使得俄羅斯傳統的與西方之間的安全“緩衝帶”受到了巨大衝擊。在1999年3月美國和北約空襲南聯盟之後，俄羅斯的實際反應雖然還體現了歐洲軍事大國的作用，但事實上，俄羅斯已經“無力”在歐洲安全問題上與美國和北約相抗衡。1999年11月在布魯塞爾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首腦會議上，葉利欽曾經以退出會議相威脅，反對會議通過《歐洲安全與合作宣言》。該宣言明確提出，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有權關注其成員國的國內局勢，並采取行動。但最後，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還是代表俄羅斯簽署了這項文件。在安全的戰略態勢上，俄羅斯從90年代到今天，可以說是在不斷地實行“退卻戰略”。在基本的戰略態勢上，俄羅斯已經不再具備歐洲安全方麵的傳統戰略空間。今天的俄羅斯，除了其擁有的核武器和依然一流的常規軍事技術，已經不再具備在戰略安全上與美國與西方抗衡的手段。2000年4月訪問北約的伊萬諾夫外長在與北約秘書長會談時提出，建立“穩固和密切的俄羅斯與北約的夥伴關係”，將是俄羅斯安全政策的長期方針。[123]俄羅斯也不得不在反對NND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的軍事力量結構。2000年6月，俄羅斯宣布增加軍費10億美元，並加強常規軍事力量發展。即便如此，俄羅斯已經失去了可以與美國進行“平等威懾”的實力地位。美俄削減戰略武器雖然還遵循“對等”原則，其實際結果是，美俄之間的“戰略均衡”已經流失。
NMD的部署和發展，隻能是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單邊威懾”、或者“強勢威懾”能力，隻能是使其他國家對美國即便構成的有限威懾，也進一步受到削弱。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防力量的發展，最重要的功能是產生遏止潛在侵略或威脅的威懾效應。國防的首要作用不是用來直接打仗，而是首先產生遏止侵略以及維護本國安全利益的威懾力。如果大國之間的戰略力量對比，隻有美國有威懾力，而其他國家的防務威懾力在弱化或消失，那麼將使國際安全格局失衡。維護《反彈道導彈條約》，維護國際戰略平衡，最基本的作用，是保障其他國家有限核威懾仍然能夠發揮起碼的作用，保障國防力量仍然具有可信賴的基礎。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才真正具備相應的、起碼的“均勢”基礎，國際安全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發展趨勢。如果國際社會連起碼的均勢都不具備，將是一個徹底的“一極世界”，多極化根本無從談起。為此，核力量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在中國等有核武器國家的戰略力量結構中，依然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
核威懾與安全
在當今國際關係中，任何概念上的“戰略平衡”依然還是嚴格建立在“權力政治”的基礎之上的。並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完全取代權力政治或者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權力政治依然還在主導著大多數國家對安全問題的最基本的看法。為此，保持有限核力量在國防建設中的骨幹作用，加強運載工具和發射手段的多樣性，保證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威懾力，從而繼續鞏固和發展國際戰略穩定和戰略平衡，是維護世界和平、爭取國際秩序多極化發展的重要前提。
（1）國際事務中“安全困境”所描述的各國在安全問題上的潛在危機還遠遠沒有消除。當民族國家依然還是國家利益實現的基本形式時，建立在“自助”基礎上的國家安全努力還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手段。
（2）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存在使得地區安全依然呈現動蕩的局勢。任何國家為了避免“幹涉”，有效地進行“反幹涉”，都必須在保持既有核力量的同時，增強必要的反幹涉的“威懾”能力。
（3）軍事實力雖然已經不再能夠產生支配性的國際影響，但是軍事力量本身依然是國家實力的象征和代表。國家力量的發展在軍事領域必然要有所表現。沒有一個穩固和強大的國防，是不可能在當代的國際關係中真正居於大國地位的。
（4）保持適度的核力量建設，是國防發展的有效手段。中國堅決反對“安全困境”下的軍備競賽，中國永遠不會利用自身力量的發展來推行軍事擴張。然而，中國在今天還依然麵臨著沉重的國防壓力。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和規範下，逐步地、有限度地實行國防現代化，是中國增強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核力量建設的投資相對來說比較小、成本低，但是其“威懾”作用大，同時又是高技術的國防裝備領域。在國防軍備結構中保持適當的核戰略力量，不僅可以使國防軍備建立起抵禦常規戰爭直到有限核戰爭的各種應對能力，也可以完善國防建設的軍備結構，使中國可以威懾各種層次上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
（5）軍控和裁軍固然是維護和發展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徑，但由於美國的霸權主義以及各國在當前國際關係中利益競爭的現實性，國際軍控和裁軍事業不可能一帆風順。相反，軍控和裁軍隻能有限度地、在一個曲折和充滿反複的道路上前進。無論是NPT條約還是CTBT條約，都隻是為國際軍控和裁軍確立了基本的目標。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國際軍控和裁軍並不能取代各國自身獨立自主的國防努力。
中國作為世界上五大擁有核武器國家中的一方，又麵臨著台灣問題所產生的沉重的戰略挑戰以及複雜的周邊安全局勢，在一定的時間內、在有限發展的基礎上保持和加強戰略威懾力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1）隻有保持相應的核威懾力，對中國這樣的有核武器國家來說，才能保持自己相應的核安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中，核安全依然還占據著壓倒一切的地位。
雖然美蘇之間尖銳的核對抗結束了，但威脅世界和平的核擴散問題仍然是世界核安全領域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由於國際關係中的競爭和衝突關係帶有長期性，或者用現實主義的理論來說，是國際行為的本質特征，那麼，核武器在一個競爭、衝突和仍然存在分裂的世界中，就很難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1998年5月的印巴核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解決核擴散問題，除了需要降低地區衝突和緊張局勢之外，需要美俄兩個超級核力量大國在核裁軍道路上繼續前進，更需要國際關係在和平、合作與發展的道路上不斷進步。否則，正如布爾所指出的，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中，很難真正為消除核武器找到堅實的基礎。在一個依然存在著核武器、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世界中，如果回到現實主義的邏輯上來說，抑製核武器威脅的最好武器，就是核武器本身。中國要避免再度受到幹涉和侵略，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維持中國有限的戰略威懾力。這也是被冷戰的曆史所證實的。當然，NPT機製所確立的是凍結有核武器國家數量的方法。超越現有的五大有核武器國家而尋求成為新的核武器國家的企圖，都將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CTBT也確立了凍結各國核武器發展的目標。但凍結核武器的發展，必須以均衡凍結為前提，以戰略穩定為基礎。保持現有五大有核武器國家之伺的戰略均衡，是進一步推動世界朝著無核化方向發展的重要保障。
（2）中國保持有限核力量的建設和發展，是中國在實力原則的基礎上繼續對國際安全作出貢獻的基礎。
在後冷戰時代，擁有核武器國家的“核門檻”雖然被加高了，但核戰爭還遠遠沒有退出未來戰爭的行列。核威懾依然還是西方核大國所奉行的軍事戰略的一部分，是西方國家按照自己的意誌阻止衝突，或者阻止衝突升級的有效遏止手段。核武器在核大國安全戰略中的結構性地位並沒有出現根本改變。其根本原因是，實力還是主導各國安全觀念和安全追求的首要法則。
“核門檻”概念是指常規戰爭與核戰爭之間的分界線。換句話說，也是核大國在軍事戰略和決策中，動用常規力量進行戰爭到動用核力量進行戰爭之間的分界線。在冷戰期間，戰略核力量不單要“威懾”核大國之間的最後攤牌，事實上對核大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和局部戰爭都有重大的遏止效果。因此，從1967年北約接受“靈活反應戰略”以來，北約的戰略一直是一種“無戰爭的嚇阻”（deterrence of no war）戰略，其威懾的對象既是常規戰爭，又是核戰爭。具體來說，就是有可能要先使用戰術核武器來抵抗華約的傳統軍事力量攻擊，當戰術核武器無法阻止戰爭爆發的時候，戰略核力量就會發揮作用。按照這樣的核武器的戰爭使用構想，北約和美國在整個冷戰期間從來沒有提出過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正是憑借著這樣一種較低的“核門檻”，西方希望強化威懾的可信度。因此，冷戰時期美國和西方的核戰略可以說是一種真正的“核威懾戰略”。這時，核武器有可能在戰術和戰略這兩個層次上使用，也可以為了達到獲勝或抑製侵略的目的，在戰場和敵人的後方這兩個空間上運用。在這方麵，核威懾的“意誌力”——能否下決心動用核武器來對付侵略性進攻——是實現威懾效果的關鍵。西方的政治家、戰略家和防務官員在解釋此威懾戰略時，都強調在發生正麵軍事衝突的情況下，不惜“立即升高”（immediate escalation）核力量的使用，使得歐洲戰場的局部戰爭很可能在爆發幾個小時之後就“升級”到全麵核大戰。因此，冷戰時期的核威懾是建立在核武器有可能直接運用於戰場的基礎上的，它不單要遏止核大國之間的“第一次打擊”的冒險性的“先下手為強”式戰爭，也要遏止挑釁性的、或者蓄謀性的常規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