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上台後，加大了對俄羅斯做工作的力度。一是表示可以美俄攜手建立21世紀的“國際戰略”新框架，將俄明確定位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二是揚言要購買俄的導彈防禦係統，不惜進行利誘；三是布什政府在2月支持國會立法議案，減少對俄核武器拆除和安全儲運的經費支持；四是提出單方麵核裁軍，對美俄核軍控作出積極姿態；五是對俄發動導彈防禦外交攻勢，聲稱未獲歐盟和俄羅斯同意，不會擅自作出部署決定。
反導條約的未來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普京這位47歲的俄羅斯新領導人的手中。反過來說，普京手中的選擇似乎並不多。但為了俄羅斯的利益，普京絕不可能輕易地在反導條約上作出讓步。2000年8月中旬，普京決定不管START Ⅲ會談結果如何，俄羅斯都決定將自己的戰略進攻性核力量削減到1500枚核彈頭的水平。[107]2001年1月，普京政府正式通知美國，第三階段START談判的目標為1500枚核彈頭。因此，普京政府似乎難以在反導條約修改問題上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最終，由於俄羅斯拒絕修改反導條約，美國將NMD部署僅僅停留在C-1能力層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著的。美國從目前來說，修約的決心已定。即便美國的意圖實現了，反導條約修改了，這也難以堵住國際社會反對NMD部署的嘴。但更重要的是，不管反導條約以什麼樣的方式修改，冷戰結束10年以來過渡性的國際安全格局將會以此為起點出現新的重大變化。國際安全在進入“後反導條約時代”以後，將出現什麼樣的變化目前尚難以預計。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俄羅斯作為抗衡美國霸權的國際角色將大大削弱，俄羅斯有可能快速地融入西方社會。其結果，將是國際社會所追求的多極化目標的漸行漸遠。對於這樣的結果，中國應有充分的思想和戰略準備。
美國有可能放慢NMD部署的步伐嗎？
對美國來說，“導彈威脅”從50年代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從那時以來，美國對付導彈威脅的基本手段本身是多樣化的。總起來看，它們可以分為威懾、軍控、製裁和積極的接觸性外交這四個部分。針對不同的導彈威脅，美國會采取不同的對策，但基本上是這四種手段的交替與平行使用，隻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和針對不同的對象時，上述手段的運用有不同的側重而已。比如，在當前朝鮮的“導彈威脅”問題上，美國事實上是這四種手法同時都在運用，以便軟硬兼施，達到美國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不排除美國政府通過加強外交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與所謂“流氓國家”之間紛爭的可能性，不排除美國強調非導彈防禦手段來對付導彈威脅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美國放慢NMD部署進程，並暫時將NMD部署定格在G-1方案上的可能性。克林頓政府至少也在交替使用各種手段。
在2000年3月伊朗國內的選舉中，改革派獲得了全麵勝利。這為伊朗軟化反美立場提供了可能性。克林頓政府宣布改善同伊朗政府的關係，取消部分對伊朗的製裁。7月，伊朗外長訪問了美國，雙方就兩國關係的改善舉行了有益的磋商。繼1999年6月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提出“佩裏進程”以來，美國對朝鮮一直也在推行“談判”政策。6月12日朝鮮半島的南北首腦會晤也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在首腦會晤之後，朝鮮半島局勢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現在作出結論還為時尚早，但和解的氣氛會進一步發展。6月15日，美國宣布將向朝鮮捐贈5噸食品，並少有地讚揚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在曆史性的朝鮮半島首腦會晤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108]美國推動改善與這些國家關係的舉動，無疑可以為美國政府作出“延遲部署NMD”的決定創造外交理由。因為美國是否麵臨被“證實的”導彈威脅，一直是克林頓政府部署NMD的理由之一。
2000年7月10-12日，美國和朝鮮舉行的導彈問題談判再一次宣告失敗。朝鮮要求美國每年向朝鮮支付10億美元的補償，同時還斷然拒絕了美國所提出的要求朝鮮終止導彈試驗和研發的提議。但美朝導彈問題談判的大門沒有關上，雙方的討價還價還在繼續進行。不排除在適當時候和適當條件的基礎上，美朝在朝鮮的導彈問題上再次達成協議的可能性。美國國內也有意見提出，朝鮮的“導彈威脅”問題可以通過“付錢”的方式予以解決。[109]在過去6年中，美國和朝鮮最終就具體問題達成協議的例子已經不少了。例如，在1994年，美國和朝鮮達成了朝鮮半島核能開發的協議，美日兩國出錢用輕水反應堆取代了朝鮮的重水反應堆，並建立了負責朝鮮半島核能和平應用的KNPD計劃。1999年4月，美朝就對朝鮮金昌裏地下設施進行核查達成協議，美國為此次核查支付了大量的糧食和藥品援助。如果美國政府能夠考慮以外交手段、而不是以軍事手段來解決美國所認為的“流氓國家”的導彈威脅，白宮也可以自己找到台階走下NMD部署這個“老虎背”。2000年7月下旬，參加東盟地區論壇（ARF）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與朝鮮外長首次實現了兩國曆史上最高級別的政府官員會晤。據稱，美國近來也取消了將有些國家稱為“流氓國家”的做法。[110]到8月，朝鮮政府在駐韓美軍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讓步，金正日同意美軍繼續駐留在朝鮮半島，不再以美軍撤出韓國作為南北關係進一步改善和朝鮮停止導彈研製計劃的前提條件。這一讓步無疑為朝鮮半島安全局勢的緩和進一步打開了大門，也為美國運用積極外交手段開辟了新的天地。
此外，美俄、美歐和美中關係也是白宮決定NMD係統如何部署和到底在什麼時間部署的基本約束性力量。克林頓政府的主要防務官員在談到NMD部署時，提出俄羅斯、中國和歐洲盟國等國的立場是“考慮因素”。這是美國政府在前一段時間一直避免談的問題。5月9日，日本朝日新聞社著名記者船橋洋一在華盛頓采訪了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船橋直接向科恩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如果美國大幅度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強行實施國家導彈防禦係統計劃，俄羅斯和中國就會予以抨擊，並且可能引發核軍備競賽。另外，還可能對與歐洲和日本的同盟關係產生負麵影響。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科恩對此的回答是：“這牽扯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美國政府預定在夏季決定部署國家導彈防禦係統，目前尚未作出決定。大概會考慮擴軍和與盟國的關係等各種因素之後作出決定”。[111]據美國《洛杉磯時報》報道，以中央情報局牽頭，美國情報部門正在擬訂一份名為《國家情報估計》的報告，該報告將提交給克林頓總統作為是否決定部署NMD的參考。該報告將著重說明擬議中的NMD部署計劃很可能產生一係列破壞安全與穩定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將大大增加戰略和中程核導彈的研製和生產，核技術在中東進一步擴散，以及危及美國與歐洲盟國的關係等。該份絕密報告的附件還將指出，從1999年11月朝鮮對美國作出凍結彈道導彈試驗計劃的承諾以來，來自朝鮮的導彈威脅已經減少了。[112]這份報告將是美國政府對NMD部署的後果所作出的第一份評估報告。
建立彈道導彈防禦來對付美國麵臨的所謂“導彈威脅”的方法，並不完全是冷戰後美國新發展出的一種方法。就這一方法所希望達到的軍事目標來看，是為了增強美國的威懾力，擴大美國軍事力量在全球範圍內自由行動的能力，並利用冷戰後美國所處的地位來追求美國不受挑戰的戰略力量地位。重要的是，在後冷戰時代，以導彈防禦係統的部署來對付美國麵臨的所謂“導彈威脅”，其含義並不簡單地在於軍事和戰略領域，更具有美國在當今的國際體係中所追求的深刻而又廣泛的政治、經濟、科技內涵。從美國目前的經濟強勁增長勢頭以及巨大的政府財政預算贏餘來看，國際社會的反對聲浪將難以阻止美國部署NMD係統的步伐。
在冷戰時代，不是美國不想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計劃，而是當時尖銳冷戰的特點以及前蘇聯在戰略力量上與美國處於均衡狀態的實力地位，決定了美國無法去冒研製和部署大規模彈道導彈防禦係統有可能帶來的無法挽回的風險。如果不是前蘇聯在90年代初的解體，即使“星球大戰”計劃完成了技術準備工作，也很難相信美國政府會將“星球大戰”計劃真正投人部署階段。從1983—1990年，星球大戰計劃都隻是處於係統規劃和技術準備過程中，對當時的美蘇關係和國際戰略穩定來說，都沒有構成真正有形的和實質性的衝擊。另外，當時美國的技術能力，也還達不到能夠使得導彈防禦同導彈進攻一樣可靠的技術保障。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進行導彈防禦係統部署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已經同冷戰時代相比出現了巨大變化。
首先，美俄之間的實力差距在過去的10年中越拉越大。在冷戰後期的80年代，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相當於美國的65%—70%，是與美國在同一數量級水平上的超級大國。在戰略力量上，美蘇也基本旗鼓相當，甚至在某些領域，如SS-18這樣的超級洲際導彈上，蘇聯還領先於美國。在核彈頭的總體數量上，蘇聯也要超過美國。但是，冷戰結束10年後，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隻相當於美國的1/20.戰略力量上雖然與美國還有一比，START談判也保持了均衡裁軍的原則和勢頭，但是俄羅斯的戰略力量已經不再對美國構成必須全力以赴來加以克服的重大危險。即便現在美俄核裁軍停止，俄羅斯的經濟實力也難以保持“威脅”美國的戰略威懾力。1998年的美國《年度國防報告》作出了如下判斷：“2015年之後，可能出現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這樣的潛力。”[113]顯然，美國已經將俄羅斯視為未來的威脅來源，而不是現在。而且，這樣的威脅來源從目前來看也僅僅是潛力而已，並非15年之後俄羅斯和中國必然構成對美國的重大威脅。因此，美國不需要再擔心因為NMD部署而付出它難以承擔的風險成本。
其次，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巨額的財政預算贏餘為美國部署NMD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美國已經保持了連續126個月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勢頭。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的預測，在未來10年中，美國的預算贏餘將達到4.6萬億美元。而到1999年年底，美國的所有外債還不足1萬億美元。對於美國的政治家來說，巨額的預算贏餘是不可忍受的。因為，美國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政治權力的基礎都來自一個典型的、成熟的市場經濟。財富必須走向流通和市場，不僅是美國的經濟法則，也是政治法則之一。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提出，美國正在麵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應對因財富而引起的尷尬”[114]。
無論是克林頓政府1999—2000年持續兩年宣布大幅度提高軍費，還是白宮NND〕部署的“克林頓方案”，無論是美國準備花55億美元準備進行的B-3戰略轟炸機研製計劃，還是共和黨所主張的縮小版的“星球大戰”計劃，這些軍備建設和軍費開支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花錢。把錢花在能夠鞏固國內政治權力基礎又能使得美國在世界上的一實力地位進一步提高的項目上，也把錢花在能夠帶動美國進一步聚斂財富的項目上，如增強美國的科技競爭力，為美國的技術創新開發新的領域。導彈防禦計劃本身就是一個美國的政治家想要花錢也十分舍得花錢的計劃。這是美國今天政治和經濟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否則，美國也不會花600億美元來對付幾個屈指可數的“流氓國家”區區5-25枚的“導彈威脅”。1994年美國用KEDO，方案解決朝鮮核危機時，全部的花費不超過7億美元，其中還有4億來自於日本。2000年2月克林頓批準的2001財政年度軍費開支總額達到了3054億美元，比2000財政年度增加了165億美元，增長幅度達到了5.7%。占全球軍費開支總額的1/3以上，是美國之後軍費開支前8位的國家（地區）的總和。[115]
從目前來看，整個導彈防禦計劃進人部署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擋不住的趨勢。2001年4月23日，波音公司向美國國防部提交了不同的NMD部署方案。其中一項是在2004年3月之前在阿拉斯加建立5個攔截導彈發射點。拉姆斯菲爾德也表示，美國很可能在沒有完成測試工作之前，就部署某種反彈道導彈係統。因為布什政府相信，即使部署的是小型項目，近期內建立一些導彈防禦設施比兩手空空要強。
美國導彈防禦計劃具有戰略防禦能力，將會大大增強美國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優勢和威懾效應。其聯合研製，客觀上也將導致導彈技術擴散，增強武器擴散的風除。但是，從武器分類上，導彈防禦係統並非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不是通常以進攻性戰略武器來衡量的戰略性核力量。隻要NMD和TMD的攔截導彈不裝上核彈頭，它們都隻能算作是常規武器。因此，導彈防禦係統在美國可以鑽很多的空子。例如，在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計劃中，並沒有削減TMD係統的條款。迄今為止的START Ⅱ及其補充議定書都沒有對NMD的限製。在促進世界“無核武器化”的軍控進程中，並沒有削減和限製導彈防禦係統的內容。未來的軍控談判中，將導彈防禦係統與反導條約和CNTBT執行機製聯合起來談的可能性不大，盡管部署NMD的實際後果將可能導致反導條約的崩潰以及CTBT難以達到法定批準國的數量而正式生效。因此，讓國際軍控談判來覆蓋導彈防禦係統、通過多邊軍控架構來進行約束的可能性非常微弱。2000年NPT審議會議未能將NMD部署問題列入大會議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從美國來說，發展導彈防禦係統有非常多的好處。我們已經探討過這些係統對美國作為防擴散“反製措施”的意義，包括對美國冷戰後抵消現實威脅的作用，增加美國海外軍事行動能力的好處。同時，以導彈防禦來加強美國進攻性核武器削減後戰略威懾力的空缺，將是美國安全戰略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的基本打算。目前，在美國反對核武器，要求降低和取消核威懾的呼聲不斷高漲，[116]這也是與要求實現無核化世界的期望相一致的。美國政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會降低核武器的威懾作用和在安全戰略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為了順應這一潮流，不會再度大規模發展核力量，而將走核力量質量提高的道路。導彈防禦係統一旦部署，不僅將鞏固進攻性戰略核力量削減後的戰略威懾力，更可以增強美國常規軍事力量的戰略性威懾力，進而有可能更多地依賴常規軍事力量的威懾力，實現美國威懾力結構性的調整和多樣化的發展。到那時，美國有可能利用常規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以及可靠的導彈防禦體係為兩張“王牌”，逼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與美國一起進行所謂的“均衡核裁軍”。
冷戰結束10年了，對美國來說，國際安全規製的基礎和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後冷戰時代的安全保障不僅需要美國維持自身實力，還需要與俄羅斯合作建立全球戰略安全關係，與中國合作推動軍控和防擴散進程；通過與歐洲的同盟關係加強美國在全世界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部署NMD作為美國對後冷戰時代安全的反應，與美國其他的反導彈威脅和增進安全的努力，存在著內在的難以平衡的缺陷，也反映了美國在安全目標追求過程中的國內政治因素與一項嚴肅的外交政策之間的難以彌合的差距。NMD的部署，對美國來說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它意味著美國自己在實力地位基礎上安全環境的改善和安全手段的擴張。這正是一種被稱之為“進攻性”現實主義政治邏輯的客觀反應。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以及國家間力量的相對變化，使得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能確認自己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安全問題。國家無法知道它們是否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安全，但它們卻知道一件事情：一個擁有力量的國家比一個沒有力量的國家更安全。這種認識使國家尋求一切機會壯大自己。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大國，也是後冷戰時代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還是信奉實力至上的安全法則，信奉自己有了超強實力還必須要有“超超強”實力才是最終的安全。美國這麼做並不僅僅是因為有某種明確的威脅必須麵對，更是因為它們要未雨綢繆，準備應付那隱含在無法預測的未來當中的潛在威脅。[117]但從80年代初歐安會所提出的“共同安全”的理念來說，當代的國際安全不能隻是簡單地建立在個體安全的基礎上，如果自己安全了，哪怕是你的敵人不安全，你還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因此，在一個隻有美國自己才有真正安全感的世界中，美國到頭來還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安全。90年代美國出現的幾樁著名的恐怖主義爆炸案件，如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和俄克拉荷馬州政府爆炸案，可能對美國安全的威脅更嚴重、也更迫切。而對付這些恐怖主義活動，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基本無用。隻要白宮主張部署NMD係統，它就難以避免各種安全政策之間難以兼容的內在矛盾。今後，不管誰入主白宮，都將不得不麵對美國霸權式的導彈防禦計劃與其他安全政策目標之間的衝突與調和的問題。
從站在軍控以及傳統威懾理論與均勢基礎上的戰略平衡與穩定觀念來說，這樣的調和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從戰略防禦到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的結合，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不是簡單跨越了當代軍事科技的革命性變革問題，而是跨越了迄今為止一直在努力支撐著有關國際安全的基本理論和現實架構。而正是在這樣一個傳統架構上，國際關係才使得所有的國家都多少感到信心、行為的可預測性以及一個相對穩定的未來。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曾明確提出，如果美國政府要繼續推行削減戰略武器計劃，同時又竭力想部署NMD，就等於是“瘋人在說瘋話”。[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