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副總理在訪美期間會見了美國總統布什和其內閣的許多重要成員。雙方進行了廣泛的、建設性的、開誠布公的對話，共同表達了努力推進中美關係發展的強烈願望。3月21日，錢副總理與鮑威爾舉行會談。在會談中，錢副總理強調，多年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曆屆政府都表示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中方希望美方按照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原則，處理台灣問題，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98]鮑威爾強調美國政府重視美中關係，並致力於促進美中關係的發展。鮑威爾重申了在對華關係上的“坦率”原則，他說：“我們認識到雙方在重要問題上有很大分歧，但我相信，處於我們這樣一種關係中的兩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對我們讚同和反對的各個問題進行坦誠布公的會談。”錢副總理則友善地表示，雙方的確存在分歧，但這些分歧不是無法“溝通”的。[99]雙方也都提到了尋找利益和政策共同點的重要性。布什總統在3月22日會晤錢副總理時表示，美國還沒有就對台軍售作出什麼樣的決定。但他強調：“我可以看著你的眼睛告訴你，中美兩國可以保持友好關係。美國不想做任何事情威脅你們。我想要你把這一點轉告你的領導人。”[100]布什說，他將“堅定”但“尊重性地”與中國談論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爭議。針對布什總統所提出的“尊重性”地談論兩國之間的分歧，錢副總理也作出積極回應。他說：“在我們的共同利益部分，我們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的關係，在我們的分歧部分，我們也可以開展良好的意見交換。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確信我們可以找到解決所有問題的方式。”[101]
從目前來看，布什政府在4月份的美台軍售會議上決定正式批準向台灣出售“宙斯盾”級軍艦或者PAC-3反導彈係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美國也清楚中國的“底線”，如果白宮這麼做，無異於在中美之間主動挑起紛爭和衝突，中美關係又將從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之後陷入最低點。這樣做，無益於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與發展，也有損於亞太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正如錢副總理所指出的，中美都願意和平，都願意看到新世紀是一個和平的世紀，這是中美兩國之間最大的共同點。[102]中美之間有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來維持台灣海峽以及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紐約時報》在2001年3月22日發表社論指出，最使美中關係動蕩不定的因素就是台灣問題。如果布什總統屈服於保守派的壓力，向台灣出售裝備最先進的海上雷達係統的“宙斯盾”軍艦，就可能使美國的對台政策長時間無法協調。社論認為，兩國沒有必要成為敵手，華盛頓必須清楚，中國不允許台灣“獨立”的決心是無法動搖的。美國向台灣銷售“宙斯盾”軍艦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是不合適的。它會被看成是不必要的挑釁行為。更何況，向台灣出魯“宙斯盾”軍艦；非但不能提高台灣海峽的安全性，反而會增加其危險性。[103]
美國以軍售形式實現TMD入台，是近年來美中關係中最具殺傷力的事件。美國對台軍售，既涉及《與台灣關係法》賦予白宮的所謂對台“安全義務”也是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既應遵守美中政府間“八·一七公報”的原則規定，也同中美關係的基本狀態密切相關；它既涉及美國對華戰略的基調，也同美中之間的安全及政治關係息息相關。回顧曆史，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和建設性的發展，是兩國抑製對台軍售消極影響的重要基礎。能否成功阻止TMD入台，目前既是中、美、台三邊政治和外交角逐的中心內容，也是中美關係如何在新世紀繼往開來的重要指針。隻要中美關係保持健康和穩定的發展，對台軍售對美中關係的毒化作用就會降低，美國在批準向台灣出售武器的項目上也會有一個務實的考慮。布什總統很清楚地指出：“我將會依據我認為的兩國關係的最佳利益，以及符合我們義務的最佳利益來處理。”[104]從目前來看，錢副總理訪美之後，布什政府仍然會依據美中關係發展的需要以及美國對台灣的“安全義務”之間的平衡關係，來作出對台軍售決定。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對台軍售問題在未來相當時間內，仍是困擾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以軍售方式實現TMD入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中之間並沒有真正就美國不向台灣出售TMD相關武器係統達成協議。從克林頓總統以來，美國政府都沒有、也不會輕易在這個問題上對中方作出任何承諾。布什總統3月22日在會見錢其琛副總理時也說過：“根據《與台灣關係法》，我們必須承擔一些義務，而我們也尊重這些義務……我會以一種坦率的方式表達我們的國家的利益，但我會用一種尊重的方式去做。”[105]美國對台履行“安全義務”，關鍵是它體現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是美國要牽製和影響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手段，更是美國東亞安全戰略一部分。問題是，首先，布什政府究竟準備以什麼姿態來同中國交往？布什政府已經表示得很清楚，中國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並不占據中心位置，而把發展關係的重點轉向日本。但正如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可以對日本或者中國這兩個最大的亞洲國家采取厚此薄彼的政策。這樣做將會迅速產生一係列的問題，而將被忽視了的這個國家重新拉回到美國亞洲政策的中心位置。[106]任何因為忽視中國在亞洲地區事務中的作用而對中國采取強勢政策，希望壓中國接受某種結果的做法，隻會挑起美中對抗的升級。其結果，隻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美中兩國在TMD入台問題上的爭議就是如此。
其次，布什政府是否願意麵對兩岸關係緊張的現實。過去10年中，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軍事對抗在升級，相互的不信任也在加劇。究其原因，完全是台灣當局的分離主義傾向所造成的。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一貫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製”。隻要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就可以恢複談判，而且什麼都可以談。但是，美國國內的台灣問題辯論幾乎一邊倒地從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出發，強調所謂“自由原則”，武斷地認為是中國大陸在提升對台灣的威脅。客觀上來說，美國從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對台海兩岸局勢的分析和結論，也是加劇兩岸軍事關係緊張、助長台灣對抗意識的重要原因之一。白宮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政策有三個支柱：一個中國原則、和平解決和兩岸對話。美國希望看到兩岸關係和平解決的願望固然不錯，但事實是，美國現行的兩岸政策是一個維持僵局、由美國來保持兩岸軍事力量動態平衡的政策，無助於降低兩岸的緊張狀態。這樣的政策持續得越久，兩岸關係的對立也就持續得越久。因此，布什政府應該追求一個積極的兩岸關係政策，其目標是減少兩岸的軍事緊張，增加相互信任和鼓勵台灣方麵與大陸恢複對話和談判。布什政府必須深刻地意識到，單靠向台灣出售更高級的武器係統的方式，隻會促成兩岸軍事對峙的升級，而無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解決。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ough）最近提醒白宮，TMD問題不應該成為中美戰略對抗的導火線。如果美國想要迫使中國迎接挑戰，這樣的政策在亞洲得不到普遍的支持。[107]但願布什政府上台不要使美中兩國在TMD與台灣問題上的爭議進一步激化。布什政府如果期望通過“宙斯盾”軍艦和PAC-3售台來“保持兩岸和平”，隻能加深中國與美國的對立，並縮小中國可以作出靈活選擇的政策空間。如果真是這樣，美國的現行兩岸關係政策將徹底走向失敗。
反對TMD入台與中國的對策
問題是，如果中國放棄使用武力統一的最後選擇，兩岸關係就能夠在統一進程上獲得突破性進展嗎？或者說，消除了“武力威脅”，台灣就願意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統一問題嗎？種種跡象表明，台灣當局根本不可能在大陸即使放棄行使武力的情況下積極回應大陸的統一呼籲。
沒有了“安全牌”，台灣還可以大打“民主牌”、“經濟牌”、“人權牌”，甚至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牌”。大陸方麵放棄或不放棄行使武力統一的最後保留權，從理論到現實，都不是兩岸關係的基本障礙。台灣和大陸之間有關TMD的爭論，本質不是“誰威脅誰”或者“威脅度有多大”的問題，而是到底是堅持統一，還是堅持分裂的問題。隻要台灣當局堅持分離主義傾向，兩岸的政治性談判無法進入框架性的階段，中國就不能放棄對台以武力實現統一的最後選擇。對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而言，接觸、對話固然重要，必要的“威懾”和“壓力”是促進對話、保持海峽局勢整體穩定的基礎。如果兩岸之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TMD入台的一係列政治和安全問題上難以進行對話和接觸，中美之間的TMD衝突，從長遠來看難以真正平息，兩岸關係的建設性發展也就更難實現。
不放棄行使武力的最後選擇與緩和兩岸軍事對立本身並不是矛盾的。為了顯示中國大陸和平談判的誠意和決心，我們也可以采取建設性地調整海峽地區的軍事部署、減緩兩岸軍事的敵對狀況、就兩岸安全互信進行接觸和交流等一係列措施。同時，以靈活的方式，加大兩岸接觸與對話的力度，減少台灣方麵打“安全牌”的種種借口。兩岸之間應該並不懼怕分歧，而隻怕沒有對話和交流。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朱鎔基總理倡議兩岸盡快進行政治談判，結束敵對狀態。兩岸的結束敵對狀況的談判就可以包括台灣一再提出的“安全”問題、軍事相互信任以及TMD問題等各種議題。這是兩岸解決TMD衝突的根本途徑。“一國兩製、和平統一”是中國政府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長期方針。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以來，中方強調的也是隻要台灣方麵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什麼都可以談。問題是，現在台灣當局就是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或者說，隻是強調“未來的”一個中國。這表明，台灣新領導人缺乏足夠的誠意和決心來麵對兩岸之間的緊張狀況。隻要台灣當局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的鬥爭就一刻不能停止。然而，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台灣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利用各種積極措施，促進島內政治生態朝著對話、談判和統一的方向發展尤為值得重視。
進入2000年以後，中國大陸對台灣“大選”以及新政府保持了相當大的忍耐力，中美從1999年7月以來也在不斷加強在台灣問題上的信息交流和協商。因此，台灣現在“安全牌”打得再凶，國際上的回聲卻寥寥無幾。克林頓政府的政策是，不願意突出渲染什麼台海軍事危機或者存在著激烈的緊張氣氛，更無意於為台灣的“安全牌”推波助瀾。美國並沒有認為中國大陸就想從軍事上去迫切地占領台灣。美國的立場很清楚：不想由於兩岸的安全緊張過多地幹擾美中關係的正常發展，更不想被台灣拖入台灣海峽兩岸的戰爭。在這方麵有三個因素將製約美國對TMD入台以及相關的軍售政策。
（1）美國已經了解到，如果台灣海峽兩岸爆發戰爭，那麼，中國從軍事上解決台灣問題的行動將不會顧及美國是否實行直接的軍事幹預。換句話來說，中國一旦對台動武，而且美國也真的派兵卷人，中美的直接軍事對抗將不可避免。其結果隻能是一個“都輸”的結局。2000年6月23日美國國防部在其中國軍事戰略的報告中提出：“如果第三方軍事介入與中國的軍事衝突，那麼中國軍隊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期造成嚴重的死傷，並削弱介入方的決心。”[108]這對美國來說，同樣是一個具有“威懾力”的結論。
（2）在中美簽署WTO雙邊準入協定、PNTR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中國有望近期內加入WTO的情況下，中國市場向美國已經敞開了大門，美國也將在中國獲得巨大的商機。兩國政府走到這一步，不說是千辛萬苦，但也來之不易。白宮不應該因為TMD入台問題的一時衝動或者單純從台灣的“安全考慮”而宣布TMD入台，從而斷送在中國市場上的巨大商機。
（3）美國白宮和軍方並不認為中國大陸在短期內就會對台灣動武。2000年6月23日美國國防部中國軍事戰略報告，認為“中國大陸未來攻台的可能性很小”。“解放軍在未來5年內聯合作戰能力依然非常有限，而台灣在製空和反登陸方麵都將保持優勢”。直到2020年之後“取得對台灣的優勢，而且中國大陸軍隊可以從三棲登陸、海空封鎖以及空中核打擊對台灣造成極大威脅”[109]。這等於是在說，美國認為，在20年內，中國軍隊沒有把握真正從軍事上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台海安全沒有這麼大的“迫切性”，TMD入台當然還可以是一個需要不斷觀察的問題。美國相信，無論是從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的準備和把握性，還是從對中國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的了解來說，中國大陸都不存在著短期內（2005年以前）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即使是在2000年3月台灣“大選”前的緊張時刻，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萊爾在訪華結束後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也表示，中國大陸沒有對台灣動武的意圖。
美國將繼續擴大對台灣防務需要的軍售合同。這個需要將根據兩個原則：一是美國的所謂“安全承諾”，具體來說就是還會通過軍售來平衡兩岸的軍事實力；二是美國將根據兩岸軍事力量的對比來提高軍售的質量和內容。2000年6月23日的報告對此的結論是，如果台灣采購不到最新的武器裝備，那麼台海雙方的作戰力量的差距會越拉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兩岸局勢的變化，美國存在著對“宙斯盾”軍艦這樣的軍售項目作出售台決定的可能性。但不是在近期。如果“宙斯盾”軍艦比中國大陸現有的最新式的“現代級”軍艦領先10年的話，那麼，3—5年內，美國政府可能會繼續拖延向台灣出售“宙斯盾”軍艦和係統。
在美國最終決定將TMD延展到台灣之前畢竟還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除了顯示中國強烈反對的態度和立場之外，如何積極地、建設性地去利用這些空間同樣重要。台灣方麵“安全牌”打得再凶，TMD的決定權不在台灣，美國作出TMD選擇的最終依據台灣也隻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台灣想要將TMD真正拿到手，一要看美國的臉色，二要看中國大陸的態度。唐飛自己都承認，不是台灣有錢就能夠參與TMD的。與此同時，台灣也麵臨著來自美國的有關要緩和兩岸局勢、推進雙方對話和接觸進程的壓力。台灣目前將自己在TMD問題上的戰略和策略設計得十分“精巧”，自認為進退有餘，竭力希望在抵製兩岸政治性談判和避免直接同祖國大陸就安全和TMD問題進行對話等道路上能拖多久就多久，利用中美之間的TMD爭論形成加入TMD、進一步提高自身軍事實力的既成事實。中美圍繞著TMD問題就兩岸關係與東亞區域安全的衝突越激烈，台灣就越有空子可鑽，兩岸關係分裂的現狀對台灣來說就可以維持得越久。但曆史終將證明，這隻是台灣的一廂情願而已。如果讓台灣把“安全牌”打得越足，台灣在參加TMD時的信心就越足，認為自己的“希望”就越大。如何降低台灣的“安全”借口，是解決兩岸以及整個TMD問題的關鍵。
在台灣海峽兩岸圍繞著統一還是走向獨立的鬥爭中，時間的競賽將證明中國必定是獲勝的一方。兩岸的統一絕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認為統一拖得越久，台灣問題就越難解決。中國必將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走向強大、民主和繁榮。這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信心所在。正如錢其琛副總理2000年8月26日在接見台灣聯合報係訪問團時所說的：“我們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109]一個穩定、繁榮和強大的中國，將是台灣最終回歸祖國、實現兩岸統一的根本保障。
中美兩國當前在TMD問題上的衝突，不僅反映了兩國對東亞地區安全所持的不同看法，更體現了穩定和發展兩國關係時如何彼此理解和尊重各自不同的利益主張，特別是能否理解和尊重中國從主權和渴望統一的民族感情出發所製定的台灣政策。中美之間的TMD爭論，深刻地反映了雙方安全和政治關係中至今難以消除的矛盾和脆弱的一麵。如果美國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作出將TMD擴展到台灣的決定，無疑將會給中美關係帶來災難性的影響。TMD不同於1992年布什政府作出的向台灣出售F-16戰機的決定，它不是一項簡單的武器技術問題，而是中美關係中一個具有綜合意義的戰略性問題。一旦TMD擴展到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東亞戰略態勢都將會發生決定性的變化。TMD很可能誘發兩岸軍事對峙的升級，隻會促成兩岸局勢進一步動蕩，進而人為地導致東亞地區安全狀況進一步向消極和複雜化的方向發展。TMD無疑是對新世紀中美關係的一項艱巨考驗。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2000年7月月初訪華時提出，美國高度重視與中國所進行的戰略對話。解決中美之間TMD這樣的戰略性問題，需要兩國同樣站在戰略的高度。中國政府目前強烈的反對態度，以及基於自身的政策考慮，白宮在TMD問題上采取了謹慎和低調的立場，使中美之間的TMD爭論暫時有所緩解。然而，全麵推進穩定、健康和富有建設性的中美關係，才是化解兩國TMD衝突的根本辦法。中國方麵除了要繼續要求美國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所製定的原則之外，還將繼續推動兩岸對話與磋商的接觸進程，推動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與安全交流，推動中美關係的全麵深人和發展。在戰略上，既要高度重視TMD入台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采取針對性的軍事措施，又要以積極的姿態回應TMD對中美關係所帶來的挑戰。
注釋
①參見唐家璿外長1999年3月7日在人民大會堂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3月8日。
②Herry Kissinger，“Clinton Should Lay Out the Base for New American-Russian Ties，”Washington Post，May 22，2000.
③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p。5—33；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94），pp。34—77.
④《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3日，第1版。
⑤Steve Chen，“Relating to China：Problematic Approaches versus Feasible Emphase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61，No。4（Spring 1999），pp。179—185.
⑥Richard Fisher，“Report on Zhuhai Air Show，”The Heritage Foundation，November 8，1996；Stephen A。Cambon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in Northeast Asia，”Survival，Vol。39，No。3（Fall 1997），PP。64—84；Greg Greerarid and Richard Fisher，Jr。，“Chinas Missile Tests Show More Muscle，”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March 1997，pp。1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