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在總統選舉獲勝後不久，借俄羅斯國家杜馬批準《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動力，已經精明地將美俄進一步核裁軍與維護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反對美國部署NMD聯係在了一起。此舉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支持。在目前俄羅斯堅定的“裁軍攻勢”麵前，美國的NMD部署計劃已然走進了進退兩難的處境。NMD武器係統是否部署，將會導致國際核軍控走到“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地步。這就是說要麼美俄繼續合作核裁軍，並進而逐步帶動起五個核大國進行核裁軍，要麼暫停實施那些至關重要的國際核裁軍和核軍控協定。如果真的走到美俄核裁軍停滯、國際核軍控架構崩塌的這一步，核擴散將是一股難以阻擋的逆流，不僅冷戰結束10年後世界將重新增大核戰爭的危險，大國關係甚至也將有重新倒退回“新冷戰”的可能性。連美國的忠實盟友、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隻會跟著美國跑的日本，也表示了沉重的危機感。日本代表在2000年《核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上表示，作為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日本對過去5年內核裁軍停止不前的狀況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危機”。[66]
（3）美國目前NMD的研製和部署計劃，以及1999年3—6月在科索沃問題上所采取的軍事幹涉主義政策，已經成為激發國際安全新的緊張局勢的基本因素，惡化了國際軍控進程發展應該具有的良好和建設性的國際合作氣氛，為今後核軍控的發展蒙上了濃重陰影。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在總體上不斷趨於緩和，大戰的風險基本遠去，大國之間關係也在不斷改善。在這一背景之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顯然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代表了後冷戰時代建設國際安全的共識。這也是冷戰結束後10年的時間內，國際軍控與防擴散領域取得諸多令人矚目的成果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由於近年來美國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阻礙國際軍控與發展的消極因素正在不斷抬頭。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沈國放大使在1999年10月31日的第54屆聯大第一委員會一般性辯論中概括了當前國際形勢的消極因素：“冷戰思維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發展，天下變得更不太平。在歐洲，冷戰後留存的唯一軍事集團推出戰略新概念，繞過聯合國安理會，以世界上最強大先進的軍事機器對一個弱小主權國家南聯盟狂轟濫炸，使本世紀多災多難的巴爾幹地區淪為這一戰略的試驗場。在亞洲，少數國家加速聯合研發戰區導彈防禦係統，使該地區在冷戰中形成的本應消亡的軍事同盟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北美，破壞戰略穩定的所謂導彈防禦計劃在加緊推進，《反彈道導彈條約》麵臨嚴重挑戰。上述消極事態發展惡化了國際安全環境，阻礙著國際軍控與裁軍進程的健康發展。”[67]
在上述消極因素的影響下，當前國際核軍控持續發展缺乏“不斷前進的和平、安全、穩定和信任的國際大環境”[68]，由此而產生了一係列嚴重後果。自1995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年度審議大會以來，國際核軍控進程一再出現問題。美俄雙邊核裁軍陷入僵局；《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批準進展緩慢；“禁產條約”（Cut-off Fissile Materials）談判難以啟動；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公然違背CNTBT機製和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進行核試驗，國際核不擴散機製受到嚴重打擊，核武器擴散的風險顯著增加。美國著名的Blue Ridge谘詢公司總裁丹尼斯·戈姆萊就曾指出，發展中國家從海灣戰爭中學到的教訓就是有必要用核武器來對抗常規武器優勢；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塞爾維亞人所受到的屈辱更增強了“美國的敵人”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動機。[69]從科索沃戰爭以來，美國所推行的軍事幹涉主義客觀上加劇了國際社會在安全問題上看法的分裂。而NMD部署前景必然使得國際軍控進程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the Conference of Disarmament），即聯合國“CD架構”內，有關的軍控談判目前正在三個層次上進行。首先是“外空非武器化”（Non-Weaponization of Outer Space），就是談判禁止發展任何太空武器，真正實現人類和平利用和開發太空的目的。其具體的目標是簽署有關外空非武器化的國際公約。其次是核裁軍，當前的目標是推動“消極安全保證”（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即無核武器國家希望推動有核國家全部向非核國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並彼此相互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斷減少發生核衝突或者核大戰的可能性。同時，有核國家應該承諾和推進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國際裁軍進程；第三是達成“禁產公約”（Fissile Materials Cut-off Treaty，FMCT）。具體來說，就是凍結各國可用於核武器生產的裂變原料的製造，凍結各國核武器的發展。
西方國家的立場是將這三個方麵的軍控談判分開，竭力希望在“禁產條約”問題上首先取得突破，能夠凍結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有核國家的核力量，也希望以此來促進對印巴核軍備競賽問題的解決，加強國際條約機製的力量來逐步解決包括核擴散等問題在內的國際核安全問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這三個層次的核軍控談判問題上，堅持均衡原則，反對隻是在某一局部領域按照西方國家的意誌實現削弱國際戰略平衡的軍控發展。以中、俄等國為代表的聯合國核裁會成員國，堅持將“外空非武器化”問題與反對NMD部署聯係起來，將美國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武器係統而惡化了的國際裁軍局勢與禁產問題聯係起來，反對隻是在“禁產公約”談判問題上單個問題領域取得發展，但同時卻忽視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在推進導彈防禦計劃等問題上對國際安全的挑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有可能限製美國NMD計劃實施的“外空非武器化”問題上竭盡幹擾和阻礙之能事。1998年5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53/76號決議，要求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重新設立“外空非武器化特別委員會”，推進外空非武器化的談判進程。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美國的阻撓，1999年的日內瓦裁談會未能設立外空特委會。在“禁產”上，由於各方意見和立場相距甚遠，迄今也未能就成立特設委員會或者特設工作組等推進談判進程的機製建設達成一致意見。整個日內瓦裁談會的工作從目前來看，短期內取得突破的可能性甚微。
之所以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現有的僵局難以打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力圖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和部署NMD而給國際關係與國際軍控所帶來的緊張局勢。這種局勢不但表現在美國與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也表現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
美國媒體承認，美國的歐洲盟國對正在擬議中的NMD目前越來越表示直言不諱的懷疑。[70]歐洲國家擔心美國的NMD計劃會惡化美俄關係，給歐洲地區安全帶來新的緊張局勢；擔心國際軍控條約無法穩定，軍控和裁軍進程會受到破壞；也擔心國家導彈防禦計劃一旦部署成功，美國本土可能不會受到彈道導彈的攻擊，就會減少對通過北約組織而對歐洲防務的依賴。歐洲國家的疑慮和反對意見已經大大加強了克林頓政府在外交上推銷NMD和修改反導條約的複雜性。即使與美國防務關係最為緊密的加拿大也對NMD表示反對。加拿大與美國簽署有82項防務協定，是美國最密切的防務盟國。由於在部署NMD問題上加拿大不讚成美國的立場，目前美加防務合作正在出現緊張。加拿大外交部長勞艾德·阿克斯沃西堅決反對美國部署NMD。在4月底的《核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上，阿克斯沃西批評了NMD計劃，認為它是一個，不值得冒的風險，將會導致全球軍備競賽。5月初，美國對加拿大開始施加壓力。美軍航天司令部副司令赫伯特·布朗甚至說，如果加拿大拒絕接受該導彈防禦係統，美國將不幫助加拿大城市抵禦導彈襲擊。這引起了加拿大的強烈反對。為此，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出來打圓場，表示布朗的講話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71]
中國政府與俄羅斯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堅決反對美國研製和部署包括TMD和NMD在內的導彈防禦計劃。中國認為，由於美國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計劃是旨在謀取美國單方麵的戰略優勢，將會打破戰略平衡，導致新一輪軍備競賽，為國際軍備合作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中國政府目前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強調反對和取消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與“太空非武器化”、“禁產”談判以及“消極安全保證”等軍控談判聯係起來。隻要美國繼續堅持在NMD和TMD部署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可以想象的是，有關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進行建設性合作的難度將會進一步加大。目前，印巴核危機是困擾國際軍控發展的重大問題。2000年7月8日，印度外交部長辛格批評美國的NMD計劃，認為這將引發新一輪軍備競賽。如果NMD使得國際社會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擴散方麵進一步陷入分裂，將會對有關國家的軍控政策產生十分消極的作用。同時，國際安全中的核威脅就會進一步擴大。正如沙祖康先生所提出的，美國等國“以防禦導彈進攻為幌子，以所謂的‘正當防衛’為借口，在已經擁有最先進的矛的同時，企圖通過發展和完善防禦之盾，提高其整體攻防水平，奪取21世紀的戰略優勢。這既不符合世界潮流的發展，還將抵消國際核裁軍的努力”[72]。
目前，國際軍控事業進程中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美俄關係。美俄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國家，也是國際軍控進程中占據特殊地位的大國。美國想要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的企圖以及俄羅斯堅決的反對立場，目前已經使得美俄能否避免NMD的幹擾、繼續維持在削減戰略核武器方麵的合作成為了國際軍控事業停滯、倒退還是發展的關鍵。雖然俄羅斯國家杜馬在2000年4月14日隔了7年之後終於批準了美俄START Ⅱ條約，但俄羅斯對美國發起了裁軍攻勢，以維護反彈道導彈條約和美國不部署NMD作為俄羅斯履行START Ⅱ條約規定義務的先決條件。俄羅斯還強調，如果美國拋棄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作出NMD的部署決定，俄羅斯將停止所有的雙邊和多邊的核軍控和核裁軍承諾，並采取單方麵的行動。俄羅斯的這一決定，事實上已經將美國的NMD計劃與俄美核裁軍和俄羅斯對國際軍控機製所承擔的義務掛起了鉤。如果美國無視俄羅斯的裁軍攻勢，繼續一意孤行地部署NMD，必然使國際核軍控與防擴散陷入癱瘓。
國際核軍控與核裁軍事業是全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的共同事業。增強國際安全、實現無核化世界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心願。決定國際軍控和裁軍發展的基本因素是：五大有核國家的合作與協調、廣大無核國家的團結支持與推動、少數正在發展核武器國家的自律以及聯合國的積極推動。目前，廣大無核國家對於核裁軍提出了一係列建設性構想與方案，其中包括不結盟國家的限期核裁軍方案，“新議程聯盟”（Coalition for New Agenda）的核裁軍建議和“堪培拉委員會”（the Canb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的報告等等。[73]這表明了國際社會對於推進“無核武器化”世界的渴望和積極態度。中國方麵一再重申，對於這些報告和建議中的合理成分，五大有核國家應該認真研究和吸取。然而，國際軍控架構能否穩定，國際軍控與防擴散事業能否按照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願望繼續前行，最重要的還是國際關係能否產生出真正製度化的大國協調與合作。任何國際軍控進程的發展，說到底，都是由國際關係的性質和國際體係的特點所決定的。離開了具體的、建設性的以及以合作為主流的大國協調，國際軍控事業的發展可以說寸步難行。因此，推動國際關係的改善和保持大國間安全關係的協調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比國際軍控進程更重要。美國的NMD計劃之所以目前遭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的歐洲盟國以及中、俄等國的反對，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計劃人為地惡化了大國關係，加劇了大國間的安全競爭和潛在的對立，為國際關係平添了新的緊張因素。
展望下一階段國際軍控與裁軍的任務並不難，它們包括：首先，擁有最大核武庫的國家繼續率先大幅度削減核武器的同時，通過《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停止核武器的質量改進和發展；通過締結“禁產條約”製止核武器數量的增加；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確保核武器不擴散，並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和核查下全麵推進該條約的各項目標；通過談判締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無條件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區使用核武器的國際條約，全麵禁止使用核武器；最後，通過《全麵禁止核武器公約》的生效和執行，真正實現無核化世界的美好前景。但是，沒有五大核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的穩定與高層次的政治合作，客觀上來說，要推進這些目標的實現本身就缺乏現實的條件。如果無核國家對有核國家核軍控與裁軍的進程總是徘徊不前感到失望，它們對國際軍控事業的信心也會相應發生動搖，維持核不擴散的任務將會更為艱巨。
如果美國與俄羅斯因為NMD問題而再度擱置（第二階段削減故略武器條約》，甚至有核國家為了新的戰略性對抗而對執行現有國際軍控架構采取單方麵的政策，那麼，不僅冷戰後建立在核大國戰略合作基礎上的國際軍控機製將麵臨癱瘓，事實上大國在軍控和裁軍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也會再次倒退回冷戰時代的相互指責，國際軍控論壇隻能為各自用來鞏固自己的戰略優勢或者保持自己的戰略威懾力服務。而核大國戰略關係的緊張，更會為大國關係的未來走向蒙上陰影。如果大國關係在後冷戰時代無法持續性地發展出穩定、建設性的戰略合作關係，不僅國際核軍控事業將停步不前，國際事務將更多地出現新的緊張局勢，未來的國際格局將有可能再度出現大分裂的格局。因此，NMD是對當代世界戰略平衡的最大衝擊，也是對國際軍控和裁軍事業的最大威脅。其根源就是它違背了當代國際安全的基本法則，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不應該接受、也不可能接受美國將“戰略進攻”與“戰略防禦”這兩項能力集合於一身的霸權主義做法。
注釋
①勞倫斯·弗裏德曼：《核戰略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
②Ivo H。Daalder，“The Future of Amens Control，”Suruiwl，Fall 1992，pp。52—53.
③Theodore A。Couloumbis and James H。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0，p。228.
④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頁。
⑤丹·考德威爾：《論美蘇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頁。
⑥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New York：the 21th Century Founation，1961，pp。1—2.
⑦勞倫斯·弗裏德曼：《核戰略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頁。
⑧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15.
⑨肯尼斯·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205頁。
⑩同上，第213頁。
[11]丹·考德威爾：《論美蘇關係》，第38—39頁。
[12]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p。236.
[13]顧德欣、牛永軍主編：《核幽靈的震蕩—20世紀核問題回顧與思考》，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頁。
[14]L。S。Spector，Going Nuclear War，Cambridge，Mass。：Ballinger，1987，p。15.
[15]R。A。Falk，and S。H。Mendlovitz，eds。，The Strategy of World Order，Vol。2，New York：World Law Fund，1966，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