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蘇之間的核裁軍機製之外，90年代國際社會在防止核擴散和進一步推動核軍控發展等方麵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國際軍控在後冷戰時代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國際安全意義。一首先，冷戰的結束和美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發展，為國際軍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在軍控領域的鬥爭中，兩極對抗的瓦解有利於國際社會真正實現軍控合作；合作性的、而不是對抗性的軍控機製得到了不斷發展。[21]其次，國際軍控的目標不再是為了降低局部軍事領域的緊張狀態，或者隻是為了穩定美蘇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對抗關係。在軍控領域中，大國間的合作與協調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後冷戰時代的國際軍控目標首次出現了向全麵降低國際安全緊張關係發展的趨勢。實現“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心聲。第三，國際軍控事業成為國際社會不斷走向團結與合作的象征。以中、小國家為代表的國際軍控力量在軍控舞台上空前活躍，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了軍控談判進程，並發揮了越來越突出的影響力，少數大國壟斷國際軍控的局麵基本結束。國際軍控成為追求和平、安全與合作的國際社會的共同事業。第四，國際軍控更多地反映了國際社會而不是少數國家對冷戰後世界安全走向的關注，推動核裁軍以及實現殺傷性武器的不擴散成為當前國際軍控事業的兩大關注點。約瑟夫·奈為此曾經斷言，後冷戰時代的國際軍控事業是“國際安全不能重返冷戰結構的重要保障”，也是相互依賴不斷提高基礎上國際社會的凝聚力在安全領域必須具有的發展。[22]
NPT體製是當前國際社會防止核擴散和實現後冷戰時代核安全的重要建構。簽署於1968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1970年由於簽字國達到了法定數目而正式生效。到1999年底，NPT條約已經擁有了187個批準國。這是一項旨在防止核武器擴散、促進世界核安全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國際條約。該條約的基本內容是：（1）允許5個公認的核大國——美國、蘇聯、中國、英國和法國——擁有核武器，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必須實現逐步裁軍；（2）無核國家必須永久放棄擁有核武器，不研製、製造和裝備核武器；（3）國際原子能機構將通過檢查來監督該條約的實施情況，防止可用於製造核武器的裂變物質的擴散。（4）核能應該用於和平事業。NPl機製中包括五年一度的NPT審議會議，由該條約的所有締約國參加。在1995年的續約及審議會議上，所有的國家都同意無限期地延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23]
在國際社會中簽署多邊禁止核試驗條約，進而抑製核擴散和核軍備競賽，降低核戰爭危險，自50年代以來一直是國際社會的奮鬥目標。自70年代以來，隨著綠色和平組織活動的興起，禁止核試驗對地球生態與環境的汙染，使人類免受核戰爭威脅的意義不斷突出，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要求禁止核試驗的呼聲不斷高漲。1954年4月2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國際社會中最早提出了終止核試驗的倡議，主張所有國家簽署“停擺協定”（Standstill Agreement）。從那時以來到1996年的42年間，聯合國裁軍機構一直致力於推動世界各國，特別是擁有核武器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進行停止核試驗，實現核軍控，繼而真正走向核裁軍的對話與談判。這些談判從最初美、蘇、英三國磋商，擴大到了聯合國在日內瓦的18國裁軍委員會（UN Disarmament Commission）。1983年聯合國裁軍委員會改名為“裁軍會議”（UN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之後，有關禁止核試驗的討論一直也是聯合國裁軍機構的重點對話內容。1990年，裁軍會議下屬的研究核試驗查證問題的特別委員會擴大改組成為“禁止核試驗特別委員會”，專門就簽署全球禁止核試驗問題進行磋商和研究。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每五年所舉行的曆次條約審議會議上，禁止核試驗問題都是重要議題。
由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禁止核試驗所采取的不同立場，談判各方總是相持不下，爭執不清，條約的通過工作也無法成行。美國在冷戰時期一直傾向於“限製”核試驗，而蘇聯為了謀求在國際裁軍論壇上的對美國的政治優勢，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主張，一直提出要“禁止”而不是“限製”核試驗。但在背後，美蘇兩國為了謀求戰略力量優勢，都把發展和鞏固戰略核武器的威懾力量，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禁止核試驗與美蘇從60年代以來在雙邊核軍控談判中所達成的一係列條約和讓步有很大的不同。《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限製地下核試驗條約》和（限製戰略武器條約》等等，對美蘇來說，都隻有局部性的意義。這些條約充其量隻是穩定了美蘇之間“相互確保摧毀”基礎上的戰略力量穩定，而並沒有真正對各自核力量的發展起到實質性的限製作用，更不妨礙美蘇之間戰略核力量的均衡地位。因此，美蘇兩國在談判中的說法和實際的做法之間常常表裏不一、陽奉陰違。冷戰的存在，使得國際社會達成禁止核試驗條約缺乏起碼的合作空間。[24]
冷戰後美國的核軍備政策也相應作出了較大調整。除了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談判削減戰略核武器之外，其他一係列的因素也導致美國對禁止核試驗轉而采取積極的態度。
首先，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都使美國不再麵臨全球性核軍備競賽的巨大壓力。作為冷戰後最強大的核武器製造國和擁有國，美國現有的核技術基本上可以滿足美國保持核威懾力量的需要。同時，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進入戰略力量的收縮時期。一方麵，美國派駐海外的常規兵力開始逐步削減，另一方麵，美國的戰略武器發展戰略也進入縮小規模、保持適度威懾力的新調整期。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已經沒有必要繼續保持建立在美蘇大規模核對抗基礎上的龐大的核軍備。禁止核試驗對美國來說，已經不會構成對美國所擁有的優勢性核戰略力量的威脅或者損害。如果國際社會能夠通過禁止核試驗條約，不僅可以有助於美俄之間削減戰略核武器會談的進程，而且更加有利於美國維持其核大國的超級地位，防止美俄之間發生新的核軍備競賽；同時，也可以防止其他國家核力量的發展對美國戰略利益的衝擊和挑戰。
其次，進入90年代後，美國在技術上對核試驗的需求也顯著降低。在裏根政府的“戰略防禦倡議”不斷進行收縮和調整後，美國對定向能核武器的研製和裝備需求已不占重要位置，為發展第三代核武器而進行的核試驗也就不再迫切了。特別是由於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美國可以通過電腦模擬核試驗達到改進核武器爆炸技術的目的。[25]美國軍方和核武器實驗室傳統上一直反對美國政府承諾不進行核試驗，其主要理由是不進行核試驗將無法保證核武器的安全性和發展新一代的核武器技術。但計算機模擬核爆炸技術的突破，使得美國軍方和核武器實驗室不再需要實地核爆炸來發展核武器技術了。許多科學家相信，不進行核試驗也能解決核武器的安全性問題。[26]美國在技術上對核試驗依賴的減少，促成了美國從原來反對禁止核試驗轉向了支持在世界範圍內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
第三，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家安全在核武器領域所麵臨的挑戰從原來與蘇聯的核對峙，轉向了世界範圍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技術擴散。在兩極體製下，核擴散受到美、蘇全球性戰略對抗的相對遏止，地區性衝突往往由於美蘇兩極對抗的需要而難以上升到需要擁有或動用核武器的程度。核武器也難以在兩極架構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真正有所作為。為此，雖然80年代印度就爆炸了第一個核裝置，以色列也具備了製造原子彈的實際能力，但在冷戰時期，印度和以色列的核技術始終沒有轉化為現實的軍事裝備。兩極體製對武器擴散具有相當程度的抑製力。但冷戰結束後，美蘇的全球戰略對峙結束了，地區衝突成為了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在美蘇力量收縮的同時，一係列地區強國力圖彌補權力真空，擴散情況比冷戰時期反而進一步嚴峻了，這對美國的安全利益造成了挑戰。防止核擴散成為了美國軍控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