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製戰略武器的發展一直是二戰以來國際軍備控製努力的重要方向，也是綜合性國際安全架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降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就是要建立和發展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軍備控製和裁軍架構。美國在90年代研製和發展導彈防禦計劃，是同美國所推動的國際軍備控製事業背道而馳的。如果NMD進入實戰部署，也將對當前的世界軍控架構帶來巨大的衝擊。
軍備控製（anus control）和裁軍（disarmament）是增進國際安全的必由之路。任何有關戰爭的曆史經驗都已經證明，軍備競賽和不受限製的軍備發展，是導致戰爭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防止戰爭的爆發和衝突升級，人類必須控製軍備，並進行有效的裁軍。在核時代，核軍控和核裁軍，是減少核大戰風險、增進國際安全的必要條件。
核軍控概念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裁軍是指銷毀武器裝備和減少戰鬥性人員。軍備控製在原則上是一個相對概念，是指對某種類型的武器係統予以限製或者削減。弗裏德曼教授將軍備控製定義為“一切有關調整軍備的國際談判的內容與過程”①。軍備控製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削減軍備，二是限製軍備。和裁軍相比，軍備控製更容易成為國家政策的一個目標。沒有有效的軍備控製，裁軍更談不上。雖然軍控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裁軍努力的一部分，但在現實國際關係中，裁軍和軍控是可以做明確區分的兩個概念。在冷故時期，軍控在雙邊和多邊的範圍內都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裁軍卻隻是在個體國家範圍內根據本國對局勢的判斷而出現過的軍事力量調整的代名詞。從冷戰後的國際關係來看，一個成功的軍備控製進程，是有效裁軍的基礎。
國際軍控事來對國際安全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麵：首先，軍控將降低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減少因為武器力量的結構性發展而可能出現的發動突發性戰爭的可能性。②其次，控製武器技術和武器係統的發展，防止或者控製軍備竟賽；第三，建立有關各方的安全關係機製，控製危機升級，降低在安全問題上的緊張和對立；第四，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在地區以及全球範圍內抑製軍備發展，減少直接或者間接威脅安全的武器根源；第五，軍備規模和軍事能力的控製，有助於促進有關國象在安全領域形成對話的習慣，促進在安全領域內的合作的發展。
就實現軍控的途徑而言，“軍備控製”一詞包括各種旨在限製戰爭破壞力和防止戰爭意外爆發而簽署的國際協定，這些協定降低了軍備競賽的程度，並對軍事力量的發展和發展領域作出嚴格的限製。軍備控製的範圍可以包括：防止核導彈由於意外原因點火而設計的空間自動引爆裝置，為使關鍵的決策者們能夠在危機期間不斷保持聯係而安裝的熱線，暫停某種類型的核試驗，兩國或多國之間為控製武器出口和軍事技術向第三國的轉讓而達成的協議等，等。軍備限製還包括國際法中的慣例法原則，這些原則的宗旨是以人道主義戰爭法的原則規範和限製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③
在人類曆史上，成功的裁軍條約可以說寥寥無幾。1817年美國和英國達成的《拉什—巴各特協議》是地區性裁軍協議的樣板。這一協議最終使得北美洲的五大湖地區實現了非軍事化。20世紀20—30年代，國聯主導下也進行了一係列軍控和裁軍的努力，但最後都失敗了。1933年5月德國首先退出了國聯裁軍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體係就此逐步走向崩潰。6年後，法西斯德國就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例子，既說明了裁軍在穩定國際局勢中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在力量分散化的國際係統中，裁軍被認為是削弱國家實力和國家權力的途徑，是一個難以真正有所作為的領域。軍備限製的例子卻比比皆是。從1900—1907年《海牙戰爭公約》對達姆彈的限製使用到1949《日內瓦公約》對戰俘和傷員的保護性規定，都體現了現代軍備限製的內容。但是，在50年代以前的軍備控製或者軍備限製，主要是為了體現戰爭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些限製或者控製對於實際的軍備發展和戰爭的爆發，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意義。1922年在華盛頓也簽署了《五國海軍條約》，對美、英、法、日、意五國的海軍軍備建設中的戰列艦噸位，規定了一個相互之間的比例。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了《五國海軍協定》隻是各國海軍軍備建設方麵的暫時妥協，是一次暫射性的外交成基。軍備控製寶質上反映了各國的外交鬥爭的現實需要，也是國家間權力爭奪的重要手段。
冷戰開始後，核武器在美蘇全球戰略對抗的刺激下迅猛發展。核軍備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戰爭規律，而且也使得軍控和裁軍變成了一個必須進行積維護的過程。我們已經知道，核武器的出現，以及由核導彈而促發的“第二次打擊”，形成了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恐怖均勢”，這是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基礎上的。60年代“相互確保摧毀”主導美國和蘇聯的戰略安全觀念之後，兩個超級大國以及其軍事集團成員之間，因為戰爭手段巨大的毀滅性而形成了軍事上的相互依賴，其結果是它們彼此之間的安全利益已經不可分離。然而，當美蘇在形成軍事上的相互依賴的同時，這兩個國家各自對其他國家的安全依賴程度卻減少了。因為美蘇在核安全方麵，通過“內部而非外部的手段相互平衡，它們依靠的是自己而不是盟國的力量。內部平衡要比外部平衡更可靠、更精確。國家在判斷自己的相對力量時所出現的錯誤可能要少於它們在判斷敵對聯盟的實力和可靠性時所出現的錯誤”④。軍控客觀上就成為了維護美蘇軍事集團之間安全利益上相互依賴穩定的基礎性工作。美蘇的核軍控進程開始有了明顯發展。
核軍備的發展，既使核武器成為最有用的武器，也使核武器成為最沒有用的武器。核武器不能直接使用於戰爭或者地區糾紛，是冷戰時期美蘇都守守的原則。從1947—1962年間，美蘇兩國在相互關係中還以“動用核武器”相互威脅，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蘇兩國就再也沒有為取得政治一、外交上的好處而動用核威脅。⑤在整個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本土都一直處在衝突的範圍之外。兩國的軍隊從未直接交火，因為兩國的領導人都害怕這樣一種敵對的對抗升級為一場無法控製的大規模核衝突。美蘇各自的威懾戰略也設計為：如果在局部戰場上遭到來自另一國家即使常規武器的進攻，那麼也將使用戰術核武器進行反擊；但戰術核武器反擊無效的時候，將迅速運用戰略核武器進行還擊。因此，威懾戰略要求即使有限的常規戰爭，其結果也可能遭到戰略核力量無法忍受的大規模反擊。而且，為了形成有效的威懾效應，核戰略強調，從常規衝突到大規模核戰爭可能隻是十幾個小時之內就能出現的局麵。盡管兩個超級大國都曾揚言要在一定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害怕衝突升級也導致兩國都保持了使用常規武器和核武器之間的界限。對這一點，謝林和霍爾帕林曾經作出過十分精辟的論述。他們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與潛在敵國的軍事力量處於對峙狀態時，它必須在明裏暗裏與對手相互配合，以求避免出現無法挽回的危機，也避免虛驚和誤解對方的意圖。同時，一方麵我們要警告對方，如果他進行不可容忍的挑戰，就要給予反擊或報複——以這種威脅對其實行威懾；另一方麵，我們也要使潛在的敵國感到放心——如果它采取克製的態度，我們也一定采取克製的態度。”⑥
正是這種美蘇之間直接的“核安全依賴”，在冷戰期間推動了兩國在核軍控和裁軍方麵的發展，並以這種發展作為美蘇尖銳的戰略對峙關係“緩和”的標誌，並成為了追求緩和政策的重要成果。盡管和平時代，裁軍談判都是各國所“支持的”，但充其量隻是所謂“和平意願”的點綴而已。但是，在核時代，對美蘇兩國而言，核軍控和核裁軍有其自身的迫切性。核軍控以及通過核軍控來穩定彼此關係，進而走向核裁軍，成為各自都不可回避的共同利益。因為雙方都發現對方置人於死地的力量在不斷增長，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對核武器無可防禦，一旦核戰爭爆發彼此都無藏身之地。雙方都實行的是“考驗意誌力的戰略”（the Will of Wisp strategy），都對彼此的戰略核力量存在著深深的畏懼感。所以，盡一切可能避免最後攤牌、進行危機管理以及製訂“遊戲規則”就成為了雙方都可以獲益的共同利益。這就產生了美蘇兩國通過軍備控製來管理其核關係的必要性。
雖然謀求共同利益在開始時並不是美蘇冷戰的目的，但正如弗裏德曼教授所言：“有時他們的利益會不謀而合，關鍵是承認這種共同利益並采取相應的行動。”⑦托馬斯·謝林也在這個意義上指出了美蘇冷戰期間雙方仔細製定戰略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美蘇雙方沒有彼此諒解的餘地，如果雙方根本沒有共同利益，甚至連避免相互毀滅的共同利益都沒有，就沒有必要去討論核時代的戰略問題了。⑧建立美蘇雙邊的核軍控機製，並按其需要將這些機製部分擴展到國際多邊場合，如核不擴散，就構成了美蘇冷戰時期在核軍備競賽上的“遊戲規則”，也成為了它們各自需要尊重和接受的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冷戰時期美蘇一方麵要進行大規模、瘋狂的核軍備竟賽，另一方麵又要促進國際核軍控和核裁軍架構的不斷形成和發展的原因。這種既是“遊戲”執行者、又是“遊戲”規則的製訂者的現象，在以往的國際關係中是看不到的。管理美蘇之間的戰略核力量關係，客觀上成為兩個超級大國與威懾戰略平行的安全與戰略需要。
另外一個事實也可以用來解釋冷戰時期在核軍備建設的同時，核軍控發展的曆史現象。由於兩極體製，美蘇的軍控政策不需要太多地根據其盟國的政策來製定，而隻是根據自身的考慮和安排。美蘇兩國的核軍控行動事實上進一步鞏固了美蘇之間的“相互威懾”，也是對“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補充和發展。它能使核武器隻限於威懾的作用，避免將核武器用於任何軍事或者政治冒險，也不會出現任何未經授權而隨意動用核武器的現象。美蘇等國為此建立一整套的“核保險櫃”製度，隻有總統掌握“核鑰匙”。1961年，美國的U-2偵察飛機深入蘇聯領空執行空中間諜使命，遭到了蘇聯的反擊。當時的美國歐洲部隊派遣了12架裝載有核炸彈的F-102戰略轟炸機起飛將U-2飛機護航了回來。這一消息報告給當時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後，肯尼迪大發雷霆，說“為什麼總是有一些狗娘養的不能領會我們的意圖”。肯尼迪的這一句話，被視為美國“危機管理”意識的典型反應，也是美國希望核武器運用必須保持高度謹慎性的典型例子。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40年中，世界事務在核軍控和核裁軍方麵確實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按照這兩個目的，形成了一係列的條約約束，建立了國際核軍控和核裁軍的基本架構。在沃爾茲看來，這一方麵來自於美蘇兩極體係的結構性特點：“盟主的戰略可以是靈活的”，因為“在老式的均勢政治中，同盟的靈活性既有利於戰略的穩定性又有利於限製決策自由。在新式的均勢政治中，情況剛好相反。同盟的穩定性有利於戰略的靈活性，有利於擴大決策自由”⑨。美國和蘇聯都不必要顧及同盟國的態度來決定自身的政策；另一方麵，“兩極世界的壓力有力地促使他們在國際上采取行動，而且他們的行動方式要比人們根據其性格而預料的更好”⑩。肯尼斯·沃爾茲的這些論述，以及他有關兩極體係穩定的說法，為冷戰時期的核軍控提供了有力的說明。這些核軍控機製的發展，帶有“兩極體係”的鮮明特色。
由於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和現代核戰爭“兩敗俱傷”的特點，為了鞏固彼此的核威懾和核均衡，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達成了一係列穩定它們核關係的規製（nuclar relations regimes）。這些規製總起來構成了美蘇相互核威懾的基本規範、原財、規則和處理核問題時的基本程序。這些規製包括：
（1）每個超級大國都保持有足以使對方遭到無法接受的打擊的核力最，這種雙方所具有的核能力使得彼此可以“確保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