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的地瓜從中精選一些完好無損的儲存到地窖裏，整個冬天和春天裏我們都有鮮地瓜可吃；更多的是要切成片曬幹儲藏。深秋季節裏，曬薯片便是一家老小的大事。切地瓜片的專用工具叫“碰子”，是把一枚特製的刀片斜嵌入一塊木板，手持地瓜在上邊一下一下地擦，從而將地瓜切成片狀。“碰地瓜”既需要力氣，也需要一定的技術，弄不好便會把自己的手掌擦去一塊皮甚至一塊肉，於是這樣的季節裏村保健站的白紗布和膠布也顯得緊俏。曬幹的地瓜片磨成麵粉，做成各種形態的食品，最終走上我們的餐桌，變為我們身體所需要的營養。
四
地瓜好吃，家鄉山地長出的地瓜尤其好吃。它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甜、麵、幹三個字，幾乎可以與板栗相媲美。地瓜的吃法多種多樣，蒸著吃煮著吃烤著吃，也可以磨成麵粉蒸窩頭或烙煎餅吃。它的澱粉含量很高，把它送進磨房去加工，它便變成了“粉芡”，進而搖身變成白亮亮的粉條顫巍巍的涼粉薄生生的粉皮，更加堂皇地走上鄉間的餐桌和筵席。
我們村出產好地瓜，我的鄉親也懂得從地瓜鼓搗出財富來。早在解放前我們村我們便有許多粉坊，有許多擅長漏粉條的師傅，我們村最有名的富戶也是從做這一個行當發家。聽上輩說，“富農分子”張老美原來並不怎麼富有，後來弟兄三人開了粉坊，又有老母親親手把著勺子持家，硬生生攢出了三頃地。據說他家即使到有了三頃地的時候，仍然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吃飯仍然是分三撥：頭撥是長工覓漢，吃的是窩頭撈飯：二撥是自家的勞力大漢，吃的是地瓜窩頭；三撥才輪得上女人孩子，喝的是地瓜酸飯（發酵後的稀粥），——原來是粉坊的下腳料養活著他們一家。鄉親們稱他們是“牙齒上刮出的財主”。
解放後的粉坊屬於生產隊集體的副業。記得文化大革命的前兩年，我們村九個生產隊隊隊都有自己的粉坊，烏青色的粉條成車成車地從我們村運進城裏，為此我們隊有一年的工分日值競然破天荒地達到五毛多錢，年底分紅我們家分回了一百多塊錢，高興得我爹一次買回了三盒大前門香煙，著實奢侈了一把。那年過燈節，還在天地壇前紅紅火火地鬧了一次社火，架老杆放焰火跑火馬，那晚的情景成為我兒時最美妙的記憶。細細想來，這些奢侈和美妙，一多半是要歸功於地瓜和粉坊的。
可是到後來，地瓜在我的眼睛裏變得不那麼可愛了，不那麼具有詩情畫意了。因為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由於政治的原因，我們村四分之三的土地競然全部種上了地瓜，讓我們見而生畏了。
那時農村“以糧為綱”和“學大寨”的口號喊得震天動地，各地都在奪取高產的旗號下別出心裁。為了讓糧食產量盡早“跨黃河”“過長江”，我們那裏的決策者喊出了“二紅攜手過長江”的口號。這看似女人名字的“二紅”便是地瓜和紅高粱的合稱。一時間，種不種“二紅”的問題陡然上升為“政治問題”：種地瓜種高粱便是“社會主義”，種西瓜種芝麻便是“資本主義”。而我們那裏的旱地種高粱這種高杆作物產量也不高，於是種地瓜似乎成了惟一的正確選擇。
物以稀為貴，什麼東西多了也成災。地瓜種的多收的多，社員們分的多，每五斤頂一斤的口糧。那幾年的秋天，每家每戶都要分到幾百斤甚至幾千斤的地瓜。分地瓜的時候都是日暮時分，把那幾百斤地瓜擔幾裏路回家，便是一件讓我悸怕的事情。當村幹部的父親向來不管家事，母親是小腳，弟弟尚幼，擔地瓜的差使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十四五歲的肩上。可是我那時個頭還沒有長起來，近百斤的擔子挑在肩上像擔著兩座大山，壓得我大汗淋漓氣喘籲籲，隻好頻繁地換肩，左肩疼，換上右肩還是疼。不知是我自小有雞胸才挑不得重擔，還是此時挑重擔把我壓成了雞胸，總之，到現在我仍然能夠回憶起那時不堪重負；幾近窒息的感覺。就是在那個時候，讓我感到了做一個人真的不容易。最讓我矛盾的是，挑著本來就重的擔子，卻發現地裏路上有別人遺失的地瓜，我還是會把它揀在筐裏，又加重了肩上的分量。日後回憶起這情景，便會想起一句嘲人的話“舍命不舍財”，便會暗自搖頭苦笑不已。唉！有誰能夠理解農家少年對於糧食的複雜感情呢？
把這麼多的地瓜曬成瓜幹，也是這個季節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我們一家老小連軸轉，晝夜不停地“碰地瓜”曬地瓜片，所有的房頂都曬滿了，便把地瓜片擔出去撒在路邊、河灘、麥田、枯草地上，到處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等它們曬幹已是幾天後，再一片一片撿回來。奇怪的是上級聲嘶力竭地鼓吹種地瓜，可糧站收“愛國糧”卻既不肯收地瓜，又不肯收地瓜幹，敲鑼打鼓送進糧站的隻有金燦燦的穀子和黃橙橙的玉米。地瓜的用途，似乎隻配分給公社社員“享用”了。
地瓜雖然好吃，但它含糖量高，吃多了使人“燒心”，胃由於受到酸液的刺激而吐酸水。所以吃地瓜不可過量，更不宜一日三餐都吃。可是這幾年我們的口糧，地瓜占了太大的比例，如何調劑一日三餐便成為許多家庭主婦們頭疼的事情。以我家為例，我的父親是宿年老胃病，自我記事起，便經常見他大口大口地吐酸水，家中常備有蘇打粉，難受上來他便往嘴裏塞上一把。顯然他是不適合吃地瓜的，所以我們全家必須把有限的玉米麵和小米省下來保證父親的需要。這樣一來，地瓜和地瓜麵便不可避免地成了我們的主要食物，我們的一日三餐都在和地瓜廝磨：早飯，是地瓜麵糊糊裏煮地瓜；午飯，是地瓜麵抿節或者地瓜麵窩頭；晚飯，又是紅薯麵糊糊裏煮地瓜。吃得我們口裏吐酸水，放出的屁也是酸不嘰嘰的。很長時間裏，一到吃飯的時候，掀開鍋蓋看到鍋裏的地瓜便想咧開嘴巴哭上一場。
五
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十幾年裏，為國家生產糧食的公社社員卻缺少足夠的口糧，我們的鄰居也很少有誰不在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鬧糧荒，所以餓肚子的記憶對於我們這一代農村少年來說，最為刻骨銘心，也最是意味深長。——盡管地瓜和紅薯麵讓我們吃到厭惡和害怕，但又不能不承認它是我們養命的功臣。
我們那裏算是產小麥的地方，每年夏季大致每口人可以分到七八十斤小麥，充作三個月的糧食指標。但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不敢在這三個月裏把這有限的小麥吃光，其中的道理十分簡單：一年時間裏，大年小節、紅白喜事、親戚走動、生瘡養病，哪一件事情都少不了用白麵。精打細算的主婦們，必須在五黃六月裏把小麥省出一些來以應付全年的這些事。更何況社員們手頭缺錢，他們自己口糧雖然不足，還得勒緊褲腰帶，從孩子大人的牙齒上刮出一些糧食，偷偷跑到集市上去賣，以便換回些買鹽買醋買洋油買洋布的錢。而糧食裏能賣出個價錢的也隻有小麥了。頭年的秋糧早已經吃光，現有的小麥又不夠吃，那麼用什麼來維持這一段時光的肚子呢？好在那時有自留地，自留地裏多數種的是地瓜，這地瓜便成為大家救命的天使。剛剛入秋，根本還不到大麵積刨紅薯的時節，那時的紅薯也水不拉嘰不好吃，可自留地裏屬於自家的紅薯便陸續出土了，刨上一籃，吃上幾天；再刨上一籃，再吃上幾天。——作為農民，當然誰都知道過早的收獲會損失產量，可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