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尚未發明噴氣式，也未掛牌戴帽，稍稍講點人權，我隻是站在一角，接受從他口中大量噴過來的唾沫星子。從那我懂得“唾棄”一詞的來曆。因為我確實寫了所謂的“反黨”小說，受唾也是無話好說。但小人之輩，無不以虐人自娛，來獲得精神滿足的。愈講愈興奮，愈激烈，也就推推搡搡，動起手來。那些他認為的土包子，一個個張著大嘴，看得起勁，喝彩的同時，也斥我必須老實交待，高喊打倒一貫反黨之類的，後來司空見慣的一套。隨後，批得還嫌不過癮的他，與幾個附和者，開始辱及我父母，惡毒的語言，真虧他想得出來。無論如何，此公也算是一位有文化的人，該知道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就說過“太上不辱先”；該知道曹操對陳琳說過，“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便不免怒目相向。
但我沒有料到，稍作不遜和不屑狀，立刻，遭到此位劇作家和他煽動起來的群眾，好一陣的唁唁然狂吠，口號聲聲，聲震屋瓦，打掉威風的同時，連祖宗八代都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這種全方位多角度的“鍛煉”，當時的我，血液直衝腦際，眼前頓時全黑，隻能感覺到台下一對對冒綠光的眼睛圍著我。我不諱言，當時我真的覺得已經沒有活頭，真的生出殺掉這個家夥，然後自殺的想法。然而，終究是中國人的緣故罷，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我站在那裏，看著他還有多大力氣，還能講多久，我不信他不會閉嘴。
經曆這一次雷霆萬鈞的煉獄式訓練，我得說，我終生獲益匪淺。
後來，我給發配了，到太行山裏修鐵路，常常因監督勞動的懲罰性措施，必須夜晚留在曠野裏看守工具。深山裏，時有不懷好意的狼群，圍著一圈，遠遠蹲著。狼，說到底，還是忌畏人的。而有恃無恐的小人要算計你，才教你防不勝防。狼隻求果腹，不會吻你的同時，給你一口，不會口誅筆伐，胡亂上綱，不會咬得你遍體鱗傷以後，還要去主子那兒領賞。它們以為我會害怕，會逃跑，就等著機會撲上來。殊不知我早就領教過這種圍攻的場麵，已經訓練有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真感謝那位劇作家對我第一次鍛煉，懂得以不變應萬變的古訓，否則，在這些同是眼露綠光的群狼包圍下，不嚇死，也會被包圍圈漸漸縮小的狼群，將我撕成碎片，成為它們的腹中之物。
那十幾條狼，終於在我燃起了火，敲擊了鐵器以後，悻悻然地走掉了。但1957年，為那篇定性為“反黨”的小說，第一次被此公押上台當作批判會的鬥爭靶子，一下子成為十惡不赦的人犯時，那種天昏地暗，那份六神無主，即使事隔數十年，走筆至此，猶心驚肉跳。盡管這樣，我還是要謝謝他，在我隨後受難的漫長歲月裏，這第一次下馬威，很像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的台詞，“有了這碗酒墊底，什麼酒也可以應付”，數十年間，任何批鬥，即使幾千人的場麵，對我來講，都不在話下。
第一次遭遇，看那陣勢，我差點癱在那裏，以為過不去的，心裏不停地念叨，完了完了，但熬過最初的一關，倒沒有完。而且，無論再崎嶇的道路，對我而言，也得算是坦途。一個人，當一切都失去，成為一無所有的乞丐，還有什麼羞辱可言，求生便是第一需求。我能理解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受宮刑，處蠶室，還憤而作史的原因了，因為活著才能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而且，辯證法最有生命力的一條法則，就是一個“變”字，這個字像強心劑一樣鼓舞著我。世界是在不停的變化之中，誰也沒有永遠，我有什麼理由要先死給那些小人看呢？看誰熬得過誰吧！
所以，我沒死，這一切，都得拜謝小人所賜。
外國作家沒有，或不大有、或很少機會受到這種不停的磨練，大難當頭，措手不及，隻好自殺。除了茨威格，我們還可以數出海明威、傑克·倫敦、葉賽寧、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有島武郎，甚至北村透穀、三島由紀夫等一大堆的名字。但中國作家通常不這樣結束自己，已經訓練有素，知道怎樣想法苟存下來。從這個隻求活下來的消極意義上考究，不怕有識之士笑話，我以為，當代小人的貢獻，就在於對中國作家的磨練，使他們具有了好好賴賴能熬過來的堅強，實在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