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池田大作與湯因比談起華夏文明，忽發奇想，問這位英國曆史學家：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也許會選擇唐代。
“那麼，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當時頂尖級的大都市。
“不”，他說：“很可能在絲綢之路上的某個綠洲定居下來，那裏更適宜我進行曆史的思考。”
連接歐亞兩大陸的廣袤地區，雖然，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原與邊外，以及邊外各族之間，斷不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不過，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於環境的危害，遠不如工業化三廢的汙染所造成的後果那麼嚴重。所以，仗打完以後，地照樣綠，天照樣藍，空氣照樣清新。
中古時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之中，因此，空氣濕潤，溫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這一帶的遊牧民族，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是多麼的優哉遊哉了。一個個體軀壯健，精力飽滿，自不必說，性腺發達，肉欲強烈，也是不以為奇的事。加之沒有漢民族那種封建禮教的束縛，自由自在，敢愛敢恨。當時，恐怕連整個大氣層，都洋溢著荷爾蒙的味道。
所以，魯迅先生1934年寫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無遺憾地說到：“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特地到長安去了一次。到那裏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連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絕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想象唐代的西域。湯因比先生不傻，選擇唐代絲綢之路住下來，的確是個怪不錯的主意。
應該說，介於歐亞之間的西域，是個出美女的地區，至今猶是。我曾作客於斯大林的故鄉高加索，頗訝異於那裏的女孩子著實漂亮。可能歐亞人種的差異，所形成的雜交優勢，使得這個地區的女性，無一不出落得格外誘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情竇初開，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該是如何令男人們內分泌賁張，荷爾蒙亂竄了。
不過，這與湯因比先生無礙，如果實現他的理想，落戶絲綢之路的某城某鎮，碰上幾位鍾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長個人化寫作，敢不敢私語至臍下三寸，無關緊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邁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羈，揮灑自如的浪漫生活。試想一下，將鏡頭對準湯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陽，仰天嘯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間小酌；餐後，氈房微睡，一枕黃粱；傍晚，弦索彈撥，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擁抱，耳鬢廝磨。這種愜意的生活，可比他在倫敦皇家國際關係協會的辦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漢、唐就以這份豪氣，做出了“當驚世界殊”的大事業，大格局。嗣後的王朝，休想再有這等大作為，大手筆了。宋以後的程朱理學，明以後的科舉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們的思想，從此，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漢的大氣，唐的生氣，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氣，迂腐氣，偽君子氣，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氣，尤其是那種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閹寺氣，全非魯迅先生打算寫《楊貴妃傳》時，所指望的那種洋溢著生命力的天空了。
唐代的中土人，大氣，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風流，那真是中國曆史上極輝煌的日子。絲路暢通之際，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隊羈旅的所在；雪山腳下，凡掛酒旗的村舍，都會有駝鈴清脆的音響。於是，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遝；青衫薄衿，難掩春光；玉體橫陳，魂飛魄蕩。這一切的歡樂，一方麵是那亮閃閃的波斯金幣在起作用，另一方麵，也是那時充滿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旅人們，一種敢於揮霍生命的豪氣。
人，需要這份豪氣；國家，同樣也需要這份豪氣。
我想，湯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上，那些追趕著夕陽，往西方行進，沐浴著晨光，向東方而來，所有跋涉在雪山、鹹湖、芨芨草、砂磧間的勇敢者的這種豪氣。
那是用腳一步步量出來的悲壯行旅，茫茫大漠中的彳亍人影，千裏戈壁裏的蹀躞腳印，該留下多少鄉關何處的惆悵，故土家園的相思啊！寂寞的駝鈴，孤獨的行者，陪伴著的隻有那長長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誰知明天的途中，會不會滿天塵暴，難逃幹渴的困境，而於無望中無聲無息地倒斃會不會風沙裹脅，永遠也到不了下一個驛站，成為一具無名幹屍然而，隻要還有一口氣，就會不停地往沙漠深處走去，絕不會回頭。
天高雲白，萬裏沙塵，長河落日，羌笛聲聲，看著地平線漸漸淡逝的餘暉，在寥廓蒼茫中，會不令這位曆史學家，對漢唐帝國這種拓展絲綢之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嗎？
我想，如果湯因比先生選擇公元七世紀，來到天可汗統治下的西域，他是絕不會後悔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穀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天竺南亞次大陸，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從我們多少讀過的唐人詩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場景。如岑參《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那時的長安，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不為過分。看來，居住在長安的胡人，不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紅燈區平康裏，難免就有一些妖豔的西域妹。李白詩《少年行》之二：“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頗足以說明色情行業的發達。
唐人小說《李娃傳》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別人認定是個大款，她連忙辯說不過是個“窮波斯”而已。從這些胡人胡語，竟然能夠進入民間口語領域，也就了解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也還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從來是相互的，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也是領導潮流的先進國家，就像現在某些同胞，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一樣，彼時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國月亮比他們那裏月亮更圓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們了。但在唐貞觀年間，“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曾是個極文明的社會，而歐洲的日爾曼、條頓、高盧諸民族，按辜鴻銘先生語，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
辜老爺子的中華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紀的歐洲，確實也是落後過的。貴婦人內急了，在路上蹲下來，靠裙子掩護，旁若無人地隨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風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紀，那位啟蒙者盧梭，並不把掏出他那發育不全的性器官當眾小解，看作是多麼不雅的舉動。研究者甚至認為，巴黎香水業所以如此發達，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的先人不常洗澡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