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隻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惟求活命，哪裏還有工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係於當權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曆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文明在野蠻的鐵蹄下，總是可憐巴巴的命運。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把命玩進去的——誰讓他得意之後，還忘形呢？晉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謝豪門，到南方去了，留下來的漢族上層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是為北魏的建立作出傑出貢獻的士族代表人物。連魏國的國號，也是崔宏倡議的。可他們從心眼裏絕對看不起這些頭頂留一撮毛發的統治者，背後稱呼這些人為“索虜”，雖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討這些大士族的女兒當老婆的辦法，來改變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為懂得些洋情調，就覺得成了貴族。攀一門高親，認一位名師，也跟著家學淵源，或學富五車起來一樣，都是一廂情願，作不得數的。中原知識分子與拓跋氏政權的精神上的對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實際仍是文明與野蠻的矛盾。
三至五世紀，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政權統治之下，老百姓始終引頸南望，仍是把地處江東的晉，和稍後的宋齊梁陳，視作正統所在。說到底，這種民心所向，是對文明的向往，和對野蠻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入關，駐灞上，三輔郡縣爭先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複見官軍！’”所以，好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前，他的弟弟苻融勸他：“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於是，如王猛，如崔浩，這些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做事，而且擔任重職的大知識分子，都是竭力勸阻所輔佐的統治者不對南朝興兵動武，其實質意義是護衛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相反，在促成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戰爭上，倒是不遺餘力地鼓吹，說穿了，不過讓他們以蠻製蠻，互相殘殺罷了。
所以跟少數民族皇帝進行這種迂回戰，是一場如履薄冰的危險遊戲。
王猛要高明些，因為“少貧賤，以販畚為業”，與社會多接觸，深諳世情。史稱他“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鹹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為意”。超脫而又嚴謹，無欲加之慎重，這是他能夠始終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雖然“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但這位出身名門的貴家子弟，養尊處優慣了，未免高傲自許，自我優越，行事隨意，清高慢世。史稱他“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而且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樞，出謀劃策，言聽計從，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應有的謹慎。
這兩位政治家的幸與不幸，也就在這裏分曉了。
苻堅得王猛，自比劉備得諸葛亮。“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苻堅大怒，黜騰、寶，爾後上下鹹服，莫有敢言”。然後，“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於是，“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書固辭不受”。在政績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鹹熙，百揆時敘”。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後時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宜漸除之。’”終其一生，以文明來遏製野蠻，給自己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