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說禰衡像紅衛兵小將一樣，跳出來公然批判曹操了，也不說孔融敢於組織裴多菲俱樂部，在首都許昌搞個“紅三司”什麼了，文人意氣可謂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雖然這兩位先生最後弄掉了腦袋，但他們被砍下的，卻是一顆頗為自負的文人的頭。由此開始，中國文人才由秦漢時依附於統治者的從屬地位，成為獨立的能夠與統治者分庭抗禮的自由思想主體，是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一個作家意識到他不是誰的下級，附庸，奴仆，而是自己作品的上帝，這一點覺醒，實在是難能可貴。
盡管“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在這位操生殺大權的司馬昭大將軍麵前，連曹姓皇帝都要視其眼色行事，但作為文人的“阮籍在座”，卻“箕踞嘯歌，酣放自若”。令人為之側目。甚至在今天，也很難想象在一間會議室裏，有某作家於別人講話時吹口哨，摳腳丫，但魏晉文人卻敢這樣行事，不能不對他表示欽佩。這當然不值得仿效，而且也未必表示他對司馬昭多麼不買賬，隻是他有勇氣堅持了一個文人的通脫不羈的自由品位，便載之史冊，流傳至今。
如果說，文人地位由附屬體變為主體，始自魏之三祖，倒也不錯。特別是曹操和曹丕，他們既是帝王，又是文人，而且還是不用花錢雇吹鼓手，就很偉大的文人。固然他們以帝王之威，“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來統治這些文人，但也總是以其中一員的姿態與眾多文人，平等交往的。
從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中所寫：“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我們可以想見他與吳質友情之篤厚，交往之平等，看不出身為王儲，任五官中郎將要職的曹丕，有一絲王孫公子的驕氣傲勢，而隻不過是一個很有情趣，會風雅的文人罷了。若是再想到王粲死後，曹丕領著諸位文友，到墳頭上去祭奠，他提議，王先生生前喜好作驢鳴，如今走了，我們大家都叫兩聲為之送行吧！僅這一細節，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視同眾人，毫無特殊的。
雖然，魏晉文人有許多疏狂狷介的表現，諸如縱酒作樂，長醉不醒，服散行發，佯狂癡癲；裸裼披發，長嘯驢鳴，女服傅粉，捫虱玄談……這些荒誕不經的舉止，為後世所詬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文人對於當時險惡政治環境的消極抵抗。因為曹氏篡漢為魏，司馬氏篡魏為晉，都伴隨著血風腥雨的大屠殺，因此，或逃避，或裝瘋，或沉醉，或隱逸，隻是鬥爭手段。但到了南北朝，文人們繼承其消極的表象部分，並未把握其抵抗的實質，餘風所及，謬種流傳。治書禦史李諤的責怪始起者，就完全沒道理了。
其實，這個道德狂，並未認識到，打出“禮豈為我輩設也”旗號的阮籍，那些驚世駭俗的行為背後，所具有的反禮教的革命意義。而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公然發出“非湯武而薄周孔”聲音，觸犯了司馬氏父子，以致招來殺身之禍的嵇康，那種敢於反主流的精神，開創了與統治者背道而馳的非正統文學，那才是對提倡孔孟之道的如楊堅之流的帝王，構成真正的威脅呢！
所以，文學的魏晉，確立了文人自由個性，開辟了非正統文學的天地，在這場文學的變革中，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始於前，竹林七賢繼其後，這種開風氣之先的勇氣和行為，與二百八十六年的戰亂中，南北朝消極的，遁世的，頹廢的，委靡的文學，毫無共同之處。曹操若知後人想指責他，肯定會說：“正如西諺所雲：我播下的是龍種，哪想到收獲的卻是一幫跳蚤呢”看來，這位隋代的“左”派李諤先生，智商實在不高，“左”得也不是地方。其實，從曆史唯物觀點看，隋的建立，隋的滅亡，與“文筆日繁，其政日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過，他吃這碗飯，管這份事，不上書又有什麼可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