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諤振振有詞於大江南北的“體尚輕薄”之風，也不是絕無數據。因為風氣既成，就不僅僅表現在文學上，整個社會也隨著魏晉以來的清談玄議而“其弊彌甚”。當時構成社會精英層的士族和知識分子，鹹以門閥相重，名士自居，崇尚黃老，追求通脫，做實事者受譏誚，唱高調者被抬舉，昏昏然視作智慧，醉醺醺以為清醒。連開創東晉偏安局麵的王導也這樣說，你們今天說我“憒憒”，將來你們還要懷念我這“憒憒”呢！
以“憒憒”自慰的王導，與登碣石、臨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曹操，怎可相提並論呢《資治通鑒》裏載南朝宋時大名士袁粲的事例，便可見江左風氣之一斑。這位當朝大臣既無“經世之才”，而且“好飲酒，喜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他的下屬去向他請示，要他做出決策，他躺在臥榻上，高聲詠哦，所問非所答，來一個驢頭不對馬嘴，讓人家不得要領而歸。此類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徑，而竟傳為佳話，視作風雅。平日，他隻是“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大家認為他很清高。於是，追求名士風度，蔚為風氣，遂成了二百多年間南北朝文人的終極目標，社會精英層大率若此，還有什麼振作可言！
這些人聚在一起，無非“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複，娛心悅耳”。《世說新語》裏介紹領導這種清談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於是，“談”，便是清議的代名詞。一邊搖著麈尾，一邊大談黃老，既不顧半壁江山，淪於敵手，也不問江南黎庶，水深火熱；隻是尋景探幽，遊山玩水，品評人物，競談玄理，魏晉文學中那種傷時感世、賦物寄懷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的。
其實，就在魏晉當時，對於空談誤國的現象，也是有微言的：王恭就發過牢騷，雖然他本人也不怎麼樣。“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所以，即使在江左，持反感者也不少。南齊的將領陳顯達任江州刺史時，他兒子為郢府主簿，上任，路過九江，去拜望老爹。老爺子一看他手裏拿著的麈尾蠅拂，火冒三丈，一把搶過來，說這些東西，“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當著麵給燒了。隱居茅山的陶弘景，憂慮“士大夫競談玄理”會帶來的消極後果，曾經寫過一首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不幸而言中的，侯景就是在昭陽宮裏活活餓死了梁武帝蕭衍。
任何事物風行起來，成為民眾時尚，社會潮流，就如顏之推形容的：“遞相誇尚，景附草靡。”便具有蠱惑力，所向披靡了。名士豪族，權貴高門，達官要員，文人清客，倡導於上。街頭巷尾，市井巷閭，蠅營狗苟，等而下之者流，呼應於下。清談玄議造成的民風頹廢，世俗惡濁，人情奢靡，事理敗壞，便不可抑製了。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麵，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那些“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屐，出則車輿，入則扶持”。不但思想精神頹敗，身體四肢也荏弱下去。有個叫王複的建康令，身為首都市長，一輩子不但沒騎過馬，大概連馬也沒見過。有一次，手下人給他牽來一匹，請他上馬，那馬受驚，嘶鳴跳躍，把他嚇壞了。他責備下屬：“這不是老虎嘛！你怎麼把它叫作馬呢”所以，梁武帝時的侯景之亂，圍困建康數月，這些坐而論道、空談誤國的名流，“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哪怕打開台城大門，放他們逃生，也走不動，跑不脫了，隻有坐以待斃，朽死而已。
李諤所指責的南北朝“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這筆賬算不到魏晉文學的頭上。應該說，魏晉文人個性精神的發揚，是中國文人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期。在此以前，屈原、宋玉之於楚懷王，賈誼之於長沙王和梁懷王，鄒陽、枚乘之於梁孝王，司馬相如、司馬遷之於漢武帝，王褒之於漢宣帝，揚雄之於漢成帝……他們雖然在文學上有不朽的建樹，但他們作為文人的個性，很大程度上要服從於他們作為侍從的職業需要，他們的文人人格，是並不完整的。所以，當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斃，賈長沙失意，司馬長卿冷落，斯時斯刻，他們的心理狀態，更多是做臣下的誠惶誠恐，謙謹卑微，而缺乏文人應有的自由質素，大概是可以斷定的。要不然，他們就不會產生“忽馳騖以迫逐兮，非餘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幽怨感，失落感了。這種實際自視“臣仆”的思想特征，一直到了魏晉文人身上，才開始大大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