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認為，隻有惡人才是他人的地獄。其實不然，梁山泊好漢固然是好漢，但未必不是他人的地獄。坦率地說，曾經備受推崇的李逵就是很多人的地獄。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他一排排地砍下去，有多少市民成為板斧下的冤魂？攻打祝家莊的時候，他將扈太公一家老小趕盡殺絕，這難道也是徹底革命的英勇壯舉？為了幫狄太公家捉鬼（其實捉奸），居然把人家女兒與奸夫一起打死；為了逼朱仝上山，竟然殺害一個四歲的小衙內，這樣的李逵，難道不是狄氏女和小衙內的地獄？武鬆是了不起的英雄，在他血濺鴛鴦樓的時候，也不免濫殺無辜；吳用是富有謀略的智者，盧俊義家破人亡和小衙內慘遭殺害，與他的陰毒計謀脫不了幹係；還有，孫二娘夫妻在十字坡開黑店賣人肉饅頭，周通與李忠在桃花山一帶殺人越貨，他們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在製造坑人的陷阱？對此，有人可能不以為然。按照比較流行的說法，梁山好漢起義是一場農民革命。既然是革命，就要流血犧牲，就要付出代價。問題在於，那些好漢未必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是革命的行動，也隻能針對應當革命的對象，而不能漠視他人的生存權利，更不能隨意濫殺無辜者。翻閱《水滸傳》，我們不難發現，那個時代給不少好漢帶來了悲劇，而他們也給別人帶來了悲劇，人與人之間似乎走不出“他人即地獄”的怪圈。當然，梁山泊好漢相處是融洽的，他們一起“替天行道”，追求一種不勞而獲的生活：“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棉；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假如梁山好漢果真殺到東京去，奪取了大宋的政權，能夠創造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麼？假如他們勵精圖治，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創造短暫的繁榮昌盛是可能的；然而，隻要他們繼續沿用封建專製體製，最終無法擺脫“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的曆史周期。
今天，我們的理想是推進現代化並構建和諧社會。現代化也好，和諧社會也好，都離不開現代性。沒有現代性，就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和諧社會。那麼現代性的精髓是什麼？中外學者普遍認為，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價值。仔細翻閱《水滸傳》，很難找到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觀念，也許這正是水滸時代和水滸人物的悲劇性原因。在封建專製社會，民眾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國家權力由帝王及其官僚集團掌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身為帝王，就是至高無上的真龍天子，國家成為他個人的家天下，他的王權是神聖不可約束的；他可以隨心所欲，依照個人的偏好決定國家大事。拿宋徽宗來說，他可以因為高俅陪自己踢毬玩得開心，而任命高俅出任統領禁軍的太尉；他可以因為蔡京、童貫投其所好，而讓他倆擔當宰相和樞密使；他可以為了貪圖個人享樂，下令興建規模宏大而又勞民傷財的艮嶽。與此同時，像蔡京、童貫及高俅這些把持朝政的權臣，他們可以運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培植自己的親信，結黨營私，貪贓枉法。至於那些地方官，他們也是一個地方的“土皇帝”，既是當地的最高立法官兼司法官，又是當地最高行政長官兼稅務官；他們也可以不受監督，憑借個人的是非恩怨，處理地方事務。徇私舞弊，魚肉百姓，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所有這些，都是缺乏民主的災難。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治狀態。盡管《水滸傳》時代的北宋王朝也有一係列法律製度，但本質上還是一個人治社會。法治是與人治相對應的概念，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不在於社會有無法律，而在於法律由誰來製定，為誰而製定，法律是否有效實施，在法律麵前是否人人平等。法治是以體現人民意誌的法律治國，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人治則以掌權者的意誌治國，法律主要用來約束被統治者，而當權者則可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在封建專製社會，皇帝具有當然立法權，他說的話就是聖旨，聖旨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皇帝能夠淩駕於法律之上，皇權超越法權，不僅在皇帝自己的意識中視為當然，而且在社會各階層的觀念中也認為理所當然。對於皇帝來說，朕即是法律，法律為我所用，違我即違法。對於統治集團內的官僚來說，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裁決權，可以根據個人恩怨和利益得失，隨意進行裁決。高俅新任殿帥府太尉，所有下級幹部都來參拜，唯有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因病沒到堂，高太尉便認定他“抗拒官府”，下令抓來治罪；高衙內看上了林衝的妻子，他的幫凶就設計陷害林衝，誘使林衝帶刀誤闖白虎堂，使林衝背上行刺上司的罪名，落入法網不能自拔；裴宣因為秉公執法，得罪了貪婪的知府大人，就被借故刺配沙門島。在《水滸傳》裏麵，不管發生了什麼案件，人們很少按照程序和規則出牌，很少借助正當的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憑借哥們兒義氣和金銀賄賂來“擺平”，這兩招不管用了，就隻好訴諸暴力，用拳頭來說話。宋江為了哥們兒義氣，特地給晁蓋通風報信，算是知法犯法；朱仝、雷橫在追捕晁蓋或宋江的時候，隻是裝模作樣虛晃一槍，有意讓哥們兒逃跑；即使像林衝這樣的英雄好漢，在發配滄州的時候，為了回避一百殺威棒的猛打，也不得不拿出銀子賄賂差撥；為了營救盧俊義，梁山泊好漢不惜出重金收買看守牢房的蔡氏兄弟。諸如此類事件，在《水滸傳》裏俯拾即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官員，可以貪贓枉法，徇私舞弊；手握殺威棒的差撥，也能夠玩弄花招，生財有道。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很早就孕育了近代主要法律製度和民主政治的萌芽，法治精神很早就成為社會共同崇尚的精神品格。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不公正地判處死刑，本來他完全有機會逃亡，但他以“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為由，拒絕逃亡，慨然赴死。蘇格拉底以自己的死向後世展現一種崇高精神：服從自己所認同的法律製度是公民的基本道德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