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文床秋夢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麼著，人就不能不這麼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餘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幹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隻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麼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隻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隻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幹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幹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麼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裏也還有《三字經》和《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誇著“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的《幼學瓊林》，教著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太公家教》，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之類的。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麼說，忽而那麼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為舊的社會關係，一麵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曆史，將中國曆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於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隻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辟於健者也。